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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和牌坊都是独具文化特色的中华传统建筑物。牌楼和牌坊，虽然类似，实有区别。
据文献记载，牌坊起于周朝，是一种用于旌表节孝的建筑物。
后来在宫苑、寺观、园林、陵墓、官署、街道的路口均建有牌坊式的建筑物，然而这种牌坊并不具有表彰性质，这就是牌楼。
牌坊与牌楼在建筑形制上的区别在于：牌坊一般没有屋顶（闽南语称“厝盖”），没有楼层的构造，建筑的材料是比较单一的，为了保持永久，大部分用石料构成，所以常称为“石牌坊”，个别地方也有纯用木材建成的；牌楼则有屋顶（厝盖），屋面有瓦片、飞檐、屋脊，有楼层，这种牌楼有木结构的，也有由砖、木、瓦等多种材料构成的，木料部分是经过雕刻及油漆彩绘的斗、拱及花板。
但在实际中，牌坊和牌楼已经互混了。为了豪华壮观，显示主人身份的不凡，本来用于旌表的牌坊，建成了牌楼体制，有仿瓦当的石雕屋面，有仿木的石雕斗、拱，有楼层，俨然成了牌楼。也有本应该建成牌楼的，但建成了牌坊的样式，这种建筑物不具备旌表性质，不属于牌坊，习惯称为“门坊”。
由于牌坊和牌楼概念的互混，现在习惯上从功能来区分：属于旌表性质的，叫牌坊；属于寺观、园林、陵墓、街区、官署等标志性质的，则称为牌楼。
我国有着丰富多彩的牌楼建筑艺术，历史上曾经留下了许多豪华精美的大型牌楼，彰显了独具中华特色的建筑文化。据统计，北京市现存的明、清时期的牌楼还有 60 多座，建筑形制有三门四柱、五门六柱等。“国子监”牌楼、“成贤街”牌楼、“万流朝宗”牌楼等都是负有盛名的经典建筑。
英都古代没有牌楼。倒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文化复兴，在一些寺庙宗祠的路头门口新建了一些牌楼，成为英都建筑文化景观中的亮点。其中，最有名的是 1996 年建于洪氏家庙建筑群入口处的“翁山”牌楼，这是一座砖、石、瓦混合结构的牌楼，三门二楼，屋面用绿色琉璃瓦，四垂脊，石雕仿木斗拱。整个牌楼造型线条流畅，形象壮观。之后，又有建于石泉院的“石泉古地”牌楼（石、砖、瓦混合结构，三门三楼），继而又新建了“宝湖古地”“承畴纪念园”“董山西二宗祠”等石结构的牌楼。
事实上，英都早在 1959 年就建过一座牌楼，只是在 1970 年被拆掉了。
1960 年 1 月，教育部在福州市举行“全国工农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这场为期 5 天的会议，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安排 1 天时间到南安县的英都公社检查农民业余教育情况。这是英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盛会，为了迎接这一盛会，英都公社从 1959 年 9 月起就突击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除了建造会议场馆（英都影剧院扫尾工程）和环保卫生设施外，还有一个新建项目，就是在塘边街入口处建一座迎宾牌楼。这一任务由公社的木器厂和公社的建筑工程队联合承担。由于时间紧迫和经费限制，这个牌楼没有按照中国传统的牌楼样式建造，而是一次创新。英都木器厂的洪恭芳（英都荣星人）、周媄（安溪墩坂人）二位“大木”师傅和建筑工程队的青年泥水师傅梁金邦（翔云梅庄人）领衔设计并建造，他们发挥敢想敢干的精神，土法上马，日夜加班，设计并亲手建造了一座中外合璧的砖木结构 2 墩 8 柱单门大牌楼。两旁各有一座四方形大墩，上各竖 4 支方形柱，4 支方柱上面建一圆形穹顶，穹顶上方置一圆球。中间为松木制成的火焰形状额枋。整座牌楼雄伟、简洁、大方，且带有南亚及欧洲的建筑元素，体现了解放初期许多新型建筑的风格。
这个大型跨街牌楼建于塘边街的入口处，即今民山村杉厝下自然村。1960 年1 月 12 日上午，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福建省委常委林修德、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率领当时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厅领导，还有陪同检查的中共晋江地委书记张桂如、南安县委书记宁安玉等领导，以及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记者，乘车徐徐开过这个迎宾牌楼，进入塘边街。民山、英东两个生产大队的民校文艺表演队在迎宾牌楼前载歌载舞，迎接嘉宾，一时传为盛事佳话。领导嘉宾们先在英都影剧院开会，听取英都公社党委书记陈奕芬的业余教育工作汇报，又到大新、石山、翔山（今属翔云镇）3 个大队（现在的行政村）现场检查农民识字夜校的教学情况，直到当夜 10时许才离开英都。
这座迎宾牌楼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因松木横梁腐朽而不得不拆除，实际存在将近 20 年之久，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杉厝下曾经有过这么一座牌楼，倒是年长的人们常常还会提起“牌楼顶”“牌楼脚”这些话语。因为牌楼建起以后，英都人习惯以这座牌楼作为镇区和农村的分界坐标。近来偶尔听到在塘边街入口处复建牌楼的倡议，这也是一件好事。不过，新建的牌楼有可能是仿古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