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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谐思维自《易经》开启并确立后，经过西周及春秋战国近千年的洗礼，到战国末期已融汇各家，形成了更具时代特征的内涵。儒家后学充分吸收了这些思想观念，以解释经文的形式完成了《易传》，引申和阐发了不少重要思想，从而赋予传统和谐思维以新的特质。
《易传》系统地考察了《易经》所反映的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看到每卦中的六爻排列都有一个到头的穷尽阶段，但卦象的变化却打破了这一穷尽，开拓出了新的变化生机，因而鲜明地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事物到了困局就要变化，变化才能通顺，通顺就可以长久。按照和谐论的认识，一种状态下的和谐有穷尽的时候，而事物的变化会打破这种状态，又有新的和谐需要去追求。因此，真正的和谐只能在事物的流变中去把握。无限变化的思想是经文本有的内容，但只有《易传》才明确地揭示了由变通而长久的思想，从而将和谐的追求明确认定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易传》对《易经》中两端相合、生成新物的和谐观念做了深刻体认，称其方法为“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给卦象构成的两个符号以确定的命名，并概括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思想。把事物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对立要素之间的交合与作用，实际上把“和实生物”的论断具体化、规律化，又为和谐的动态流变找到了充足的理论说明。
天地交感生出万物，万物变化精彩纷呈。《易传》在深透剖析事物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指出了变化的两种常态，即渐积的状态与显变的状态，要求人们应该从渐微的变化中预料到彰显的状态。同时它还发挥“无往不复”的爻辞，认为变化的“常轨”就是“反复其道”，往复无穷，从而揭示了事物运动过程的曲折性、回复性和无限性，使和谐的动态流变论更为严谨和完善。
《易传》带着强烈的主观目的性把人掺杂于《易经》安排的天地交合之中，认为天道、人道、地道是构成《易》的“三材”，进而认为易卦的六爻正是“三材”各兼两位而形成的，人成了与天地相合、推动事物变化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此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升华，经文内含的人本主义倾向在这里得到了明确的彰显。
非但如此，《易传》还赋予了人在事物变化中的强烈责任感，在解释开首的乾卦之象时即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天道刚健，推动万物变化，人正应该以天为法，不断努力。在对“革卦”的解释中曾鲜明地提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对商汤和周武王以“革命”手段取代前朝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种顺天应人的变革正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行为。它还提出“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实是肯定人在事物变化中的积极有为，强调人在实现社会和谐中的应有责任。
《易传》把人在变化中的能动性引申到理性认识层面，强调人对事物变化规律的认识和对变化时机的把握，提出“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几，是事物变化的苗头。《易传》要求人们善于认识和把握事物变化前先显的微小征兆，在事情还没有整体彰显的时候就抓住时机，采取行动，趋吉避凶。与此相应，它还提出了“待时而动”“与时偕行”的行动准则，这都张扬了社会生活中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易传》还对许多卦象做了倾向性的引申，认为它们都有启发人类积极作为的意蕴。如说到包牺氏之后神农氏兴起，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给人们耕地锄草，这是受到“益”卦的启发；神农氏之后，黄帝、尧、舜相继兴起，他们改造生产工具、改善民众生活，使社会大治，是受到乾、坤、涣、随等多种卦象的启示。《易传》认为，《易经》是作者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创作而成的，人们应该像古代圣贤那样体察到其对社会人生的关怀，从中体悟做事的方法，以成就天下大业。
《易传》坚持“崇德而广业”的原则，坚定地认为只有崇尚德行才能广大君子的事业。它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从经文的思想资料中多方面提挈出道德之纲。
首先是把乾坤八卦视为父母与六个子女，使卦象系统具有了浓厚的人伦属性，并且赞扬了乾卦刚健广生的品性和坤卦柔顺致养、“厚德载物”的品性，提出“法象莫大乎天地”，认为欲成大业的君子正应该以此为法，努力成就自己的德行，以与天地之德相合。
其次是从德行方面着眼认识和解释许多卦象。如认为履卦讲行为修养，是道德的基础；谦卦讲礼节谦让，是道德的枢纽；复卦讲复归善道，是道德的根本；恒卦讲坚持操行，有利道德的稳固；损卦讲惩忿窒欲，有利道德的修养；益卦讲改过向善，有利道德的充实；井卦讲施舍救济，有利道德的传播；等等。
在此是借助对经文有关思想的阐发，不断对人们进行谆谆道德指引。如曾提出“利者，义之和也”“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轻侮）”等道德原则。在解释三爻多凶、五爻多功的道理时，提出了柔中为贵的思想等。
事实上，《易传》是沿着传统人本主义思路，从人生观、伦理观的角度看待世界万物变化的，它把天地事物的变化与人的能动作用、人的道德修养看成是相互联系的事情。“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既是讲事物发展中渐积与显变的两种常规，又是讲道德修养与人生功业成败的联系。“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既是讲事物两端转化的规律，又是讲人把握变化之枢的能动性，也是强调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及安身保国的道德品性。在《易传》的理论视野中，天、地、人构成“三材”系统，人参与天地之变，合于天地之德，同时又以德促变，以德成业。《易传》就是这样以注经的形式，构成了自己形散而神聚的严整体系。
《易传》有选择地吸收了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对《易经》做了倾向性引申和发挥，完成了《周易》的思想构建，同时也把新的特质注入了传统和谐思想，以此影响了民族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