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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于殷末周初的《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经典著作，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事物的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表现出了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理论建构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导向作用，由此对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
系统是由若干不同要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易经》的理论基础是八卦，八卦是用代表着相反属性的两种符号，按三三为组的结构而形成的八个基本图形，它们各有名称，并象征八种自然现象。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是一个独立系统，它们又合成了世界万物的生成系统。《易经》的作者把八卦按上下方位相互叠加推衍，得到了六十四卦的更高层次的系统，并用这一卦画系统来比附说明世界万事万物的复杂变化。不管这一比附是怎样地缺乏科学依据，其体系建构表现出了强烈的系统性思维模式。
《易经》的系统思维对人们后来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殷人的文化遗产五行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就得到了系统性的理论安排，五行由西周初的散状形态演化成了具备生克制衡关系的严密系统。同时，在人们的观念中，一个家庭、家族就是一个系统，由许多家庭组合成的国家、天下则是一个逐次扩大的系统，包括天、地、人在内的整个宇宙也是一个系统。人们也把人及人的内脏、器官视作一个系统。系统的思维模式在兵法著作、医学著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几乎成了社会的共识。
系统性思维要求把组成系统的各要素作为整体来看待，因而中国思想史上历来有重整体轻个体的坚强原则。《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儒家认为“《春秋》大（注重）一统”，法家主张“尊于一”，宋明时强调理、气一元论。虽然各派理论的出发点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对整体观的崇尚。中国人在生活细节上常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顾忌，有“舍车保帅”的“一盘棋”思想，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体责任感，时时体现着对整体的照顾与忧虑，这都源于系统观、整体观对民族思维的影响。
八卦是由两个代表相反内涵的符号交杂而成的，两种不同要素间复杂的依存、交感和转化是《易经》推衍的根本。《易经》中的“爻”有交错、联系之意，《说文》中直接把“爻”解释为“交”。变易是《易》的灵魂。在《易经》中，万物的变易表现在各卦象的推衍过渡中，各卦象的区别在于内部要素的不同交杂。因而，两端要素的交合状况就成了万物变化和卦象成立的关键，这就形成了不同要素相和合的思维模式。
和合思维模式同样影响了后来各学派的理论建构。儒家公开提出“和为贵”，倡导“忠恕”理念和“己欲达而达人”的方式，主张在社会生活中用支持合作者的和合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功名与品格。《老子》认为“知和曰常”，主张通过“不争”“无为”“柔弱”“知足”等途径达到与对立面和乐相处的目的。法家韩非也曾主张通过君主的权力运作实现“上下和调”的政治目标。思想家们的理论观念尽管有别，但“贵和”思想却是他们遵循的共同原则。中国人历来认为“水至清则无鱼”“兼听则明”，肯定异质要素与不同意见的积极作用，这正是和合思维的本质反映。
和合思维模式在观察事物时看重的是事物间的关系，它引导人们在联系、变化的意义上理解事物，而疏于对事物个别特质进行穷根究底的探讨。比如，思想家们对五行的相互关系虽然已做出了精致细密的理解，但对其中的个体特质却缺乏应有的探究。和合思维模式窒息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必要伸展，促使辩证法的思想在中国大放异彩，但由于传统辩证法不是建立在对具体事物精确性的认识和对形而上学认识方法的“扬弃”之上的，因而始终没有摆脱直观猜测性，一直停留在朴素辩证法的水平。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早熟制约了自身的发育和成长。
《易经》中体现的和谐是以人为本的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它在探讨宇宙万物的和谐关系中开创了人本主义先河。
《易经》卦画系统的创立，以及它的形式与内容都体现着对人类自身的关注与理解。构成八卦的两个符号其实就是对男女生殖器官的描摹，两者的交错表现着人类的生殖崇拜以及某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六十四卦的卦辞绝大多数直接说明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政治活动，归结为对人事凶吉的强烈关注。《易经》作者的着眼点和思考重心显然是社会、人生，其理论的致思过程在于：以人类关系来理解和思索天地关系，又从天地规律的高度来表述和说明人类社会。虽然论及天地万物等复杂现象，但其理论构思的本位始终是人本身。
形成于战国末期的《易传》对《易经》中的人本意识给予了直截了当的描述，它用阴、阳来命名构成八卦的两个符号，认为“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并把八卦分别描述为父母及三男三女，宇宙由此被理解成了一个人伦化的大家族。《象传》对六十四卦的解释全部都体现着人生的立场，如释乾、坤两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经过西周和春秋战国的时代洗礼，《易经》的人本主义思维模式更加强化，《易传》的作者对其进一步发挥。
《易经》的人本意识也极大地影响了诸子百家的理论方向，后来百家争鸣的焦点总是在人性观、社会观、历史观、伦理观、价值观等社会人生的方面；中国思想家自认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本主义思维模式对人们的引导显而易见。
人本主义原则使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一直关注着人类社会“此岸”的存在状态，宗教神学始终未能取得主导地位；但系统、和合的思维模式却使中国的人本主义只看重社会整体及内部的相互关系，而缺乏对人个体生存需要的关注。
和谐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深的根基，它发轫于古老的《易经》，形成了种种相对固化的思维模式，深透地浸润到诸子百家的理论建构和人们的心里。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理应对传统和谐思想有清醒的认识并能积极地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