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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农村有许多称为“岩”的佛教信仰活动场所，其中，安溪县的“清水岩”是最有名的，在泉州地区几乎家喻户晓。
闽南农村，处处有“岩”的存在。笔者所在的南安市英都镇，古代有“七岩八院”之说，关于“七岩”的名称，在清康熙版《南安县志》和乾隆版《泉州府志》都有明确的记载。
僧人依附山间的天然岩石筑僧舍，并奉祀某一尊佛教的菩萨或祖师，开展宗教活动，或以巨大岩石下的天然洞窟作为修行和礼佛之所，这就是“岩”。
岩和寺的最大区别是，佛教的寺，有一套完整规制的组织机构和功能不同的殿、宇、堂、馆等建筑，岩则没有。住寺的僧众等级森严，分工明确。岩则比较灵活，有一位和尚住进其中，就是岩了。
这里说的这个“岩”字，是被简化了的，“岩”的古字是“巖”，巖本义是岩洞、岩穴，也引申为隐居。《康熙字典》中关于“巖”字的注释，还引用了《增韵》注：“石窟曰巖，深通曰洞。”据此可以理解为，“岩”字的古义是巨大石头下形成的窟。这应该就是闽南佛教活动场所称“岩”的依据。
我国古代北方有大型的佛教石窟，如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都是人工开凿的，规模宏大，称为“窟”。南方天然岩石下形成的窟，规模微小，故称为“岩”。岩和窟同样依山依石而建，同样是僧人奉佛修行的场所，但规模差别是很大的，不可相提并论。
成书于明朝弘治己酉（1489）年的《八闽通志》，是福建省第一部全省性的地方志。笔者详览书中卷七十五至卷七十九的《寺观》，其中所记当时福建全省各地 3000 多所佛教寺院的名称，未见有名“岩”的佛教建筑物，只有寺、院的记载。笔者所在的南安西部，古代属于南安县廿七都，《八闽通志》载有西峰延寿院和禄寿院二处。西峰延寿院建于唐乾宁初年，禄寿院则建于五代清泰中。还有一处是规模不小的中峰院，《八闽通志》没有收录，但笔者从该院现存的铸铁大钟的铭文中清晰地看到，该院建于宋宣和三年（1121 年）。可见，在隋、唐、五代至北宋，只有寺和院，没有称“岩”的佛教建筑。
那么，闽南佛教场所中现在林林总总那么多的“岩”，是怎么产生的呢？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迅速发展壮大。至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特别崇拜，即位后他针对五代时周世宗严厉的灭佛政策给佛教造成的挫折，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佛教的措施及优惠政策。例如，朝廷设立僧官；制定了对僧人实行考试、核发度牒的制度，以提高僧人素质；斥资勘刻佛经，弘扬佛法。这些措施都大大地促进了宋代佛教的发展。
僧人持有朝廷颁发的度牒，就是合法的出家人，可以享有免赋税、免徭役的特权。但发度牒是收费的，有的官府就靠出卖度牒来增加财政收入，以致民间买卖度牒成风，度牒可以和银票一样在社会上流通，价格越炒越高，甚至还出现伪造、假冒度牒的现象。
古典小说《水浒传》第四回中写道，赵员外为救身负命案的鲁提辖，就把他早前曾许愿为五台山文殊院剃度一名僧人而预先向官府买下的一张“五花度牒”送给了他。之后，鲁提辖在文殊院剃度出家，法名“智深”。杀人犯鲁智深就靠这张度牒改变了身份，逃避了官府的通缉。《水浒传》的这一情节，真实地记录了北宋时期度牒可以买卖和转让的情形。
度牒这么值钱，朝廷及地方政府当然都乐于通过发度牒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有时还会因为财政短缺而“额外度僧”（额外增加僧人出家数量的指标）。例如，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曾上书皇上，请求通过增发度牒，以其收入作为西湖的维护修缮费用，朝廷准奏，批给他 100 张空白的度牒，也就是给杭州增加100 名出家人的指标，让他通过颁发度牒进行筹资。
《水浒传》描写的“五花度牒”，是指有五名官员签字的度牒。度牒的发证机关是礼部，五名在度牒上签字的官员分别是礼部尚书、左侍郎、右侍郎及祠祭司郎中等。这种由“部长”、两位“副部长”及司长一同签署的法律文书证件，竟然沦为“商品”，可以交易，导致出家人数量疯长，僧侣队伍不断膨胀，完全违背了给僧人发度牒以控制出家人数、提高僧人素质的初衷，这是当年制定政策的北宋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
因此，北宋（960—1126 年）佛教的僧侣队伍空前庞大，到宋徽宗时期，在寺院的僧人、行者和在籍而未受度牒者，含在寺院种地的人员总数竟达一百万人之多，创历史最高纪录。
佛教繁荣的现象，在被称为“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福建泉州尤为突出。原来，福建在历朝都大力支持佛教发展，五代的社会动荡及周世宗灭佛运动都未受影响。入宋以后，佛教发展更加泛滥。宋太宗在听说泉州僧尼已度万数，而未度者还有四千时，惊呼“令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
佛教在北宋时期大张旗鼓的发展，暴露出严重的弊病。全国上百万人集中在寺院，显然容易造成管理的真空、漏洞，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思想秩序造成了影响，构成了对政权和社会的威胁。而且，庞大的佛教僧侣队伍逃避了朝廷的赋税和差役，使国家减少了一大笔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寺院大量建设，僧侣迅速增加，寺院占有良田，出家人享有特权，不事生产，不交赋税。庞大僧侣队伍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朝廷的警觉和重视。
宋室南迁以后，朝廷对佛教终于有了较严格的管理和限制措施。
宋室南迁以后，宋高宗（1127—1162 年在位）对佛教实行严格管理和限制发展的措施，并通过减发度牒控制出家人数以期达到僧侣队伍自然减员的目的。
对大量出卖度牒来组织收入的泛滥现象，宋高宗明确持批判态度。他说，“粥卖度牒，一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钱，而一人为僧带来的一人不耕之祸远非止于此”。又说：“朕谓：自今田莱多荒，不耕而食者犹有二十万人，若更给卖度牒是驱农为僧。且一夫受田百亩，一夫为即百亩之田不耕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因此，宋高宗一朝严格控制出家人数，考试从严，提高出家的门槛。宋高宗还于绍兴十五年（1145 年）下令，向天下 60 岁以下僧尼征收“免丁钱”，就是对那些有劳动能力而没有负担徭役征调、没有交纳赋税的僧人收费，这样就使那些为逃避税赋、徭役而出家的人在经济上没有多少好处，杜绝投机者的非信仰出家。
宋高宗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佛教的泛滥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僧侣素质，有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宋高宗之后，历任皇帝都能继续执行较严格控制出家人数的佛教政策，有效地控制了出家人数。这使得一向无序发展的闽南佛教非常不适应。于是，没有取得度牒、无法进入寺院的僧人，有的就上山找岩洞，住岩修行，遍布山间的“岩”就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笔者就古代南安二十七都（即廿七都）所属的“七岩”进行始建时间调查，其结果如下。
石佛岩。康熙版、民国版《南安县志》均载：“宋淳熙间清溪人凿石为弥陀像，明邑令吴渊等重建。”淳熙是南宋孝宗的年号，淳熙间即 1174—1189 年之间。
古迹岩（古竹岩）。始建时间史书无记载。2002 年重建时，于原址废墟上发掘出石佛一尊，佛身背面所刻建造时间为“咸淳乙丑”。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号，咸淳乙丑即 1265 年。
狮子岩。始建年月无文字记载。该岩奉涌泉祖师为主祀佛，涌泉祖师是佛教俗神，据民国版《南安县志》载，涌泉祖师俗姓薛，名契璋，南安十五都人，“幼年皈依佛教，服役于僧，屡为郡县求雨，乾德二年圆寂。郡守报奏朝廷，绍兴九年敕赐‘嘉惠大德禅师’”。信众俗呼“涌泉祖师”，为其建新丰院奉祀。可见，先有新丰院涌泉祖师，然后才有狮子岩。狮子岩是南宋时期从新丰院分灵而来的，狮子岩现存的“仁庵道人塔墓”系南宋遗存。
英山岩（馨山岩）。供奉涌泉祖师，分灵于南安新丰院，也是建于南宋。
云从古室。在圮废的禄寿院原址上重新肇建的云从古室，是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 年）英都乡民肇建的书院，后来因元代有云从先生在此执教而得名。云从古室奉祀清水祖师为主祀佛，兼祀魁星公、注生娘娘等民俗神，是一座集佛、儒、道及民间信仰的岩。
宝湖岩。宝湖岩建于明朝，是古代南安县廿七都最“年轻”的一座岩。
以上调查了古代南安廿七都著名的“七岩”中之六岩，都建于南宋或南宋之后（“七岩”中唯有滴水岩一处现圮废无考）。
由此可证，闽南佛教的岩是南宋对佛教加强管理之后的产物。
宋朝对道教也是保护的，特别是南方，正一派道教大行其道，道士们靠符箓斋醮、降神驱鬼等法事为民众有偿服务，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民众奉祀的民间信仰神祇，也依附正一派道士开展宗教活动，出现了道教和民间信仰合流的现象。
住岩的僧人为了谋生存，也仿效正一派道教为民众做世俗法事活动。一方面是受正一派道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迎合民众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日趋实用主义的需要。住岩僧人的法事活动收入中，最主要的项目是上门为农民建道场“做功德”以超度亡灵。僧人在施主家中搭建“大雄宝殿”，安坛礼佛，宣经诵忏，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做功德”礼仪程序。这套礼仪除了诵经读忏为逝者超度外，还吸收和融入了一些民俗化的环节，比如为逝者烧冥钱“填还库银”，还有在“大雄宝殿”摆放当地民间信仰神的神位等，这些本来和佛教礼仪毫不相关甚至是有悖于佛教的内容，都结合得顺理成章，被民众认可和接受。每年一度的“浴佛节”，也被改为挨家挨户进入农家厅堂诵经化缘以组织收入。有的岩还在每年正月举行“割香”，而这本是农民向天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迎春祈福礼仪，纯属民俗活动。岩的种种宗教活动，似佛非佛，似道非道，是佛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形成了闽南佛教的独特风景。
岩奉祀的大多是佛教的俗神。如各种著名的大德高僧圆寂后被封为“祖师”之类，这些“祖师”生前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游方僧人，所以岩相比于正规的寺、院，更加接地气，更容易被农村劳动大众所接受，这也许是南宋以后闽南农村佛教信仰渐趋世俗化的原因吧！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宗教场所渐次复兴，闽南各地的岩大都被当成“当境神庙”而重建、扩建。如今的岩，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山水林泉之间，金碧辉煌，佛道兼祀，民俗信仰活动在这里充分演绎，多元文化在这里水乳交融，佛教的世俗化也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2022年5月9日
（本文是中国民俗学会 2022 年年会入选的学术论文，作者在 2022 年 11 月13 日的年会分区专题学术交流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