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英都拔拔灯的调查、发掘和申遗之路

福建省南安市英都镇昭惠庙，因位于古称“董山”的自然村，故俗呼“董山宫”。董山宫在每年“天诞日”举行的拔拔灯民俗活动，是独具特色的游灯形式，遐迩闻名。然而，围绕着昭惠庙供奉的神灵以及为何在天诞日举行如此独特的游灯仪式，因为没有文献记载，种种猜想便随着传说的流播而更显神秘。

“拔拔灯，拔拔灯，拔去董山宫……”耳熟能详的童谣，伴随着儿童仿效大人拔拔灯模样的游戏，常常引起我对董山宫“拔拔灯”这一特殊游灯形式的探究和遐思。

我的疑问太多了。比如，游灯为什么不在元宵节这一天，而是在正月初九“天公生日”来进行？游灯就游灯了，干吗一定要用大绳拴起一大串灯笼，慢慢走不是更热闹吗？游灯为首者干吗要呼唤着俯身跑步前行？董山宫的三尊木雕神像，被称为“三位尊王”，其中一尊称为“仁福尊王”的，农民说他是天公的女婿，下凡来保佑董山一方生民。他们把这“三位尊王”亲昵地称呼为“三仙老的”，意思是“三位老者”。清代举人洪鹏上题撰的昭惠庙楹联，有“王皆圣巽命用庥”一句，深奥的用典和晦涩的词句难倒了许多学校语文教师，只有学过古文的爸爸告诉我说：“意思是说，昭惠庙供奉的王都是皇帝敕封的！”然而，这位“尊王”是哪个朝代的皇帝敕封的呢？他为什么在这山乡的一隅消受人间香火？等等一大堆疑问，如解不开的疑团一样缠绕在我的脑海间。

也许是我命里注定与昭惠庙结缘，我自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后进入社办企业系统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英都。而且，我因为曾经参与公社文化馆的工作，在董山宫附近的洪氏八世宗祠住宿了八年之久。命运注定我必须忠诚地守望着生我养我的家乡，默默地履行着上苍赋予我的使命：追寻和探究谜一样的董山宫“三仙老的”及拔拔灯活动的来龙去脉。

曾经有一位昭惠庙管理人员告诉我，“三仙老的”其中的仁福尊王是隋朝开闽的功臣，这尊木雕神像就是隋代先民雕刻奉祀的。隋朝时期是 581—618 年，距今有 1300 年左右，没有特殊的保护措施，木雕制品能够保持 1300 年，简直是奇迹。对此我一直持怀疑态度。但那位老者信誓旦旦地保证，绝对是隋朝遗物，并说神像后面有文字可证明。为了验证，我和他约定，择日打开神像背部的木楔，以文字为准。于是，选择好了日子，我又约请两位南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业文保工作者杨小川、李辉良来到现场。那位长者焚香祷告，然后小心翼翼地为仁福尊王神像解开蟒袍，开启其背部的一长方形木盖，果然有毛笔字书写的“明万历某某年重妆粉面”字样，并署有工匠题名。至此，所谓“仁福王是隋朝押解充军入闽的押闽王”一说，终因有这段原始文字资料而被否定。南安市文管会的专家据此认定，此木雕神像为明代万历年间文物。而我则认为万历年间的“重妆粉面”，是一种维修手段，可见此神像的雕刻时间应早于万历。这是我与南安文管会专家之间存在的一点分歧，但无论如何，通过此次“开佛”验证，证明了昭惠庙的仁福王不是什么“隋朝的押闽王”。

1991 年 2 月 1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一行 50 多人，莅临南安县丰州镇九日山实地考察。九日山上 78 方摩崖石刻，用文字记载了宋、元、明、清历代泉州郡守率领僚属在九日山昭惠庙举行祈风仪式的史实，丰富的史料让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官员陶醉了，他们在九日山麓刻石留念。《泉州晚报》报道了这一盛事。这一消息震撼了我的心灵，多年郁积在胸的许多疑问从这一消息中得到启发，使我看到了拨开迷雾的曙光。既然丰州九日山昭惠庙有过这样辉煌的历史，英都董山昭惠庙距离丰州九日山这么近，两地“昭惠庙”庙名之雷同绝对不是巧合，其中必定存在着因缘关系。我到南安借到了一部康熙版《南安县志》，从中找到了关于九日山昭惠庙的详细记载，但并无法找到其与英都昭惠庙有关联的蛛丝马迹。

我抱着一丝希望，决定亲自到九日山拜谒昭惠庙。丰州有我奶奶辈的亲戚，也是我 1958 年参加工作时老领导陈奕芬的家乡。在这些亲戚和朋友的指引下，我到了九日山下，看见了重建的延福寺庄严巍峨，却不见大名鼎鼎的昭惠庙。访问当地村民，一位长者指着几座花岗岩建筑的两三层楼房告诉我：“当年的昭惠庙就在这里！”听完此话，我心里五味杂陈，良久无语，怏怏而回。

《南安县志》和《泉州府志》都明确记载了九日山昭惠庙奉祀诸神的来历，其中有泉州郡守随从武官陈益在随同郡守祈风时“立化成神”后敕封“仁福王”的传奇式记载。

“肉身王姓陈名益。熙宁间有西夏之警，诏求勇敢士，郡守辟益为巡辖官。元丰间睹庙之灵，誓舍身为佐，遂植杖立化，僧尼为益躯，别祠奉之。淳祐中累封仁福王。（康熙版《南安县志》第二卷‘九日山’）”

从这一记载来看，“仁福王”是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他死后被封为神，受人供奉，其被在英溪行船的陈姓族人分灵至英都立庙奉祀是很有可能的。这一记载启发我立足本地进行田野调查，从本地深挖董山昭惠庙的由来。

果然，查得董山昭惠庙古代的位置并非现址。有年长我一岁的洪林桂先生告诉我，他自幼就听说，现在的董山宫（昭惠庙）是轩边寨下移徙过来的。他特地带我到现场察看。轩边寨是一座小山岗，东、西、南三边均为平地，北面则濒临英溪的董林码头。这座小山状如“烘炉”，传说是整个大董山自然村的标志，俗称“烘炉穴”。山的南麓有一地名叫“陈厝巷”，“陈厝”是古代陈姓居民住居的地方，陈厝巷就是陈姓居住村落的小路。经进一步调查，原来这里说的“陈厝”，是当年在英都行船为生的陈姓船夫的住宅，有好几栋。陈姓船夫的船，锚地就是这座“轩边寨”北面的英溪董林码头。又有人回忆，曾听前辈说过，陈姓船夫曾筑有一座“宫仔”（小小的庙），奉祀一位他们陈姓本家的神灵。“宫仔”本来建在董林码头，后来移到轩边寨下陈厝巷，当作他们的“当境”神庙奉祀。再后来陈姓居民迁徙别处，估计在明代洪氏才把这座“宫仔”移来现址。

经一番调查，由古老传说形成的历史脉络逐渐浮出水面。

我再翻阅《南安县志》和《泉州府志》，九日山昭惠庙当年主祀的“通远王”（乐山神）李元溥，还有从神“仁福王”陈益、“忠惠王”黄志，都是有名有姓的神。但当年陈姓船夫盖的“宫仔”规模不大，只奉祀一尊本宗同姓的仁福王（陈益）。民间曾传说这座“宫仔”是陈姓船夫奉祀“他们陈姓自家的神”的，就是指此。

英溪的中下游，历史上共有 4 个码头，以董林码头和十篙码头为最大，奇怪的是，这两个码头都是陈姓船夫在经营，可见陈姓船夫是当年专门在英溪水上谋生的老大。他们在英溪内河驾驶轻便的驳船（农民俗称“驳仔”），以载货为生，往返于英溪至九日山下的金溪港之间。船从英都起航，顺水行舟，俗称“放船”。金溪港返航英都，还要载些内地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逆水行舟，沿西溪逆流而上，在河面开阔的河段，尚可缓慢行进，进入支流英溪，只有拉纤才能驱动驳船，称“拔船”。拔船是个苦力活，有时必须三四艘驳船的纤夫联合起来，把驳船一艘一艘地拉上险滩，其艰难程度非亲历的人是不能体会的。我曾在“溪仔”“营头”等自然村访问过 5 位民国年间在英溪行船的纤夫，这些“英溪的最后纤夫”告诉我，拔船时，那竹篦编成的一寸左右粗的船缆绳，深深地陷进纤夫肩上的肉，磨出血是经常的事。他们还为我示范性地表现俯身前行的动作。艰辛的血泪劳动，哪里像流行歌曲中唱的“妹妹坐船头”“纤绳荡悠悠”那么浪漫轻松！

唐宋明清时，大海的潮水可达金溪港。当年的陈姓船夫，就是以这种艰苦卓绝的劳动，把英都的茶叶、丝绸，还有米粮、薪炭等农产品，从南安西部的英都，通过英溪运到九日山下的金溪港。正是这条黄金水道，把许多南安西部的农产品运到金溪港（也叫“金鸡港”）登上番舶，梯航万国。

时光流到了明朝景泰年间，英溪上的陈姓船夫，不知什么原因离开英都了，轩边寨南麓的陈姓住居处空留下“陈厝”地名。同时，还留下了他们创造的民俗仪式，即每年正月十五之夜的拔拔灯活动。

原来，陈姓船夫为祈求风调雨顺，在每年的元宵夜将拉纤的纤绳拉直，在码头张挂起小小的灯笼，以此来庆祝元宵佳节。有时兴起，拉起拴满灯笼的纤绳沿溪岸码头巡游，作拉纤状俯身前行，创造性地将生产劳动和元宵闹灯结合起来，再现了人与自然抗争的生动场景。可见，“拔拔灯”民俗活动是当年在英溪航运的陈姓船夫的原创。

那时候有翁山洪氏在英都繁衍，四代单传，至第五世始分兄弟二支，俗称东、西轩。西轩居易公生 4 个儿子，其中第二子名“荣璋”。荣璋公所传裔孙，世称“西轩二房”。荣璋公生子二，长子名“壬逊”，次子名“庚逊”。荣璋公勤奋耕耘，遗下田产二处，在池头一处（属今良山村），土地面积较少，但水利资源较好，俗谚“柴山水源好，四季免烦恼”，是旱涝保收的良田。另有在董山（属今民山村）田产一处，水利资源差，俗谚“董山鬼，三日无雨就伡水”，但土地面积较多，土质又好。兄弟协商分家时，兄长壬逊自愿认领土地面积较少的池头一份，而弟弟庚逊则正好喜欢土地面积多的董山一份。在他看来，家庭要兴旺，第一要有人丁，第二要有田地。

庚逊是一个勤奋的农民，他在董山定居，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把陈厝巷陈姓船夫遗留下来的昭惠庙，迁徙至号称“董山垟”的大片农田之旁，扩大规模重建，昭惠庙从此有了“董山宫”之别称。庚逊认为，陈姓船夫崇祀仁福王，是祈求天公风调雨顺以利行船谋生，这与农夫祈求天公风调雨顺是为了五谷丰登同出一理，应该继承。既然传承了陈氏奉祀的神灵香火，拔拔灯的仪式也理应恢复。当时洪姓人丁尚少，洪庚逊倡议恢复拔拔灯，也招呼了当时居住在董山的其他姓氏的人参加活动。不同的是，洪氏恢复的拔拔灯活动，时间从元宵节改为正月初九“天诞日”，仁福王也从管航运的水神变成了兼顾农业的当境神。

庚逊公只活到了 38 岁，他的妻子陈氏则寿至 81 岁。庚逊公逝世后，陈氏不负夫望，带领 2 个儿子勤奋耕耘，家业大振。2 个儿子，长名“潮”，次名“瀛”，兄弟成家后各自立业，各有建树。陈氏遗言二子：日后子孙兴旺，拔拔灯活动时仁福王神驾出巡，昆仲二房每房各出 2 人扛神轿，这就是董山洪氏（洪氏西轩二房）传至八世以后拔拔灯活动的灯首一直按二房平分的原因。至今每年正月初九之夜，拔拔灯队伍中的仁福王神轿上还保留古例，轿顶四角各挂红灯一盏，合为二对，即二房子孙各一对。

昭惠庙奉祀的神祇，也增祀了大王公（忠惠王）和本官公，合称“三位尊王”，之后，又增祀了被讹称为“菜脯公”的太保公郑和。

至明朝弘治中叶，居住在董山的西轩二房这一派，人丁成众，拔拔灯活动也逐渐规范化，仪式程序基本定型。洪瀛（号芦山公）经商富裕，族谱记他“晚年蓄二妓以自娱”，是个喜欢娱乐的人，他亲自教习“花鼓唱”，把民间音乐及舞蹈引入拔拔灯活动，使拔拔灯队伍到一定时间停下来更换蜡烛时，兼有表演文艺节目的环节，取悦观众，具有民众喜闻乐见的观赏性。程式化的仪仗队伍和环节程序渐趋定型。

庙是移了，昭惠庙作为英溪航运水神的地位并未改变，明清以降英溪运输繁忙，往来于英都至泉州的 30 多艘驳船依然奉祀着昭惠庙的香火。

传至第九世，伯生、伯鸾两兄弟于明朝万历年间重建昭惠庙。至清朝乾隆己酉年（1789 年），董山出了个举人洪鹏上，他根据昭惠庙仁福王的历史，撰写了一副庙联，“庙向南离明有赫，王皆圣巽命用庥”，用楹联记载了“仁福王”是皇帝敕封的史实。

通过多年不懈的调查，我拜访的对象有 20 多人，他们之中有虔诚的仁福王信士、信女，有学校退休教师，有 90 多岁的民间艺人，有尚健在的英溪河运最后的纤夫。我把他们从祖先传承下来的种种信息，综合梳理，互相印证，使碎片化的信息形成明显的脉络，理顺了董山昭惠庙及其拔拔灯活动的前世今生。

1991 年，听说南安正在编修新的县志，而且已经进入复审定稿阶段，我赶快把多年来调查的英都镇董山昭惠庙简史加以整理，亲自面呈南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委会很重视，将我提供的资料整理成 120 字的条目，编入 1993 年出版的《南安县志》第三十四卷第三章第一节“寺观庙宇”。从此，始建于南宋的董山昭惠古庙载入了地方志书。

1992 年 7 月 23 日，经《翁山谱志》总纂洪瑞生先生引荐，我拜访了在泉州的陈泗东先生，向他报告关于董山昭惠庙是从丰州九日山分灵至英都的调查研究成果。陈泗东是泉州市著名地方文史专家。他听到我的报告，喜出望外，激动地说，九日山昭惠庙早已废圮，晋江安海的昭惠庙也被毁坏，且喜英都昭惠庙香火兴盛，非常振奋人心。他又说：“我一直痛心，难道香火显赫一时的昭惠庙通远王、仁福王，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吗？”之后，他写了《九日山的通远王和仁福王今何在》一文，发表在 1992 年 8 月 24 日的《泉州晚报》上。当时陈泗东先生正致力于呼吁重视研究古代泉州的昭惠庙海神崇拜，至于什么“拔拔灯”的活动，他并未表示重视。

1998 年 4 月，南安市人民政府根据英都昭惠庙的申报，批准昭惠庙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董山昭惠庙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和责任，昭惠庙以此为契机，成立了以洪林桂为主任，洪瑞木、洪双全为副主任的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举行的首次会议，议题就是如何保护和传承拔拔灯活动，因为这是七世祖公祖妈留给儿孙的精神财富，董山人的人文品牌。

2001 年 1 月，我在《英都乡讯》小报上发表了《独具文化内涵的灯俗：昭惠庙拔拔灯》，首次较详细地介绍了董山昭惠庙拔拔灯活动的源流和基本内容。这份以英都在外乡亲为主要对象的彩印小报，每期发行量（赠阅）3000 份，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2002 年 4 月，我又在《英都乡讯》上发表一篇特写，题为《拔拔灯队伍中的老外》，报道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泰德·杰罗和卡洛尔·杰罗夫妇亦步亦趋跟着拔灯队伍快乐行进的情景，并配发了照片。这篇短文勾起了多少在外的英都游子的乡恋，也引起外地人了解英都拔拔灯民俗的向往之心。

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2003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将正在研究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

2005 年 7 月 12 日，由泉州市文化局社文科科长谢万智带队，南安市文体局、南安市广电局、南安市文化馆等单位到英都昭惠庙召开了调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座谈会。昭惠庙管理人员，英东、民山二村的村领导及老年人代表共20 多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福建省关于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件精神，与会成员热烈讨论，就“拔拔灯”民俗申报省级非遗一事各抒己见，迈出了昭惠庙拔拔灯申报非遗之路的第一步。

座谈会决定了由我调查起草非遗申报书。经过 3 个多月的继续深入调查，反复修改申报文本 6 次，草稿多达 9 万多字，我终于完成了泉州市、福建省的二级申报工作。

在我的申报文本中，对董山昭惠庙拔拔灯程序环节的表述，以我几十年的调查成果为主，增加了申报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补充的资料，综合成拔拔灯活动的 10 个环节。这个文本，是对拔拔灯历史及程序仪式的抢救发掘、全面恢复的一次规范性总结，是一份珍贵的成果。

如果没有谢万智慧眼识珠，提名英都拔拔灯项目申报非遗，可以肯定，英都拔拔灯就没有今天的荣誉。我曾听说，泉州市文化局把这个项目申报到福建省文化厅，当时省厅的申遗工作人员对这个项目并不看好，恰好文化部的非遗专家下来调研，看了申报书，充分肯定了这个项目的代表性，并指出这个项目可以申报国家级。这一消息我是听说的，但我完全相信这是真的。当时一提起非遗，许多人总是热衷于茶叶、脱胎漆器、瓷器的制作技艺等和经济效益有关的项目，对于游灯时还要用一根绳子把灯笼拴起来“拔”着走的民俗项目并不看好。

申报省级非遗获得成功，大大鼓舞了我向国家级冲刺的信心。于是，我建议在 2007 年农历正月初九之夜，组织一场接近于仿古的拔拔灯活动，并拍摄了录像，精心准备申报国家级的各项工作。5 月 13 日，我听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先生到晋江市进行工作调研，我立即驱车前往晋江，邀请他到英都考察。乌丙安老师很高兴地接受邀请，他冒着炎热天气赶到昭惠庙，听了我的汇报，看了我提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现场察看了拔拔灯用的各种器具和演示，高兴地说，这个项目在全国五花八门的正月闹灯形式中别具一格，具有代表性，应该以“民俗”类申报，并就申报文本（含电子文本）的制作进行了指导。

2008 年 6 月 14 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08〕19 号文件，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 510 项，其中，“南安英都拔拔灯”上榜，成为全国 9 大灯会之一。那天是星期六，我从网上查得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向镇党委书记陈文举同志报告，陈文举非常兴奋，立即向南安市市长报告。

南安英都拔拔灯，陈姓船夫首创，董山洪氏继承，经过数代人不懈接力，不断完善，并使之仪式化。通过申报非遗的行动，调查、发掘、抢救和恢复了这一文化遗产，使这项历 700 多年，经几十代人传承下来的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放异彩。

2008 年 11 月 18 日，英都镇召开由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镇党政机关全体干部大会，镇党委书记陈文举在总结报告中回顾了英都拔拔灯的申报之路，并特别指出：“申报人廖榕光年已七旬，不为名不为利，没有一分钱的报酬，默默奉献，为南安争取到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精神感人，应予表彰。”

英都拔拔灯申遗成功以后，各路媒体纷至沓来，经过他们的传播，蜚声海内外，盛誉远扬。十几年来，我共接待配合中央、省、市及香港地区的各种媒体采访 80 多次，有一年正月初九之夜竟接受了电视台和报纸 6 家媒体记者的采访。我先后配合央视农业频道录制专题片《拔出来的男丁》，央视纪录频道录制非遗档案资料专题片《中国影像方志·南安篇》，香港凤凰卫视录制专题片《正月里》，泉州电视台录制专题片《活力泉州行一一走进英都》等，还有数不清的各地报纸、电视台的新闻记者采访。

董山昭惠庙的拔拔灯活动，经历了从陈姓纤夫到董山农民的数百年传承，一代代先民接力传递，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但它没有典籍，完全靠民间口传身授，传承人众多，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遭受几次“破除迷信”、“破四旧立四新”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濒临灭失。通过申报非遗，抢救和恢复了这一濒危的民俗。

但是，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农村文化生态的改变，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一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课题。当下的青年，无法体会当年英溪纤夫逆流拉纤的血泪劳动，无法体会当年董山先民在烈日下挥汗如雨、节水抗旱的艰辛场面。董山拔拔灯，是古代劳动人民将生产劳动和文化娱乐结合起来的创造性产物，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古代劳动人民和大自然顽强抗争的斗争精神与祈求大自然风调雨顺、和谐共生的虔诚祈愿，这种对立又统一的复杂思想因素，都在参与拔拔灯的过程中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难体会为什么拔拔灯要俯身呼喊前冲而不遗余力。董山昭惠庙拔拔灯的观赏性，不是泉州元宵踩街的“歌吹漫步”，不是西方文化的“嘉年华”！保护和传承，迫在眉睫的课题，已经摆在了新一代董山人的面前。

（本文是作者在“传承与保护——南安英都拔拔灯项目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U0cmxqNUBoX2ei7fVNVY/Fdj3L0vWRZRB19YB1e3dc80JY3UqpjDksPUC01CTL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