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写的并非献词,我也根本不想为本书祈求什么保护。如果它很精彩,人们自然会去阅读;如果它很糟糕,那么我也不会去关心人们是否阅读了。
我精选出的这第一批书信,是为了考验公众的阅读品味。在我的书夹里,还有大量其他书信,也许以后,我会拿出来奉献给大家 。
但是,我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我不能为世人所知,人们一旦知道我的名字后,我就需闭口了。我认识一位女子 ,她原本步态优美,可是一旦受到别人的目光注视,她便一瘸一拐了。我的作品已有诸多不足,我不能再将自身的缺陷呈现给世人,任人评议。如果人们知晓了我是谁,人们便会说:“他的书和他本人性格相去甚远。他应该把时间花费在其他更适合他的事情上,这么严肃的一个人实在不应该写书。”批评家们的头脑中从来不缺少诸如此类的思考,因为做这些批评根本不用耗费太多精神。
写这些信的几位波斯人曾经和我一起居住,我们共享生活的乐趣。他们认为我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因此对我毫无隐瞒。实际上,从如此遥远的国度移居而来的人也不可能再有什么秘密。他们让我阅读了大部分书信,我把这些书信进行了抄录。我自己甚至都很惊讶,其中几封信他们本来不该给我看的,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严重触及波斯人的虚荣心和嫉妒心。
我所做的只是尽了一名翻译者的职责。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我的作品符合我国的风俗习惯。亚洲语言华丽精彩的表达方式可能会使读者不知所云,不胜其烦,所以为了使读者理解亚洲语言时不感到十分吃力,我做了最大努力。
但我为读者所做的远不止这些。我略去了那些冗长的赞美之词,东方人在撰写颂扬词时的慷慨大度一点不弱于我们。我还删掉了数不清的细枝末节,这些东西只适合消融于密友之间,暴晒于阳光之下就未免尴尬了。
如果编撰书信集的人中,有一大部分人都不考虑这些细节问题,那么他们就只能眼看着自己的作品消失湮灭了。
我常常惊异于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看到,有时候波斯人对我们国家风俗习惯和行事方式的了解,竟然和我自己一样深刻,他们甚至于熟知其中最微妙的细节,他们注意到的许多东西,我敢保证,在法国游历过的德国人肯定从没注意过。我认为,这得益于他们在法国的长期居留。更何况,一个亚洲人用一年时间了解法国的人文风俗,比一个法国人花四年时间学习亚洲的人文风俗要容易得多。因为法国人习惯于向别人吐露心声,而亚洲人不善交流。
翻译惯例允许所有翻译者,甚至最野蛮的评论者,对原作大书溢美之词,列举出原作的意义、价值及其精彩之处,以装点自己的译本或评论书籍。我可没有如此去做,读者应该很容易猜出我不这么做的原因。最好的理由之一便是:溢美之词本身已是令人极其厌烦的东西,现在又是在一个这么令人厌烦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在一篇序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