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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的本质和定义的研究，比较常见的研究领域有词源学、社会学、逻辑学、经济学、哲学等，都在尝试对劳动进行界定，解释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最常见的研究领域是词源学，对劳动的界定较为直观、了当。在古汉语语境中，关于“劳”与“动”的表述大多数是独立存在的。“劳”字的小篆体是
，可以看出上面是
，表示灯火；中间是
，表示房屋；下面是
，表示力气。在《说文解字》中将“劳”字解释为“劇也。从力，熒省”，可以理解为火烧房屋，用力救火者疲惫辛苦。作动词时表示操劳，比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作形容词时表示疲劳，比如《伶官传序》中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动”字的小篆体是
，可以看出左边是
，表示重量；右边是
，表示力气。在《说文解字》中将“动”字解释为“动，作也。从力，重聲”，可以理解为用力背。作动词时表示活动，比如《易·系辞》中的“效天下之动者也”。从词源上看“劳”和“动”的文字结构都有
，即力，表示耗费气力做某事。古汉语语境中的“劳”与“动”多指体力劳动，这是因为，在原始农业产生的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体力劳动占较大比例，人们普遍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依靠单薄的体力进行繁重的劳作。与此同时，在西方语境中，劳动在英文labor、labour，以及希腊文πóνος、德文Arbeit、法文travail中，多是表达费力、痛苦的意思。按照阿伦特（Arendt）的说法，labor（劳动）与labare（负重蹒跚而行）有着相同的词根；πóνος与Arbeit都有“贫穷”的词根（希腊文为πευíα，德文为Armut）。Arbeit一词被用于翻译labor、tribulatio（苦难、忧患、磨难）、persecutro（迫害、烦恼）、adversitas（不幸、灾祸、逆境）、malum（疾病）等词。同样，法文travailler一词源于tripalium，意味着某种痛苦与折磨。总的来说，作为一种运用体力实际地改变外部世界、周围环境的活动，西方语境和古汉语语境下的劳动，其概念都显得较为沉重。
最早从逻辑学这一研究领域出发，对劳动的本质和定义进行逻辑判断。根据柏拉图的“两分法”和亚里士多德的“属加种差法”，在某一事物与其他同类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基础上，找出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所谓不同点，就是定义事物所具有的特殊规定性，这样就把定义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定义事物的本质属性就凸显出来。根据上述定义事物的基本方法，劳动可以定义为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这一定义表明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而不是动物特有的活动或者存在方式。只有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这些活动才能够人化。劳动也可以定义为人类运用体力、智力和工具实际改变外部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这一定义表明劳动是主客体、主客观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具有主体性与客体性、主观性与客观性、创造性与对象性的双重特性，而不是只有主体性、主观性和创造性，而不同时具有客体性、客观性和对象性的思维活动。劳动必须是一种实践活动，而且这种实践活动必须运用体力、智力和工具实际地改变着外部世界和周围环境，而不是动物性地改变着外部世界和周围环境。
更多对劳动的研究是在经济学领域，将劳动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来研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劳动问题。财富的来源问题一直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争相讨论的问题，重商主义认为流通是财富的源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古典经济学把财富的视野从流通领域转向到生产领域，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的唯一源泉，体现出劳动的内在规定性，这成为《国富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劳动理论的批判性反思，进一步尝试明确劳动的内在规定性，肯定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并强调生产中消耗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正是在经济学领域，劳动的概念开始具有经济属性，此后经济学家对劳动的界定，都离不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一判断。
劳动概念从经济学领域提升到哲学领域，是把握劳动的哲学本质规定性的一个重要视角。黑格尔较早地将劳动概念的运用提升到哲学领域，他在《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的劳动论题，都归于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中。马克思对此理解是，黑格尔认为劳动是绝对精神在塑造世界时的外化，是体现人的本质的精神活动，是实现人的自我意识的方式，即“把一般来说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作劳动的本质”
。
除此以外，其他领域对劳动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并且逐渐解开劳动神秘的面纱，走进劳动的真相。劳动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教育、科技、艺术等其他实践活动都能够从劳动中得到解释，并反过来丰富劳动本身。马克思主义从劳动出发，以劳动为核心和辐射点解释社会历史乃至自然界的变化，从而形成唯物史观、劳动史观和实践史观，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劳动者伸张权力，要求按照劳动者的本性和价值观改造世界，可以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哲学”“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
。在人类历史的开端，劳动乃是唯一的人类实践，后来所有的人类实践最多只是以萌发的形式蕴藏在劳动之中；劳动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发源地和原型，是打开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
因此，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逻辑为主线进行研究，能够科学认识劳动的本质，进而深刻理解劳动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
对劳动的释义，离不开劳动与实践、生产、工作、行动的概念辨析。劳动与其他四个概念具有较强的理论相关性，明确实践、生产、工作、行动的概念是正确认识劳动的前提。
首先是对实践的理解。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区别于以往哲学的显著标志，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被称为实践哲学。其中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价值论等，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诸多关系的总体性范畴。
Praxis和Practice都有实践之义。从哲学语言来讲，前者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后者属于认识论上的实践。前者来自希腊文πραξς，表示自由人可能从事的一切活动，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物的活动。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概念才开始规范化。他将人类的基本活动一分为三，即理论θεωρα、实践πραξς和创制ποηδς。相较于理论属于沉思的领域，实践和创制都属于行动的领域。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是人所特有的行为和活动，并且这种实践是向善求好的。这里的实践概念，凸显出人以自身为目的的行动领域，打破了以往只把人的理论看作目的性的活动，转而把人的理论和实践并列为目的性活动。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创制主要在指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除农业之外的生产劳动几乎由奴隶包揽，农业劳动由最下层的自由人来从事，手工业和服务业由没有公民身份的外邦人来从事。虽然这些劳动或者创造的劳动产品关系到人的肉体生存，但是肉体生存也仅仅是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手段。创制只是实践的手段，奴隶只是主人的手段，工匠只是雇主的手段，因此，创制和实践的划分，就意味着奴隶和主人、工匠和雇主的划分。可以看出，此时劳动和实践在地位上完全不同，劳动要远远低于实践。
德国古典哲学把实践的概念进一步引向深入。康德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实践：一是按照自然概念的技术实践，二是按照自由概念的道德实践。康德将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即物质生产劳动纳入技术实践的范畴，但只是简单地将技术实践理解为理论的具体运用，而忽视了属于技术实践范畴的物质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与康德不同，黑格尔的贡献在于将劳动纳入实践范畴。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要借助实践，使绝对精神不断扬弃自身的外化，而劳动就是实践的其中一种形式。此时的劳动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劳动改变了奴隶和物的关系，确立了奴隶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二是劳动颠覆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使奴隶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我意识。可以看出，黑格尔颠覆了贬低劳动的哲学传统，挖掘了劳动的积极意义。亚里士多德把劳动视为低级的奴隶活动，将劳动与实践范畴相对立。康德虽然将劳动纳入实践范畴，但只是认为劳动是一种低级的技术实践，没有挖掘劳动的积极意义。黑格尔最先把劳动从西方哲学传统中解放出来，上升到人的本质高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的整个实践观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上的，这里的劳动不过是精神和观念的活动，而不是现实中的人的活动。
费尔巴哈是第一个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人，再次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费尔巴哈作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他把实践视为利益活动，把实践的原则视为利己主义，一切劳动都是为了谋取利益。费尔巴哈极力反对实践，“直到今天，犹太人还不变其特性。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乃是他们实践的处事原则，是利己主义，并且，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利己主义”，“如果人仅仅立足于实践的立场，并由此出发来观察世界，而使实践的立场成为理论的立场时，那他就跟自然不睦，使自然成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实践利己主义之最顺从的仆人。这种利己主义的、实践的直观——在他看来，自然自在自为地便是无——之理论上表现在于他认为：自然或世界，是被制造出来的，是命令之产物。”
但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此后，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科学解释实践的内涵，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
其次是生产的概念。在日常用语乃至学术用语中，生产和劳动在使用上经常互换，甚至组合使用，如生产劳动、劳动生产、劳动生产力等。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基本活动分为理论θεωρíα、实践πραξíς和创制ποηδíς，而创制主要指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如果将创制理解为生产，即为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如果将创制理解为劳动，即把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看作一种劳动。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产和劳动都属于创制的范畴。创制的目的是生产各种产品，“生产是一种线性的、自我忘却的趋向，在其所产生的事物中实现其意义的活动”，生产就意味着“基本上没有最高的，其本身便是目的的产品”
。
海德格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生产的认识，并进一步将生产解释为产出。当事物从遮蔽状态进入解蔽状态，产出才会发生。海德格尔认为，“不仅手工制作，不仅人工创作的使……显露和使……进入图像是一种产出，即ποíηδíς。甚至φúδτς，即从自身中涌现出来，也是一种产出，即ποíηδíς。φúδτς甚至是最高意义上的ποíηδíς。”
φúδτς的意思是“自然”“自然而然”，是古希腊用来解读世界本质的元素，如火、水、气等。如此，生产在海德格尔这里就具有了本体论意义。
而马克思将生产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马克思对劳动和生产概念的最初阐述，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上，劳动与生产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主要在生产劳动的意义上混用。比如，马克思在论及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有时使用劳动的概念，有时使用生产的概念。但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进行批判时，对劳动和生产两个概念的使用有所侧重。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来看，生产侧重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劳动侧重从人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虽然劳动、生产都是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但是生产强调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活动过程，而劳动强调人的活动本身。从劳动结构的分析中来看，生产力表明劳动技术方面和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表征劳动的社会方面和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样一来，劳动这个范畴也就等同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统一体的生产方式这个范畴了，只不过劳动是一个动态的对立统一过程，而生产方式则是一个静态的对立统一体。
无论怎么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和生产，毋庸置疑，马克思将他的劳动概念走向了生产概念，也从生产概念回落到劳动概念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从劳动的概念出发，不仅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而且阐述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发展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一般是“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关系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看，劳动具有概括性、抽象性，而生产具有具体性、丰富性，生产无疑是劳动的具体体现。
再次就是工作、行动的概念。阿伦特对劳动、工作和行动三者的概念有着严格区分和明确阐释，在《人的境况》中指出，人类最根本的活动就是劳动、工作和行动，是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境况。劳动是人的生命过程本身的活动，构成了人类活动的私人领域；工作是人制造物的活动，构成了人类活动的社会领域；行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从而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在阿伦特那里，劳动是以人的生命过程中满足自身需要来衡量的，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在劳动过程中自然物质通过改变形态适应人的需要，达成劳动和劳动主体合而为一的状态。劳动和消费只是生命循环的两个阶段，循环需要通过消费来维持，而提供消费手段的活动就是劳动。无论劳动生产什么，都几乎立刻被用来满足生命过程，而这种生命过程再生的消费，生产或再生产着进一步维持生命所需的新“劳动力”。与劳动相比，产品具有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这些产品本身比生产它们的劳动活动更长久，更比生产它们的人的生命过程更长久。而对于真正人的生命过程所需要的东西，几乎是在生产的同时就被消耗掉了，同时劳动还要无休止地抵御自然规律，是一种辛苦的日常杂务，需要日复一日地重复。因此，阿伦特用劳动动物指代人，体现出劳动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必要性只不过是源于人的本身的动物性，劳动只是一种必然现象，只是强加于人生命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在阿伦特看来，“内在于劳动的快乐，基本上来说是活着的喜悦”，“在这个规定好的循环——痛苦地消耗和愉快地再生——之外，没有持久的幸福可言；认可打破这一循环使之失去平衡的东西——无论是贫穷还是悲惨（在其中，筋疲力尽换来的是痛苦不堪而非新生），还是过分富裕的无所事事（在其中，无聊代替了筋疲力尽），或者生活必需品的消耗和消化，无情地压榨人软弱的躯体，让人贫困至死，都会破坏从纯粹活着中得到根本快乐”
，也就是说，人的劳动体验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无休止的重复。
而工作是以一个制作者领域，而不是以一个劳动动物领域存在的。阿伦特认为制作具有持存性，制作作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制作产品是经历了劳动和消费后唯一留下的有形物，世界的稳定性正是体现在制作产品的持存性上。工作不同于劳动，劳动是人的制作和对材料本质的加工，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融合可以形成人造物。与劳动产品不同，劳动产品几乎在生产的同时就被消耗掉了，而制作产品则具有持存性，即使这种持存性不是绝对的，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经受抵挡制造者和使用者的需索，最终面临用光耗尽。制作还具有目的性，制作过程完全是由制作目的决定的，制作产品实际上是一个目的产品。劳动也具有目的性，劳动产品具有为了人的生命过程所需要的消耗的目的，同时，劳动产品又变成维持人的生命过程和满足人的生命过程所需的劳动力再生的手段。而制作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制作出独立的、持存的、稳定的产品。虽然同劳动一样存在重复，但这种重复一是源于制作者为了生存的需要，是市场上对制作产品复制的要求，制作过程的重复源于自身之外，而不像劳动本身就包含着强制性的重复，为了劳动就必须吃饭，为了吃饭就必须劳动。制作的工具性使得人去建立一个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东西都必须有用。工具和器械减轻了劳动的辛劳痛苦，改变了劳动固有的紧迫必需的现实方式，但人的工具化活动使所有的事物都被贬低为手段，失去了其内在的独立价值。制作的工具性特征意味着人们使用工具，不是为了它们自身劳动，而是为了生产产品。
直面劳动的必然性和工作的有用性这两大局限，阿伦特呐喊“去行动！”阿伦特认为，行动具有主动性和创新性，“这个切入不像劳动那样是必然性强加于我们的，也不像工作那样是被有用性所促迫，而是被他人的在场所激发的。因为我们想要加入他们，获得他们的陪伴。但它又不完全被他人所左右，它的动力来自我们诞生时带给这个世界的开端，我们又以自身的主动性开创了某个新的东西，来回应这个开端。”
行动的特性正是源于人的复数性，行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层次，与之对应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人不是单个的存在，而是一种与他人共处的存在。在这种与他人的共处中，人们开始从劳动的私人领域、工作的社会领域走向行动的政治领域、公共领域，人从劳动的自然存在物、工作的社会存在物也发展为行动的公共存在物、政治存在物。然而这种公共性不是真正的公共性，“劳动的本性就是把人在劳动中结成一伙，在其中，任何数量的个人‘都像一个人似的一块劳动’，在此意义上，劳动比其他任何活动更弥漫着群集性。但是这种‘劳动的集体性质’，根本不能为劳动团伙的每个成员建立一种可辨认、可确定的真实性，而是相反，实际使他们丧失了对个性和身份的一切意识；也正是这个原因，一切来自劳动中的‘价值’其实都是‘社会的’，根本上与一群人吃吃喝喝附带的乐趣没有什么两样。从人身体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活动中产生的社交乐趣，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而是以同一性为基础的。”
阿伦特认为，这种劳动的胜利、劳动的解放，更确切地说是劳动取代行动的胜利、劳动取代行动的解放，就是人的异化的结果。劳动的胜利和解放，虽然使人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但却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行动，最终闭锁在私人领域以致成为孤立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