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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讨论的石头既包括各种各样的宝石，如玛瑙、玉石、珊瑚、天珠等，也包括那些虽然石质普通，但形状、图案奇特的石头，还有那些在当地人眼中具有某种特殊性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具备某些实用性的普通石头，我们姑且把这样的石头称作扎西人眼中的“灵石”。成为灵石的关键是这些石头必须具备某些特征，这些特征要能够激发人们的某些想象，并可能通过当地人的主体性、文化底蕴构建出人与石之间的某种关系。因此，通过灵石，我们可以发现特定的人石关系，而在这些关系背后则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被拓展和可拓展的关系。由此来说，我们可以把灵石看作当地人建构性特征的一种重要的依托和表现。
本书中“卵”的意象，它强调的是基于大自然中实在性的卵所形成的一种具备文化特性的可能，在青藏高原石文化中，“卵”被看作一种可以生发、赋予生命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体。在本书的具体研究表述或故事中，不同情境中的“卵”被用来指代特定的内涵和关系，如在特定青藏高原社区内，“卵”被用来指代某种有机关系，它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因子，一种文化的种子，从而发挥文化纽带的作用，尤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功能，构建起在特定区域内或者特定社会群体内的精神链接和支撑图式。
本书主要运用了两大类研究方法。一是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方法，如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二是文化的阐释方法，如话语分析、诠释互动分析等。在具体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不同方法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独立出现和运用的，笔者在不同方法之间努力实现它们相互之间的连贯和彼此支撑，如在参与观察中进行必要的文化阐释，在诠释互动分析中运用深度访谈。在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三个方面，对这三个方面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反思人类学研究中方法运用的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本书的研究过程与结论。
1.恰当把握和运用田野调查
扎实的田野工作而不是实验或者数理分析，是人类学研究的根基。研究者对田野有深度的沉浸是人类学研究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在这种沉浸过程中形成对资料的记录、认知和系统化的解释。从这一点来说，人类学运用田野研究方法实际上存在着对研究人员自身高度依赖的内在限定，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或者说，研究者此时比他（她）使用的其他研究工具更为重要。
当研究者自己成为研究工具的时候，我们很难明确界定资料收集阶段的起始与结束，也无法清晰给出解释的开始与结束的确切时间点。研究中使用的数据资料与运用的研究方法有时也并不是被完全限定在特定范围内的，而是充满着一种弹性张力。本书中运用的各类资料是笔者在较长时间内获取的（从 2016 年至 2022 年），不同案例、数据之间也存在着对话，这种张力直接影响着本书的研究过程。由此来说，除了研究中确切的时间、空间以及它们的边界性外，许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大量田野元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既然人类学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变动的社会世界，那么人类学所提供的文化解释必须具有较好的张力，并在这样的张力和过程中分析、选择使用的方法与手段，同时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成本等问题。
对一个规模较大的社区来说，我们要实现“全面”进入式的观察难度是较大的，甚至是不可能有效实现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有必要秉持一种反思性的、缜密化的田野调查的实践惯性，使在田野的不同情境下使用的方法体现出一定的恰当性、灵活性与开放性。
2.应对写文化风险
在人类学研究中，研究者必然要开展写作过程，而写作的过程必然隐含着一种写文化的风险。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人类学家们以一种写作的方式把田野故事、社会面貌与文化体系呈现出来，但是这并不能，也不应等同于客观性的叙述。因为写作的过程实际上充满了文学性的元素，充斥着大量的建构元素，体现出建构的特性。从人类学家开始田野过程，直至完成对田野故事的描述，他们就已经拒绝了从其他角度展开叙事的可能，同时我们又无法有效排除这样的可能：对研究者来说，其他叙事会有更好的意义或者效果。所以，在书写文化时存在着受历史局限而从中进行选择与建构的特征，这也构成了一种写作风险。
在写作中，人类学研究者仿佛已经进入了一种自我建构的模式，他似乎是一种全知全能的人，用各种技术性话语或者华丽的辞藻、修辞来描述和讲解故事，此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有效保证他（她）是在做客观的阐述，或许只有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讲述的对象能够分辨，或者他们自己也无法分辨，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他们多数时候是被淹没在自己的话语中的，而那些研究对象则几乎是完全沉默着的。文化书写一旦生成，它就体现出一种人类学研究中话语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性。
面对文化书写形成的权力关系，人类学研究者应该始终慎重对待，并警醒地反思，甚至要鞭笞自己和自己的写作，既要对自己异常严格，同时也要异常谦逊。作为真正的人类学研究者，必须具备一种更为宽阔的心胸和气度，时刻注意为另外的可能留出足够的余地，努力把自己写的文本放在一个更广泛、可对话的共同知识背景下——承认自我的写文化带有某些倾向与特征。概言之，在观察与写作时，人类学研究者有必要放弃肆意的独白，并应该把自己放在历史的与对比的秤盘之上。
3.处理文化解读两难困境
与写文化风险相关联的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虚幻现实”问题，这一问题也被称为“人类学的两难困境”，即如何转译当地人的理解，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当地人的理解。人类学研究者面对的是由“他者”创造和建构的现实，这一现实对研究者来说却是一种带有虚幻色彩的现实——他们通过观察得到的互动、仪式、神话等内容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存在。另外，人类学研究者在开展田野工作时，也要充当文本读者的“转译人”角色，即把当地人理解的世界通过另外的文本呈现出来，文本所要呈现的是格尔茨所说的“钻入当地人的头脑中”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与生活。
但人类学研究者真的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吗？
西方人类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分野，而且这种趋势似乎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一些客观主义者认为，自然是真实、客观的，而文化（有丰富的主观性和多样性）则是非自然的，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存在。已有的一些研究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对这样的理解提出了质疑。有一种研究取向认为：人类学家需要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至少要摆脱这样的预设束缚，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要把文化放在和自然一样“坚实”的基础之上。
对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当地人的“神话”实际上就是他们传统的一种“谈话”和以特定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表征，或者可以说是他们“以前的故事”或“以前的谈话”。既然是“谈话”和表征，那么对当地人来说神话就意味着具有某种可信性和可借鉴性，也就是说，在当地流传的任何故事文本其实和它们的真实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说它们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真实与否。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文本在当地更多扮演着一种信念的角色，它们是一种共同知识的信念。谈话中的话语越丰富、隐喻越复杂，它们传达出的信念就越坚定，表征也就越深刻，对当地人来说也就越具有影响力。
在多数时候，人类学研究者面对的就是当地人的理解、信念以及它们的大量表征，研究者必须努力尝试，争取并能够从当地人的角度去感受、领会和运用这些，但同时，他们又不能完全陷入其中，他们也需要站在客位的角度上去开展民族志工作，否则他们就与当地人没有区别了。这样，人类学研究者为了获得更为全面的信息，或者说必然要选择做对比性的解读（当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解读）。所以，站在与自然同样“坚实”的文化立场上开展工作，这对人类学研究者来说似乎是格外重要的，而且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