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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哭声来表达对逝世亲人的悲痛心情，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种礼仪。为了表示悲伤，子女在父母亲人逝世时应该立即高声号哭。声音越大，传得越远，就越能证明这家的人有孝心。这一礼仪由来已久，据说出自《周礼》，距今已有两千多年。高声号哭除了表达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还兼有告知宗亲邻里的作用。所谓“举哀发丧”，就是从这哭声开始的。因此，不但哭声越大越好，而且不能停顿。
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孝眷们不可能在治丧的过程中连续几天号哭不停，因此需要有人帮忙。家族堂亲或者左邻右舍来帮忙轮流号哭，以保持哭声不断，这就是“代哭”。
三四十年前，卡式收录机问世，传承了 2000 多年的举哀发丧要哭声不断的这个问题，被现代化的家用电器轻松地解决了。亲人们放声大哭一阵，把哭声录在磁带上，在好几天的守灵期间都可以反复播放。出殡时还可以安排专人提着便携式收录机，跟在灵柩后面行进，一路播放。这实际上是古代“代哭”形式的延伸。
哭丧是一门艺术。殡葬礼仪中的哭，并不是无内容的号啕大哭，而是“唱哭”，这种“唱哭”，有调子，有句式，内容现编，即兴发挥，用哭词追念死者生平，表达悲痛心情。会“哭”的人，能够一口气哭个大半小时甚至几十分钟，淋漓尽致地歌颂死者生前的功绩及其惠人的好处，而且内容毫无重复。这种连哭带唱的“唱哭”，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往往催人泪下。
应该说，亲邻代哭或收录机播放孝眷的哭声，都是当时表达哀思的真挚体现。
但闽南一带有一句俗语：“倩人哭，无目滓。”“倩”是古语，意思是用钱雇请别人替自己做事。“目滓”就是眼泪。现在对一些本来是自己要干的事，拿钱雇用别人来做，结果效果不尽满意，人们往往会说：“倩人哭，无目滓。”
代哭既然是亲邻相帮的事，并没有金钱代价。我在农村访问过许多八九十岁乃至一百岁的老人，都说从未看到曾经有职业代哭的人。那么，为什么会有“倩人哭，无目滓”这句俗语呢？
晋、唐时期，皇帝、皇后、皇太子逝世，会从公卿以下子弟中挑选未婚俊男当“挽郎”。苏东坡的《艾子杂说》记载：“挽郎乃死者之导也。”挽郎就是在出殡时牵引灵柩唱着挽歌前行的人，是皇家出殡礼仪的仪仗之一。挽郎的人数是按死者身份的级别而定的，根据史书记载，太子出殡挽郎 20 人，帝后出殡挽郎 60 人，皇帝出殡挽郎的人数多达 120 人。
挽郎既然是皇家出殡礼仪的仪仗，就需要有一定条件，要经过严格挑选。晋朝规定，从公卿以下六品子弟的俊男中挑选，南朝的宋、北魏，以及唐、宋，都规定选六品以上子弟担任。
当挽郎是一件好差事，因为当过挽郎的人有升官的机会，这是一条比通过科举当官要轻松得多的捷径，因此有人甚至托关系走后门争当挽郎。
挽郎唱的挽歌是西汉时无名氏创作的杂言诗，名为《蒿里》，这首诗表达了生者对死者无可奈何的悲哀。至汉武帝时，宫廷乐师李延年将其分为二曲，《薤露》用于送别王公贵人，《蒿里》则用于送别士大夫和庶人。
上行必有下效，挽郎送殡这一风俗后来传到民间。有钱人出殡，为了风光，用钱雇请挽郎来唱挽歌，这就在社会上催生了“挽郎”的职业。唐宋以后，城市中有一种叫“凶肆”的殡葬服务机构，较大的城市凶肆还不止一家，有东肆、西肆两家竞争生意。凶肆的业务范围是出卖寿衣等各种殡葬用品，出租殡葬礼仪用的工具，并提供人力服务，雇请挽郎也是找凶肆联系的。当然，社会上的职业挽郎与宫廷选用的挽郎是有本质上区别的，职业挽郎都是一些落魄文人，靠当挽郎获取微薄的收入。福建省梨园戏经典剧目《李亚仙》里的落魄秀才郑元和，就是因生活所逼不得不去当挽郎，靠唱挽歌度日。
自从有了凶肆服务机构和职业挽郎，“代哭”这一殡葬礼仪就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服务项目。当然，这种提供“代哭”等殡葬服务的凶肆，古代也只是城市才有，而且是有钱的大户人家才请得起的。
目前没有资料可证明古代农村（至少是闽南农村）曾经有过“代哭”的服务。那么，为什么农村会有“倩人哭，无目滓”的俗语呢？我认为，这可能是古代劳动人民对职业代哭鄙视的缘故吧，农村丧事是亲邻相帮的，堂亲邻里出于亲情帮忙哭哀，根本不存在用金钱雇请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殡葬礼仪渐趋繁杂，职业代哭应运而生，且三十多年来愈演愈烈。我就南安、安溪一带农村观察，当下代哭有以下种种表现形式。
“廿四拜”。有一种以“廿四拜”命名的哭灵队，成员以女性为主，专业从事代哭服务。二十四拜本来是我国古代的大礼，是一种复杂的民俗礼仪。如何跪，如何叩头，如何鞠躬，有一套规范的 24 道程序，民间称为“二十四拜”。但当下哭灵队的所谓“廿四拜”，大多只是借用名称而已。现在泉、漳、厦一带农村的“廿四拜”哭灵队，沿用芗剧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英台哭灵”一场祝英台的唱段，在 24 个哭拜的过程中，共有 24 个唱段，一拜一个调（一个曲牌）。这 24 个唱段运用了“大哭”“小哭”“宜兰哭”“江西哭”“七字仔”“孤鸿调”“柴桥韵”等曲牌，集芗剧的所有“哭调”之大成，缠绵悱恻，撕心裂肺，淋漓尽致地倾诉祝英台对恩爱情人梁山伯的无尽哀思，演唱的难度很高。“廿四拜”哭灵队就是把祝英台在梁山伯坟前哭诉对死者哀思的唱词改为对父母或祖父母逝世的通用唱词。但我经过观察后发现，这些所谓的“廿四拜”哭灵队大都没有唱全 24 个“哭调”。
现在的“廿四拜”哭灵队大都只是名义上而已，实际上是大量套用流行歌曲、台湾闽南语歌曲中关于思念亲人的歌曲进行演唱，与其说是哭灵，不如说是一种表演更恰当，其目的不在于替逝者家属代哭以表达哀思，而是以煽情的表演性唱哭来博取现场观众的好感。我听到许多流行歌曲，如《妈妈我想你》《二泉吟》《驼铃》等含有悼念、送别情绪的歌曲，都被“廿四拜”哭灵队用来在“哭灵”时演唱，演唱者在灵柩前尽情发挥，往往把孝眷弄得都忘了自己的身份，变成观众了。
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所谓“搜相”环节，就是“廿四拜”唱哭人手捧死者遗像，边唱哭边跪行于孝眷面前，让孝男孝女用手抚摸逝者的遗像，以煽情的唱哭来调动孝眷的悲恻气氛。
“廿四拜”哭灵队还有什么搬演“土脚戏”的环节。“土脚”是闽南语“地板”的意思。所谓搬“土脚戏”就是“廿四拜”哭灵队无须搭台，席地表演节目，虽说是不搭台，却有彩绘背景的布幕、旋转的彩色灯球、炫目的灯光令人眼花缭乱，演出的都是些格调低下、庸俗不堪的小节目，形式有点类似东北的二人转，插科打诨以笑料取悦观众，还配有电声乐器震耳的乐声，与丧事需要的气氛格格不入。
继“廿四拜”哭灵队之后，现在又盛行一种由西洋乐队表演的“三奠酒”仪式。在祭奠现场，“廿四拜”哭灵队唱罢，西洋乐队登场，吹奏各种带有哀怨思亲情调的管乐曲，乐队的指挥则在灵堂前装模作样行“三奠酒”“三鞠躬”礼，以夸张的表演动作博取红包，而孝眷则把它当成是花钱雇请乐队来替自己代行奠酒、鞠躬大礼。
三奠酒本是正一派道教的道士替丧家举行送殡超度的一项仪式程序，道士们念着经文，唱着挽歌，依序在逝者的灵前进行三次上香、奠酒礼仪。曾经属于宗教世俗化礼仪的超度仪式，现在被服务殡葬活动的西洋乐队化用了。
据了解，不光是闽南的西乐队，现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有许多地方都有哭灵队代行“三奠酒”礼仪。当这些管乐队或哭灵队煞有其事地在逝者灵前“三奠酒”行礼如仪时，孝眷们竟忘了自己才是行礼的主角，在一旁抽着烟“看热闹”，有的则掏出手机拍照片。
“代哭”礼仪在我国历史悠久，以哭声来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悲伤之理念根深蒂固。当下农村出殡仪式中的职业代哭现象愈演愈烈，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我国古代农村是否有过职业代哭，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死灰复燃”的文化现象，古代帝王家的俊男“挽郎”送殡，古代城市凶肆提供职业挽郎唱挽歌送殡，都可视为当下农村各种职业代哭的前身。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加，富裕起来的农民念及先辈一生劳苦，为表达孝心，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都想把葬礼办得隆重一点，以此形式“报答亲恩”。他们认为既然雇请了各种中西乐队吹吹打打、增加热闹气氛，还不如雇请这种代哭更为“值得”，因而相沿成俗。
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农村青年男女，都忙于外出经商务工，很少参与传统的殡葬礼仪，不习惯在亲邻逝世时帮忙“代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晓得哭”。有了职业代哭后，当然顺水推舟，乐此不疲。本来是表达丧失亲人悲痛心情的哭丧，被“打包”给专业代哭团队（含“奠酒”的西乐队）承包“代哭”，是当下丧事礼俗的一大悲哀！
从众的心理在作祟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多年来，虽然农村殡葬礼仪中的“廿四拜”哭灵队代哭现象泛滥成灾，但诟病之声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些人明知当下种种“代哭”形式不伦不类，并非真正意义的代哭，但又不好意思去抵制，大都是随大流，生怕被人背后议论“不够尽孝”或“丧事不隆重”等。
已经相沿成俗甚至几乎泛滥成灾的事物，一时要改变是困难的，有赖于大众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更需要有人出来做表率，勇敢抵制。我看到在一场葬礼的筹备过程中，孝眷当众公开表态说：“这场葬礼我主张不雇请‘廿四拜’，我不需要这类装模作样的陌生人在此哭爹哭娘，恕我不能从俗。其他礼节由大家安排，我都会服从的。”像这个孝眷的明朗表态，宗亲族群或乡里社区，应加以表扬并倡导，向其看齐。移风易俗需要有勇气的带头人，更需要有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