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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化史上，《三国演义》算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奇书！它以历史题材为外壳，沉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内容；它以社会竞争为主线，将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磨砺成一部争胜方法的集成；它把哲学意蕴的思维方式结晶成形象化的智慧案例，在动态的活动中展现出恒定的谋略方法。《三国演义》的魔力就在于蕴含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精髓。
《三国演义》描述的宏观历史，从公元180年汉灵帝时的黄巾起义开始，到公元280年晋朝灭吴结束，历时约一百年。它的成书约在元末明初，即三国历史终了后一千余年，该书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重要环节。一是在三国时代的社会运行中，董卓、袁绍、吕布、公孙瓒、曹操、孙氏父子、刘备、周瑜、诸葛亮、司马父子等一大批英雄豪杰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按自己的行为方式发奋作为，留下了不朽的人生业绩与思想精神，这一种客观的历史过程，构成了全书的历史本源。二是晋初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了三国这一“当代史”，百余年后南朝的裴松之对《三国志》又做了广征博采式的辑录引注。史学家追求历史的真实，但对史料的主观选择以及回护曲笔，已使文化学的创意初露端倪。三是唐宋时关于三国的民间故事与传说，这些故事已不着意于历史的真实，对人物言行进行了许多主观的设定，实际上已是按“集体无意识”进行了文化的创造。四是元末明初的文化大师罗贯中以他的如椽巨笔，对三国的历史和故事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系统化的加工创造，基本完成了全书的撰写，使这一文化产品定型。
可见，《三国演义》不同于三国历史，三国历史曾是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而《三国演义》是通过对三国人物事迹的追忆、裁剪，乃至想象，构筑了一个文学艺术的世界，属于后来人的文化创造。这一文化创造以三国历史为起点，创造过程延续了一千多年。同时，千余年中各代人的文化创造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但都依循着当时主流文化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的渊源比三国历史更悠久，也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三国演义》是以历史之体，载文化之魂。它首先向人们表述了一段并非完全虚假的历史，然而，历史人物最终成了文化表达的符号，人物言行及其行为方式未必忠实于历史，却体现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和价值理念。如关羽本是三国时代的普通武将，而《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则是忠烈、义气、勇武与诚信的化身，中国民间对关羽人格的崇拜，表明了中国社会对这一文化创造的高度认同。后世人欣赏《三国演义》，不是认可其中的历史描述，而是认同它所负载与传达的文化内容。
完全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物，从文化表达的意义上讲，它比三国历史更具典型性和鉴赏性。
三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这段历史经过了豪强割据、军阀争战、三国对峙、晋朝统一的过程。多元竞争、胜者生存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三国演义》承接了这一客观的历史主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和思维智慧演绎了这一过程，打造出了以争胜为核心的行为方法集成。
《三国演义》中的多元竞争，表现为不同政治集团间的对抗、集团内部各个派系的权位争斗，以及个人间才智能力的较量。对特定主体而言，竞争中最难确定的不是选择对手，也不是确定目标，而是要采取的手段。人间过河的目标实现正是难在桥的设计与建成，因而手段的设定是人们竞胜的关键，也是人们最为关切的环节。《三国演义》在长期的成书过程中不断调适和适应这一受众心理，在人物处事的手段上大做文章，刻意深化细化人物行事的机巧。同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含着深沉多样而又充满智慧的思维方式，为人物行事手段的多样性打开了空间、提供了依据。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三国演义》在争胜方法的演绎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如赤壁大战中精通兵法的诸葛亮密书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目标—手段—条件”几个要素的相互关系有着全盘考虑，火攻的手段是当时军中的最高机密，因为它是弱方出奇制胜的关键。后来周瑜安排的蒋干盗书、收用蔡中、怒打黄盖、阚泽诈降、庞统授计、筑坛祭风等，都围绕着火攻的手段实施，其中小手段服务于大手段，足见手段在争胜中的重要。《三国演义》中的主帅常给前线领兵的将军“锦囊妙计”，吩咐临急打开，内中无不是应对危急的机巧手段。全书把传统文化中内含的争胜技术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表现了中国思维方式在争胜中的新颖和奇特。
处事手段抛开了它的个性环境和具体针对性，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就是传统文化中被称为“谋略”的行事方法。《三国演义》描写了百年间许多集团、个人与不同对手间的无数争胜活动，以竞争的眼光看，全书正是一部争胜方法的集成。
《三国演义》的文化积淀，大体有三层景观：一是存在性文化，包括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伦理思想这两个不变的文化形态。全书对充满等级尊卑的政治制度予以肯定，并对侵害皇权尊严的董卓、曹操等人予以鞭挞，表达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以传统的伦理思想为标尺来设定正反人物的言行，表达了特定的思想精神。二是流动性文化，包括权力争夺、军事争胜与外交争优，这是三种动无所居、常变常新的活动形式。全书通过几个朝廷与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展现了他们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掌控和获得权力的种种方法。全书描写了大小数百次战役战斗，演示了指挥员对各种战争要素配置的思路方法及其对战争结局的决定作用，展现了许多高超的军事艺术。全书还通过许多割据集团间的政治结盟，展现了外交活动的策略手段，演示了不少出色的谈判艺术。三是恒定性的文化。《三国演义》在描述各文化领域不同主体的争胜过程及方法时，赋予其特定思想理念指导下的哲学层面的智慧，在流动的文化中展现了恒定的方法。如书中描写长期与曹操争战的刘备对人讲：“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这是他在儒家仁义理念支配下对争胜手段的自觉选择，与曹操的崇法理念及行事方法正相对立。全书描述了他们两人长期较量的动态过程，从而把儒法两家行事方法的各自特点与固有短长展现了出来。可以说，哲学层面的方法、谋略问题是《三国演义》文化创造所达到的最深层次，也是其叙述恒定文化的最高归结。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事方法和谋略智慧，这正是《三国演义》的精华所在。
然而，《三国演义》对方法、谋略的叙述是极其独特的，它不是以概念语言的形式来表达的，也没有《孙子兵法》那样警语式的理论原则，而是选择了形象化的表达，结晶出无数形象化的谋略案例。行事方法与人物的文学形象、文化人格融为一体，需要人们通过梳理、体认来把握。
当代人有了《三国演义》中的大量形象贮备，也就拥有了中国思维智慧的积累，就能根据意象做出文化创新。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后评夷陵之战时说：“刘备没有处理好主次矛盾的关系。”韩国企业家说：“曹操是推行开放经营和人才经营的高手。”炒股人说：“诸葛亮做多时看见街亭这一重要技术支撑点被空方吃掉了，就果断斩仓，全身而退。”只要做出事理的转换，就能激活意象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的行事方法和谋略，正是这样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魔力”的思维智慧。
《三国演义》表达了集成化的争胜方法，结晶出形象化的谋略案例，隐含着恒定不变的哲学通则。当代社会的国家竞争、发展竞争并没有减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事方法仍然具有现实的生命力，《三国演义》是一座正待人们深入采掘的文化金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