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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2019 年 7 月
访谈对象：王英杰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访谈人：王晓阳、黄宇红
1. 您求学期间的师范教育是什么样的？
王英杰：我本科阶段不是在师范院校学习的，是在外语院校学习的，所以在本科阶段，真的没有什么体验。本科阶段的老师也没有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但是我上的中学，倒是让我对师范教育有一点体验和体会。我毕业于北师大二附中，在那里学习了 6 年。1958 年入学，我入学的时候还是“四十六中”，现在北师大二附中已经是全市的重点中学，是非常优秀的中学了。我入学之后才改为北师大二附中，一入学就赶上 1958 年教育大革命——教育改革。所以那时的课程和教材全部都是新的，都是北师大编的。北师大来了相当一部分老师，参加教育改革，推进教育改革。
那个时候我虽然还是孩子，但还是感到大学来的老师不一样。那时我虽然很小，但也能体会到教育改革的艰难。1958 年开始改革，没过多久，1959 年开始困难时期，特别是 1960 年等于是改革基本上结束了，重新回到了未改革的时代，课程和教材完全都回到传统了。这时候我的切身感受就是教育改革真的不容易，靠运动式的改革很难奏效。另外，在北师大二附中时，一个体验就是：北师大“反右”的时候，一批老师有问题，被放到了北师大二附中，而这批老师，后来大都成为非常优秀的老师。在高中阶段，我们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还有若干其他老师都是从北师大来的。
“文化大革命”后，有的老师又重新回到北师大来当教师，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对于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我们来讲，北师大的老师真好、真优秀。师范院校来的老师，确实有点不一样。他们知识很丰富，教学方法很不同。从大学来的这些老师，他们不只是传授知识，还教学生方法，给学生启迪。特别是当时的数学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用与教材上不同的方法解一道题，你就会有所发现”，以前的老师是从来不讲这种话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师范教育有了最初的体会和感受。大学本科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1968 年我们到部队农场锻炼，从那以后，对师范大学就没有太多的交集和感受了。
2. 您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吗？
王英杰：对，我是从 1973 年开始在北师大工作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当时我们这个研究院叫作“外国问题研究所”，除了研究外国教育，还研究苏联文学、苏联哲学、美国经济还有翻译史等，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地开始接触教育，开始对教育有一点感受。“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开始研究外国教育，并以批判西方的教育思想为主要研究目的。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动态、一些文章反映给当时的教育领导小组，也有些这样的东西产出，但是实事求是讲，我自己是学习外语出身，没有学过教育，又刚到大学里工作，开始工作的时候，主要从事一些行政性的、辅助性的工作，所以那时对师范大学开始有感受，但是对师范教育并没有深刻的研究。
3. 您在相关工作中经历了哪些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王英杰：1973 年以后的一两年，北师大开始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似乎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开始重新恢复了，从教学科研的角度来讲这应当算是第一步。对我们这个研究所来讲，那就稍微再早一点，我们恢复研究、出一些相关动态，确实要更早一点。
4. 您在工作期间师范教育政策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谈谈相关政策出台的过程和背后原因。
王英杰：这个很重要，从国家政策到师范大学对自己的定位，对中国整个的师范教育有着重大影响。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讲，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全国教育大会。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邓小平主持，我们研究院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提供了几十万字的资料，教育大会一开，改革开放重新开始，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另外我认为，教育是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起到重大作用的一项政策（不仅仅是师范教育，是教育）。1979 年开始派遣留学生，我是 1980年到美国去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想一想，教育在我国整体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是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还是落在了后面，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我们做得怎么样？这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派遣留学生这一重大政策，对于师范院校、对于整个国家的教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你们后面去采访其他专家学者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中大多数都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走出了国门，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再有，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师范教育，特别是师范大学，到底应当如何办？向何处去？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就是恢复大学，尽快地培养高质量的、优秀的人才，特别是优秀的教师。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明显感到师范大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产生了一些辩论的问题，今天仍然可以认为这是伪问题，但是，辩论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对师范大学、师范教育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师范性和学术性并不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并不是说师范性强了学术性就差，或者说学术性强了师范性就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个伪问题。但是我觉得从政策制定到高等学校的办学上，对学校的领导以及广大的教师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始终没有解决的。
反映在决策上，我曾经在教育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到过这一问题，我说：“为什么师范大学到今天，总体感觉不如综合大学？地位不如综合大学、国家的投入不如综合大学、在公众的心目当中质量水平不如综合大学，这是怎么造成的？谁造成的？”当时我就讲，“这是国家政策的一个产物，是国家政策影响的结果。想一想，当北京师范大学刚成立，甚至在整个民国时代，以北京为例，最优秀的大学可能除了北大就是北师大，后来，清华发展起来了，除了北大、清华，不能不数北师大，当然那个时候还有燕京大学等，但北师大绝对是排在最前列的。但是在家长心中、在报考学生心中，可能就不是这样，在国家的投入方面可能也不是这样。这和国家投入密切相关”。这就使我想到，在我们参加“211”评审的时候，评审专家组到我们一些实验室去参观，到低能核物理实验室去参观，有人就说，“哎，北师大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实验室啊？”那时黄祖洽先生也在那，他是院士，并且做得很优秀，“哎，北师大还会有这样的实验室啊”，这个不只是专家，甚至教育部有关的人员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由此就能看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对北师大是如何定位的。
我是 1995 年开始到学校工作的，担任副校长。我进去第一件事就是紧锣密鼓地，来争取“211”评审，因为国家政策在那里，你进入不了“211”，你的经费、学生招生等就会受到一系列影响。所以我再次提出并强调，培养教师是北师大的优先选择、是北师大的重中之重，以北师大的实力本应很快通过评审，但当时费了很大的劲，这反映出政府的决策和对北师大的定位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的互动和认识过程。
党代会、教代会在召开时都明确提出来，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当时很明确，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只能“2”或者“2＋7”，这个也反映了国家对师范教育、师范大学的认识。再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客观的实际反映出来，师范院校不发展，没有办法。紧跟着问题就提出来了：综合大学可以办教师教育，那么师范大学可不可以提综合性？对于我们做比较教育研究的人来说，从我们自己的认识来看，世界上的师范教育、教师教育都走过这样一个过程。以美国来讲，先是师范学校（和我们一样）、后来师范大学、再后面是州立大学，似乎是必然的发展过程。那么从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中发现，在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中，没有专门性的学院和大学，都是综合性的。所以就北师大来讲，当时我们强调：建立综合性的、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政策发展总是变化的，最近这两三年，特别是国家领导人视察了北师大之后，中央巡视组进来之后，再次特别强调的就是教师教育的特点。
那么现在办学的明确目标提出来了：教师教育特点，然后是综合性、研究型、世界一流。可在我们做比较教育研究的人来看，世界上哪所世界一流大学是教师教育特色的？加上这个“教师教育特色”之后，怎么和“世界一流”协调起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政策上很明确，我们做教师，在师范院校里工作，无疑，教师教育特色不可少。对于培养优秀的教师，师范大学无论如何是责无旁贷的，是第一位的，应当做好。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线索，所谓学术性与师范性、师范性与综合性是在不断博弈的。这个问题在逻辑的角度上讲是个伪问题，但现实当中有它政策性的含义，对于大学来讲、对于师范大学校内统一思想来讲、对于师范大学制定办学方向来讲、对于政府政策来讲，和这个问题的讨论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从 1973 年进入北师大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从一个局外人开始，到成为这里的教师，到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始终经历着这个问题的讨论、辩论，经历着大学的办学方向、办学目标如何确立的问题，这对于师范院校来讲太重要了。
王晓阳：北师大这些年已经相当综合化了，是吗？
王英杰：对。
王晓阳：非师范类的专业已经相当多了？
王英杰：对。在这方面，北师大可能在全国的高等师范学校中带了一个头，但是至于如何把它定性为带了一个好头还是带了一个别的什么头，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认为师范院校的综合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倒过来，从最基层的师范院校开始，地区一级的师范学院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为什么？从办学效益来讲，肯定这样是最高的，因为地区一级，它所需要的人才是综合性的、全面的、各学科的，而师范院校的学科虽然以文理为主，但是具有综合性。从国家的投入角度来讲，投入这样的一所学院，使它综合化起来，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肯定比重新建一所综合性的学院，而把师范性的专科维持在师范学校上的投资效益要高，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
从北师大来讲，现在教师教育专业与非教师教育专业差不多各占一半，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反映了社会需求是多元的，师范院校有它的潜力、能力和实力去做好其他方面的人才的培养。这仍然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未来师范院校不可避免地要去面对的。就是说把这些专业划分为师范性（或者说教师教育性质）或者非师范性，好还是不好？必要还是不必要？科学还是不科学？这个问题将来必然会碰到。这是给学生以选择的自由，使他们在选择之后既可以到学校去担任教师，又可以到其他行业去就业，这一问题肯定是要研究的。
现在是否有必要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有必要的，就是从我们现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师范生的角度，如果这些地方没有一定的政策保障，可能吸引不到足够的优秀教师去，这是一种政策性的选择。但是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即教师这个职业还不是社会上最具有吸引力的职业，所以才需要通过政策的选择，来强制性地使一部分学生回到教师职业当中去。但是随着国家发展，随着国家收入分配得更加均衡，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师范院校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从整体上来讲，现在师范院校每年培养的师范专业的学生远远超出了教师这个职业国家定岗定编的岗位需求。当然如果要把代课教师都替换下来，现在国家的统计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了。
应当如何去做？是把政策的选择交给学生，还是通过政策的制定强制让一些学生到这些师范院校去？这是一个政策选择的问题。即使是现在，也有一些地区由于发展的不平衡，缺少合格的、优秀的教师，采用什么样的政策，这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些经验，给学生以贷款，如果他们到偏远的地区工作 5 年，就可以免除他偿还贷款，这是一种政策选择。另一种政策选择就是免费给予助学金，然后毕业之后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这是两种不同的政策性的选择，哪种为好尚需进一步研究。
5. 您刚才也谈到了在您工作期间对高等师范教育政策走向的一些认识，您认为当前高等师范教育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王英杰：高等师范教育要发展，关键还是对教师的需求，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看“数量”是没有问题，关键是“质量”。
在质量当中，就学科专业来讲，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为例，我们的学科专业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在学科专业上的培养不只是师范院校这样，我们其他高等师范院校都一样。就是说，我们培养的教师能不能站在他们学科专业的最前沿，不一定是研究学科专业的最前沿，但一定是了解学科专业的最前沿，要知道学科专业向何处去、向什么方向发展，要知道这个学科专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给予学生的知识：第一，它是不落后的、是与学科专业发展相匹配的；第二，在基础学校，要让学生知道，学科专业的专家学者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也就是说，要知道学科专业的教授、专家是如何设计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框架，去研究这些问题的。作为这个学科专业基础学校的教师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只是要传授的知识不错，还要知道这个学科专业的发展方向，了解学科专业的最新研究成果，能够给学生解说。因为现在学生接触的知识是非常广泛的，他们获取知识的手段也是非常广泛的，他们会知道现在学科有哪些假设性的问题、有哪些难以理解、难以认识的问题，他们会有这方面的困惑，所以要让学生去了解学科领域的专家是如何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的。也就是说，使这些基础学校的学生有好奇心、有研究的冲动，这是更高的研究，所以培养的学生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要求。这是学科专业方面的。
同时，在教育方面，我觉得需要我们认识更多的问题，教育心理学科这些年有了很多新的发展，最近我看到在对教师的评价当中，上海又名列前茅。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教师的观念。从全国的角度来讲，我们传统的师范教育的学生，在学校里的时间（去基础学校实习的时间）太少了。他们毕业之后不能适应学校里的教学，上岗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和适应阶段。从世界的教师教育来看，在实习或者教师实践这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就拿首师大来说，进行了“教师发展学校”的研究，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未来教师教育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顾明远老师所讲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现在我们的师范生，有多少是真正地爱学生、爱教师职业，主动地第一志愿选择师范？我觉得这在未来，对于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是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当然，光靠我们师范院校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很重要的就是在社会上，教师职业能不能成为最吸引人的职业，这恐怕是国家政策上的重大举措。同时，这和我们国家的文化密切相关。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冲突的、矛盾的文化：一方面，尊师重教，从孔老夫子说起；另一方面，从传统社会家长的选择上，有钱不做孩子王。从孩子自己的选择也是这样，“这个教师对我的一生有很重大的影响，我很尊重并且热爱我的教师，但是我个人未必想当教师”。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非常矛盾、冲突的地方，这对师范院校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拿北师大、首师大的附中来讲，以成为教师为目标进入本校学习的毕业生屈指可数。可以调查一下，在我当北师大的副校长的时候，我主管北师大的三所附中，每年三所附中当中能有一两名学生第一志愿是报考北师大，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即使是报考北师大，也不是冲着当教师来的，而是有读研、读博、出国等其他的选择。所以从我们师范大学的教师来讲，经常有一种内在的悲哀，我们热爱这个事业，我们想培养一流的、优秀的教师，但整体的社会环境、社会氛围并不支持。
王晓阳：这跟教师的经济、社会地位低有关？
王英杰：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说起来，作为师范大学（主要指培养教师的这一部分），主要面临这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职业的理想、个人的理想。有没有这个理想？是不是真正的热爱这个行业？由此，是不是热爱学生？第二，他们的学科专业能不能站在前沿，能不能给学生带来思想的冲击？能不能给学生带来好奇？学生们学习这个专业，从而知道这个专业是如何发展、如何研究的。第三，他们对未来的工作对象——学生的发展、心理的了解，如何教授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因此他们要有教育观念的转换。从师范大学未来对学生的培养上来讲，充满了挑战。师范大学理应办得更好，理应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理应为国家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第四，我觉得国家的政策也好，师范大学的定位也好，这种综合化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阻挡的，同时，这种综合化的发展并不一定会给教师教育带来损失。比如说，社会对基础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不仅仅是教物理、化学、生物……要有法律方面的专家，进行法制教育；要有经济方面的专家，让学生从小就学会经济方面的知识；学会如何保护环境，需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家……要求会越来越宽广，但是不能把所有的专业都变成师范性的。同时，这些专业发展起来之后，也不是说学生就不能到学校去任职了，应当给学生自主的选择。所以从综合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学术性的角度来讲，随着国家的发展，要求会越来越高，不能够落后于学术的发展，师范学院应当在学术上，不管是哪个专业，都应该能够与综合性院校相匹敌。所以就师范院校未来的发展而言，我觉得政府的政策应当给师范院校更多的自主权，由它去定位、去发展，但我们不会因此而忽略了师范教育（教师教育），不会因此而减少了优秀教师的培养，不会因此而使教师的培养质量下降，这是不会的。这是我们在师范院校工作的教师的共同愿望。我们的这一个特点，不会湮灭。以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州立大学来讲，凡是传统上、历史上培养过教师的，现在仍然是优秀教师产生、培养的地方。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我觉得师范院校有它特殊的优势，我们今天仍然叫作师范，就如北师大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和普通院校所不同的地方。我看了那么多大学的校训，我觉得北师大的校训既有特色，又在学术上有非常高的要求，同时又突出了师范院校的特色。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师范院校应当办得更好。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管是什么院校、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都应该是高素质的，应当是行为世范的人，即使你不是教师。所以我觉得我们师范院校应当保留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机构——师范。在国际上来讲，这叫normal。什么是normal？就是为社会制定标准的地方。什么标准？就是行为标准、道德标准。所以我觉得师范院校应当能够办得更好。未来的挑战是非常尖锐的，既然定了高目标，那就要向这些方面去努力，我们的师范院校要加油，我们的教师要加油，我们的学生要更有自信心，我们的教师要更有自信心，要对我们的教师教育制度有信心，知道我们存在的必要性，知道我们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知道我们还需要不断改进。我们应该有这种制度的信心、文化的信心，当然，光凭我们自己办不好，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要有社会大的文化氛围支持，只有当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吸引人的职业的时候，我们师范院校的培养，才能真正地做到最好。现在我们都羡慕芬兰的教育优质而公平，为什么他们的教育做得这么好？其他的我们不说，教师在芬兰是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在高考当中，小学教师也是录取率最高的专业之一，所以我觉得我们师范院校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努力。
王晓阳：现在，像清华、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已开始进行教师培养，和您刚才所说的师范院校的综合化是否有更好的互补和推动？
王英杰：从理想上来讲，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如果能够进入教师教育领域培养优秀的教师，我觉得是个好事情，有竞争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实际上，从目前看，哪怕看到未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理想，不可能实现的。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为科研、医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也培养教师，只是每年才培养不过十几名教师，也许优秀，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到底有多大的贡献，我觉得很难说。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我倒是觉得能把研究教师教育的问题做得很好，因为他们有更多学科的交叉，而我们师范院校研究教育问题的传统教师大多数都是教育学科出身的，而清华、北大这样的教育研究机构，多数起码本科阶段都不是教育出身的。这样他们就有了新的视角，有了不同的学科视角再去研究教育问题，就能从不同的视角发现新的教育问题、新的解决办法、新的研究范式，我觉得这样他们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觉得寒暑假他们可能会举办一些教师的培训、校长的培训，我说得不客气点，那是为了掐尖，为了给自己的生源布局。但是我觉得从理想的状态考虑，能够进来，哪怕培养一点，都有好处，但是我觉得期望不可过高。倒是省属的一些综合性的院校有可能，但总体上来讲，我们在中国，这是我们的特色，师范院校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既然存在，它（师范院校）都将是教师教育的主体。其他的，即便不是主体，但是有挑战作用、竞争作用和新鲜的思想带入，我觉得都是好事。
6. 您认为当代高等师范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或者说您的展望？
王英杰：展望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社会离不开学校，另外，从我们国家师范教育发展的这段过程来看，我觉得社会越来越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政府的政策也逐步到位。师范院校内部也在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随着辩论、讨论，我觉得也越来越清晰，起码在北师大，研究型、综合性、世界一流这是共识，对于要不要提教师教育特色，这可能是个问题。教师教育作为北师大的特色，这个是主流，所以我觉得在师范大学内部经过波折、反复、讨论，这一点越来越清晰，既要坚持教师教育特色，又要努力办好研究型、综合性、世界一流的大学，要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从总体上来讲，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发展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总是有荆棘，就像我们教师这个职业，在社会上是不是越来越得到重视了？我不知道，我不敢断言，但这个必然会反映到师范大学中来，必然会反映到决策当中去。
从师范院校内部来讲呢，一流的学科，比如，我们北京师范大学，除了教育学科和心理学科，中文、历史学科也是一流的，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也都不错。但学科的总体，在众多一流的大学里，比如说，清华、北大，我们自愧不如，肯定是要差一点的，这是个挑战。培养优秀的教师也好，培养其他领域的优秀人才也好，我们要有更高的目标，要向这些大学看齐，所以在我们的内部，要创造更好的环境，能够吸引进来真正的、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能够进得来，一流的学生才能够进得来。你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越大，才越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政府政策制定部门的承认，所以我觉得我们师范院校未来的挑战很多。
那么在各种政策的创新方面，师范大学往往是跟着综合大学走（比如，北师大跟着北大、清华走），还有我们能够自主创新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不足之处。所以未来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学习，向优秀的综合大学学习，同时师范院校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就比如，过去我们总觉得首师大和北师大还有相当一段差距，但是现在看来呢，我觉得首师大这些年发展很快，并且在教育领域的研究方面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另外特别是教育研究，人大、清华、北大现在都有研究的院所了，这方面很值得我们北师大去学习、去讨论、去交流，在共同的思想碰撞当中使我们的教育研究能够领先一步，这样我们的教师培养才能够保持优势领先。
黄宇红：您怎么看待开放的师范教育体制？现在主要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学生在综合性大学（或者任何一所大学）毕业，去考一个教师资格证，他不需要任何培训，就是考一下教育学或心理学，再去讲一堂示范课，基本上就可以拿到这个证书，那么如何去保证教育的质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堪忧的现象，就是我们教师资格证的获得有点过易了。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王英杰：这个我觉得首先还是教师这个职业的专业化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些决策者当中，在社会很多人的认知当中，有一个没有讲出来的、潜在的认知，认为有关中小学教授的某一学科的专家，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这恐怕是内在的原因，所以教师资格证才会比较容易考得。试想，一个医生的资格证，不在医学院校学习就能取得吗？可能吗？所以，这本身就是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它特殊在哪呢？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学医就无法从事医学；作为一个教师，没有经过教师教育的培训，但是学过一个专业，他可以在教师这个行业中去教课，通过实践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或者是逐渐被淘汰。这是教师这个职业的一个特征，但是这种做法可能是以牺牲中小学学生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它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阶段来适应教师职业的特征，来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以牺牲教育对象（学生）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我认为，教师资格证书需要经过教师教育的培养。那么，综合大学培养教师，我们应当鼓励，应当欢迎，既然鼓励、欢迎，就应当在综合性大学设置相关的课程，或者是通过大学的合作，让有志于做教师的人有时间、有可能在师范院校获取必要的学分，这样才是一个互通有无、真正开放的制度。
那么，当然也应该为那些想从事教师职业的非师范专业的学生（包括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的学生）在获得毕业合格证书之后，打开一个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通道，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成人的教育学习相关的课程，通过学习课程参加考试，通过实习（课程中就包括实习）获得实习学分，然后考试获得合格证书，成为合格的入门教师，当然入门之后也要不断学习。我注意到，上海的教师之所以排在全国教师的前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综合教师。第一，有入门教育；第二，他们不断地学习，又不断地、制度化地参加在职培训。因为教师这一职业是一个学习型的职业，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成为合格的教师。同时在第一个合格证书获得的时候，应当是一个实习性的证书，而不是一个终身性的证书，过若干年，获得教师证书之后，再去从事若干年的教师职业，才能够获得终身性的证书。这样，才能够使教师这个职业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而不是社会上任何人（只要有一定的学科知识）都能成为合格教师的职业。我们国家未来基础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职业的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