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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重德性标格的中华文化中，孔子和老子虽有大相异趣的人生观、处世观，却共同持有“讷言”的主张。“讷言”成了两位大师思想理念的一个交汇点，灌注着他们思考社会和人生的智慧，孔子“讷言而敏行”的理念更是引导了民族心性的塑定。
言与行是人主体活动的两种方式。孔子从人格塑造上着眼而提出“有言者不必有德”，并认为考察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即言语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德性，人格的实现在行不在言。他据此提出：“仁者，其言也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讱、讷，均为言语迟钝之意。因为放言易，力行难，人格塑造的重点又不在言，所以主张言语要迟钝、简约，说话越少越好，即“讷言”。
据说孔子在家乡行走，就是一副恭顺温和不说话的“讷言”样子。为什么要“讷言”呢？因为孔子发现：“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还发现“以约失之者鲜矣”。“口辞捷给”常招人讨厌，而约束自己、言语简约的人过失也少。既然如此，孔子自然要提倡“讷言”。
《诗经·大雅·抑》中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是说白圭上的斑点可以磨掉，而说出口的错误无法挽回，这是强调慎言以避免失言。南容对这几行诗句非常感兴趣，并反复诵读，孔子以此认为南容大可造就，就把侄女嫁给了他，可见孔子对“讷言”的看重以及他倡导“讷言”的原因。
老子曾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认为说话多常会陷入困境，不如守静勿言，做到“大辩若讷”，这与孔子的认识极为相近。
孔子提出“讷言”，同时也有成就信用的道德考量。他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个人言语过多，就会有不能兑现之言，反而丧失了信用，是“巧言乱德”或自取耻辱，要想成就做人的诚信，还是少说话、不空言为好。
孔子曾对学生说：“予欲无言。”表示他不准备再说话了。老师不说话怎么教育学生呢？孔子解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意思是天什么话都不说，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没有紊乱和差失，这才是一种高度诚信的品格。孔子一再说：“巧言令色，鲜矣仁。”甘美悦人之言，喜狎悦人之色，很少能有仁德。相反，“敏于事而慎于言”，才是接近德性的正道。
老子也认为“轻诺必寡信”，他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认为巧辩和饰美会伤害言语的真实和诚信，这与孔子的理念异曲同工。
孔子的“讷言”也体现着主体的谦逊、勤学和深思，他把“讷言”视作智识积累和提升的环节。
孔子平时处事“温良恭俭让”，这种谦逊恭让就包含多闻以求学思。他曾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又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主张遇事多听多看，保留疑问，弄清问题，再将有把握的部分说出来，“讷言”在此是多思多问的环节。孔子曾自豪于自己“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其中的“默识”，即遇事“不言而存诸心”或“不言而心解”之意，体现为勤学多思的过程。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他认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即学习和思考最为紧迫，而言语表达则在其后。孔子坚持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以此解决疑问，提升智识，这样才能具备说更多话的资格。
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机灵敏锐，长于言谈，颜回木讷如愚，好学善思，所谓“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当着子贡的面评价说，子贡你的确是赶不上颜回。在孔子看来，讷言多思自然优于善言少思。
老子也从人智识高低的角度论“讷言”，他把“讷言”直接视为智慧的体现，曾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认为深沉的智慧与高谈阔论不会同时具备，因而主张“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实是主张以不言和愚钝而免于流俗，坚守自己内在的智识，所谓大智若愚是也。
孔子的“讷言”并非一味不说话。他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话还是要说的，但不能随便马虎。为此，他提出“讷言”必须讲求“时”和“中”。
孔子特别欣赏公叔文子“时然后言”的说话风格，即看准时机，在该说的时候才说。他提到如下情况：“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在该说的时候不说，会失去人的信任；在不该说的时候却说，就是失言，关键是要靠智识认准说话的时机。孔子还提道：“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与人交往，对方没说到就抢先说，是急躁；对方说到了还不说，是隐瞒；不看对方脸色就贸然说，是眼瞎。这三种都是没有准确把握说话时机而造成的过失。所以，讲求“时”是“讷言”的重要原则。
同时，说话也不能夸夸其谈，徒逞口舌之能，而必须忠诚、中肯，要能切中要害。闵子骞对鲁国的一项改建工程提出了意见，孔子对其大加赞赏：“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认为闵子骞言不妄发，发必中理。言必求“中”当是孔子“讷言”的又一重要原则。
老子推崇“善言无瑕谪”，这种无过失的“善言”服从于所谓“不言而善应”的天道，也合于“以其言下之”的谦卑方式，他甚至认为（军事活动中）“言居上势，则以丧礼处之”。他的“善言”更多考虑的是处世的方式。
言与行是个体人生命活动的两个维度，也是其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方式。如何掌控这两种方式，把握两个维度间的张力，关乎人格、风格的塑定。老子主张“言有宗，事有君”，坚守“无为”的行为方式，追求“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的境界，这使他的“讷言”更彻底、更深沉。孔子则与此不同，其以“敏行”辅助“讷言”，使生命活动的两种方式相协调、相补充。
孔子特别看重人的行，他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认为把要说的事先做出来才好，据此提出了“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这里的敏，指迅疾、敏捷。因为言易行难，做事情主要靠行，所以主张言从迟而行求疾。
孔子根据“敏则有功”的理念，认为敏行是成就功业和塑造人格的根据。他同时也认为，人的许多思想和理念应当用行动来表达，行动可以是最好的语言。比如仲弓请教怎样才能举荐贤才，孔子回答：“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把身边的贤才推举起来，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一种思想态度，远处的贤才，别人也就不会埋没。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要有能力，行动就能说明自己，用不着担心别人不了解，他坚信行为是最好的语言。
《易传》提出“天行健”，认定天通过四时运行和生成百物的行来成就功德，其无言而行，以行为言，正是“讷言而敏行”的典范。这一思想把孔子的“讷言”主张定格化，使讷言敏行、自强不息成为得到民族广泛认同的文化人格。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一诺千金，赞赏快马加鞭、老牛奋蹄，就是看重言语的稀贵和行为的捷健，“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多言无实人格自然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改革开放初期的“不争论”、快步疾走，就践行着讷言敏行的风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蹄疾而步稳”“做不到的不要写”“干一寸胜过说一尺”，这些无不映照着讷言而敏行的思想智慧。
古希腊的思想家推崇辩证法，提倡在论辩和互相诘难中发现真理，由此引导出西方善于表达的外向型人格。中国先哲则主张“讷言”，引导着内敛型的民族心性。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低沉，鄙视张扬，它从来“不患人之不己知”，因为它实在、敦厚、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