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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化的建设历程中，《史记》的撰写是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件。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在海内一统的社会视野下，借助皇家金匮石室的典藏之丰和父子两代的学识之厚，撰写了笔及五帝、文涉天下的第一部中华通史。他用心雕琢，自创体例，把许多深沉的智慧灌注于著述中，《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
春秋终了以降约四百年间，中国社会经过了战国争雄、秦朝兴亡、群雄逐鹿、楚汉对峙、西汉开国、文景之治和武帝拓疆的跌宕起伏，社会连续发生了天旋地转、乾坤重造、曲折惊心的变化。西汉太史令司马谈觉察到这段历史在记录上的空缺，着手撰述一部辉煌的史书，却天不假年，不幸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卧床榻，临终前见到了自巴蜀出使返回的儿子司马迁，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道：“自东周以来，孔子修《春秋》为史学经典，自《春秋》绝笔，至今四百年，其间诸侯兼并，归于汉朝一统，这一时期却史书断绝，我身为太史，没有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如果任由典籍流失，这是最痛心的。”他希望司马迁继承此任务，把完成著述看作是对父亲最大的尽孝。
司马谈对儿子的嘱托表现着优秀史家的使命意识，也体现着一位民族先知的思想智慧。庄子有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说年寿短的生命不可能体验到超越自身生长时段的事物。在人类社会，生命短暂的个体按说无法体验超过他生命时段的社会演变，但依靠历史的传述，人们则能把握个体生命诞生之前千百年的事情，是历史记载打破了人类“夏虫不语冰”的自然魔咒，使人保持了对人类经历的记忆，实现了智识的逐代积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左丘明、司马谈都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先觉者，他们撰著历史，把民族经由的路程及遭受的挫折告诉后世，保留了民族的记忆。司马谈把自己的未竟之业托付给儿子，并以恪尽孝道相劝勉，表明他也很看重史家对民族应有的责任担当。
“少负高远之才”的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两年后接替了太史令职位，他阅览珍稀资料，搜求天下逸文，参合早年游历，考订往古事迹，奋力撰述史书。未料公元前99年发生李陵之祸，司马迁因言获罪，被处宫刑。大丈夫遭奇耻大辱，只有以死了之！但父亲的嘱托、史家的使命有泰山之重，无粪土之躯则无所寄托。求死不能，只好忍辱生存。司马迁以深沉智识彻悟了生死，同时实现了与专制皇权的精神决裂。他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挫奋精神勉励自己，同时把自己的冷峻才思、傲世风骨以及满腔热血倾注在笔端，在隐忍屈辱中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述，完成了这5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其后听任生命星火默默熄灭。
历史是人类保留记忆的手段，中华民族的早期记忆因司马氏父子得以保留和明晰，司马迁更是将屈辱的命运燃烧出辉煌的烈焰，他们的智识、人格和功业与日月同在。
战国以来，社会生活迅疾而深刻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已明确地看出，历史的进程中是人推动事件，而不是事件引导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但在历史记录中，如何把社会主体与历史主线相统一，对任何一位史家都是新的课题。
《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先前的史书都是编年系事，把空间上并存的各事件编订于同一年月中，再按时间顺序排定。这种体例使跨年度的事件被分割记录，同一人物的事迹也随事件和年份的分隔而碎片化。《国语》与《战国策》关注人物的言论和谋策活动，是对人物、事件的片段记录，同样缺乏事件的整体连通性。为了突显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司马迁破天荒地开创了纪传体的形式。他以天子编年为“纪”，辅以王侯相袭的“世家”，还大量地采用了人物之“传”，并把传记风格渗透到“纪”与“世家”的撰述中。司马迁的史书以人物为主线、以人系事，诸多历史事件经由人物主线而贯通起来，使人在史书中有了全新的展现。
首先，司马迁笔下的人是完整的人。他笔下的传主，除非资料缺乏，一般都会记录其出身背景、成长经历、生平事迹、个人归宿、家族后嗣及社会评价。人们从史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发生过的事件，最主要的是人的活动，事件成了特定人物生命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历史主体与史书主线相吻合，历史的进程脉络也非常清晰。
其次，人是有思想、有灵魂、有风骨的人。历史人物不仅言行相异，而且在精神心理的层面各有丘壑。善于抓住人物的内在神气，正是司马迁思想与艺术的所长。在中国历史行进的轨迹上，司马迁成功地再现了精神形态鲜明的无数人物，尤其刚毅暴虐的秦始皇、揭竿而起的陈胜、匹夫逞勇的项羽、运筹帷幄的张良、以智立身的陈平等，还有阴狠凶残的吕雉、大仁治政的刘恒、重塑汉政的刘彻、曲学阿世的公孙弘、彰显儒学的倪宽等。历史人物负载着历史的信息，其作为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司马迁用传神之笔叙述了他们的心性和事迹，把历史过程与历史精神一并展现了出来。
最后，人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司马迁把人物放在其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来把握，故能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揭示出人物在复杂世界的特殊机运。勾践卧薪尝胆没几年就兔死狗烹，困厄半生的主父偃晚年得志后刻意横行，这都合于他们社会关系的变幻逻辑。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认识正暗合于这一理念，他通过对人物社会本质与曲折命运的叠加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运行的本质。
由于时间的一维持续性和不可逆性，“人人都来自昨天”成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司马迁以自己的智慧学识对此进行了深沉诠释。
其一，人的行为选择都与他先前的经历有关。历史事件的发生与走向，是所有当事人合力的作用，但每一个个体做出的行为选择都有昨天的原因。楚人伍子胥投吴而灭楚，苏秦弃连横而倡合纵，都有先前个体经历的缘由。孔子少年玩耍时就摆俎豆、设礼仪，李斯少年时观鼠舍而悟人生，出身卑微的大将军卫青一生都谦和待人、柔媚顺上。“蛇化为龙，不变其纹”，司马迁特别看重人物昨天的人生烙印，故能摄取人物一生的特殊斑斓。
其二，人的行为必然包含某种世代的承传。在司马迁笔下，这种承传一般来自家族或学派，表现为行事的立场与思维方式。如春秋楚国历代君主的好战习性皆由其地缘决定，是族群心性使然；田氏与姜氏在齐国的对立以及各自处政的方式多来自家族的承传；西汉名将李广为未能封侯而抱恨终天，他的虎子豹孙大都重蹈了略为同样的命运；周勃与儿子周亚夫军功不小，各受君主看重，而人生结局几乎同样悲惨。司马迁用隐约细微的笔墨描述了其中家族心性承传的原因。
其三，人类先前形成的文化精神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司马迁归结了中国社会六种思想学派的主要精神，对它们的源流和影响做了多处叙述，并在许多人物与专史的撰述中发掘了其思想精神的传承。汉初陆贾杂儒道而著《新语》、引导出无为政治，为气任侠的季布属墨家精神的践行者，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儒林人物公孙弘、董仲舒等名显当世，司马相如、东方朔都是学富五车的才士，晁错、张汤等治国重臣都具刑名学的思想渊源等——司马迁在史书中全面展现了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中承传着的文化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
司马迁的著作生动地显示了人人来自昨天、国家来自昨天的社会历史全景。
历史是把人往昔的活动反照给人自身。司马迁继承了史家优秀的思想风骨与父辈的精神遗产，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史家智慧之绝唱，以此保留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记忆，展现了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民族的安身立命及当代复兴提供了泉涌无尽的珍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