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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瘟疫。据中国中医研究院 2003 年编纂的《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 321 次大型瘟疫，这是该书编纂者从我国中医典籍及各种历史记载中统计出来的。
现存的《泉州府志》《南安县志》等地方志，对历史上发生过的瘟疫记载并不完全，这可能由于当时修志的人手及信息资源有限。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志书的记载中看到南安历次瘟疫之肆虐及人们与之生死搏斗的惨烈状况。
戴希朱总纂的民国版《南安县志》共收录、记载了南安县自明至清并延伸到民国初年的四次大瘟疫，文字不多，引录如下：
（明嘉靖）四十一年，疠气大作，市门俱闭，至无疫出。
（明万历）四十五年，大疫。
（清）道光初年，瘟疫，民死无数。
（清）光绪二十三年，大疫。初，鼠疫自十六年由粤省沿海一带传染到厦门、泉州，蔓延南安，无处无之。原其疫气所发，鼠先受毒，鼠死而人染其毒气，遂发热发瘤，口渴眼睁，手足抽搐，一二日或四五日即死。自光绪中至民国六年，无年无之。计阖邑死数十万人。
以上四则史料，记载了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至民国六年（1917）计355 年之间南安县发生的 4 次大瘟疫，尤以最后一条即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发生的瘟疫记载得较为详尽，明确记载该次大疫为“鼠疫”，光绪十六年（1890）由广东沿海传入厦门、泉州，而后蔓延到南安。发病症状是老鼠先受毒而死，继传染到人，从发病到死亡最快一二天、最迟四五天，非常凶猛，并具体描述发病症状为“发热发瘤，口渴眼睁，手足抽搐”。这次疫情从 1897 年至《南安县志》成书时的 1917 年，20 年间从未间断，年年发作，全县死亡人数数十万人。疫情空前严重，人口死亡惨重。
以上引录的 4 次疫情，除了最后 1 条为鼠疫外，其他 3 条均未明确记载是何疫症。
明万历四十年（1612）出版的《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对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发生的瘟疫有较详细的记述，可作为对《南安县志》的补充，也抄录如下：
（明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者。薰蒿凄怆，不可忍闻。市门俱闭，至无敢出。
这是多么令人恐怖的场景：市场街道、寺院庙观，因瘟疫而死的尸体互相叠靠，尸体散发的气味臭不可闻，家家户户闭门不敢外出，十人中有七人因瘟疫而死，更有全家都死亡无人幸存的。
在医学科技尚未发达的古代至近代，坊间对瘟疫的称呼主要是“老鼠仔症”和“吐漏症”，即鼠疫和霍乱，还有其他不明名称的疫情。
1962 年，我在生产队曾经听老农洪恭柴（1905—？）讲过他儿时听说的瘟疫情况，不管是“老鼠仔症”还是“吐漏症”，来势非常迅猛。他说，有的人上午还好好的，在帮忙料理邻家死者丧事，抬棺出葬，下午突然就死了，被别人抬出去埋葬了。洪恭柴讲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指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的那场鼠疫。
2019 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其严重性是空前的。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明原因的凶猛疫情，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优越的政治制度、有强大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基础，抗疫行动有条不紊，把损失和死亡的代价降到了最低。我们虽然不幸遭遇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瘟疫，但我们又庆幸赶上了这伟大的时代，否则发生像史书上记述的那些瘟疫惨状不是不可能的，前几年发生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就是明证。现在重温志书上瘟疫的记载，可以让我们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感受到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光荣和自豪。
民国版《南安县志》的编纂者戴希朱先生，在记载历次瘟疫的事例之后，还不忘告诫人们：
天能生人，便能死人。人心日险，天律日严，律在必行。天虽爱人，亦有不能悯人之死者。……愿天下人平时循天理，多善行，重卫生，以自保其身可也！若能多施药，明医理，以救一世之人，则更善矣！
戴希朱语重心长地指出，应该敬畏自然。大自然养人类，但也会制裁人类。人类越肆无忌惮地违背大自然，大自然对人类的制裁就越加严厉，决不会怜悯你。他认为人类必须爱护环境、注重卫生、讲究科学，才能保护自身。如果能多做施药救人的善事，以救治世上之人，那就更善了。这些百年前的话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真知灼见，至理名言。
2020年2月25日夜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