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广东之名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后逐步发展形成的。广东的历史由来主要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一是先秦时期。《汉书·地理志》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越”是长江中下游以南沿海地区的部落统称，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多个分支，也统称百越。而其中“南越”是现广东的所属地。因“越”字通“粤”，又被称为南粤。
二是秦朝时期。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在岭南地区设“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据《汉书》记载，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南海郡。
三是两汉至三国时期。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赵佗发动桂林郡、象郡战争，兼并了岭南地区。公元前204年，赵佗正式建立南越国（南粤国），定国都于番禺。公元前112年夏季，汉武帝刘彻发动对南越国的战争，并于公元前111年冬季灭南越国，而后将其划分为9个郡。
四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两晋时期，广东腹地属于广州，粤北属于荆州，雷州半岛属于交州。由于北方战乱，大批北方士族和百姓纷纷逃往南方，便有了大批移民。南北朝时期，设立的州、郡、县多集中在粤中、粤西、粤北地区，粤东地区相对较少。隋朝初期，设立广州、循州，隋炀帝时，废州为郡，改为郡、县两级，广东地区分为10郡、74县。
五是唐宋时期。唐朝贞观时期，废郡为州，将全国分为10道，岭南地区属于岭南道。唐高宗时期将岭南45州分为广州、桂州、容州、邕州、交州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655年以后，5个都督府皆属于广州，潮州、汕头一带在唐朝中期曾属于福建。862年，将岭南道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这也是两广地区分为东、西的开始。五代十国时期，岭南地区属于南汉割据政权。宋朝开始在岭南设立广南路，宋太宗时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这也是广东、广西名称的来历。
六是元明清时期。元朝将今广东地区分为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明朝将广东道改为广东布政使司，改海北海南道归属广东，广东也成为明朝的13个布政使司之一。清朝将地方行政分为省、道、府、县4级，正式使用广东省这个名称。后来，广东地域范围发生过多次变化，但“广东”这个省名一直保留至今。
基于对广东历史由来的辨析，从时间上可推导广东文化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古代时期（先秦百越—鸦片战争前），主要是以岭南文化的成形和发展为主；其二是近代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融入了广东革命历史文化；其三是现代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融入了广东建设和改革文化的内容元素。处在不同时期的广东文化有所不同，既相互区别又有所关联，主要是以岭南文化为主脉和基石，以广东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文化为补充和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代的广东文化。
受到广东自古以来的历史区域划分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广东文化的表现形式也纷繁复杂。目前各界普遍认为广东文化的源头是岭南文化，该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文化与广东文化有着以下联系。
1.岭南文化是广东本土文化的起源
岭南，指五岭之南的广东、广西地区，为古蛮荒之地。唐代是岭南地区文化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是由来自以中原为中心的北方文人所推动。
岭南文化体现了岭南人的全部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渗透到经济、文学、艺术和生活等多个领域。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独具一格的岭南画派、岭南建筑、粤剧等地方特色鲜明的艺术种类，到求真务实、兼容并包、开拓进取的“岭南精神”，无不体现着岭南文化的文化价值和丰富内涵。岭南文化发展的实质就是它不断进行完善与创新。
兼收并蓄、特色鲜明的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
岭南文化是早在中原文化进入岭南地区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文化，作为岭南地区本土的文化，在此之前已经独立发展了十万余年。在很早以前，中华民族祖先之一的“马坝人”在岭南地区繁衍生息，但由于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的隔阻，他们在秦代以前很少与中原地区往来，这也使得早期的岭南与中原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这些原住民“马坝人”在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创造了岭南文化——一种具有很强原生态的本根文化，其主体就是岭南地区的土著文化，也被称为越族文化。因此，岭南文化在发展源流上有自身独特的源头。在经历了数万年的石器时代之后，岭南地区的发展正式进入了青铜时代，也就是后来的百越文化时期。在该时期，整个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岭南文化与岭南地区周边的其他越族文化开展了密切的交流，进一步吸收了吴越、闽越、滇越等文化中的先进元素，并从中间接地吸收中原文化的相关元素，逐渐发展成一种兼具整体性和特色性的融合性文化。根据李权时等所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文化》一书的观点，在百越文化时期，岭南文化的多元发展格局已初具轮廓。这种多样性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器物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面：在物质层面，岭南文化在原有的捕鱼、狩猎文化基础上，已经拥有了农业社会的基本耕作文化元素，并开始形成了农业与手工业并存的局面；在器物层面，岭南文化拥有了青铜器、石器、陶器等器物文化，同时发展了玉石、青铜、金银、丝织业、竹木等相关工艺；在观念层面，岭南文化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宗教形式，产生了自身的道德风尚、民俗以及相应的艺术观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岭南地区原始公社瓦解时，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岭南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与中原地区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有很大不同。早期本土的岭南文化独立于中原文化而自成自长，形成了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特色，这些不同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岭南文化的基因。黄河流域拥有秦晋文化、齐鲁文化等文化形态，而长江流域产生了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文化形态，再加上珠江流域的岭南文化，这些文化均是独立发展的个体，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
2.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随着中国历史进入秦汉的大一统时代，独立发展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逐渐出现了更多的交集，两种文化的交汇、冲突、认同与整合，是按照传播学文化循环规律不断演变的具体实践。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所处的生态环境本身存在差异，二是文化之间存在着隔离。而文化差异具有时代差异和非时代差异两种不同的特性，其中，时代差异主要指的是各地区民族在发展上具有不平衡性，从而导致了他们自身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异。
首先，岭南与中原早在神话时代就开始了文化的交往与交流，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在物质文化层面，岭南地区进入农业文明的时间比中原地区晚了一千多年，中原文化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进入农业文明时期，而岭南地区一直到六千年前的西樵山文化时期才开始出现农业文明；在制度文化层面，秦代起中原文化就已经发展到了实行郡县制度的封建社会，而当时岭南地区各地的越族部落仍处于部落文明；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原的秦晋地区、齐鲁地区分别出现了乐器、文学等精神文化现象，但此时的岭南地区甚至没有出现文字。通过从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发展水平上极不平衡，岭南文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弱势”的发展地位，而中原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根据传播学基本原理，当两种文化之间存在传播与交流时，强势文化必然会对弱势文化进行大量输出。
其次，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常常导致地区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战争虽然是残酷的，但不可否认，战争对社会变革和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处于隔绝状态，在秦朝统一岭南并设郡后，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正式传播开来。中原文化的传入，让原来属于奴隶制文化的岭南文化逐渐朝着全新的封建文化方向发展。在此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中原文化逐渐以其强势的姿态推动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这也使得岭南文化的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以往的原生文化形态发展成与中原文化整合后的再生文化形态。
总的来看，岭南文化在秦代以后发生了自身文化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到汉代的时候，这种转变已基本完成，到唐代的时候，汉族逐渐取代本土的越族成为岭南文化的主体，这也使得原有的岭南文化发展成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在唐代以后逐渐发展成熟，岭南文化与汉文化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融合。
3.不同区域文化的兼容与传播
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是独立存在的，区域之间也是如此，它们各自的特征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在全球化、信息技术、运输等因素的影响下，各区域之间会存在一定的交流与融合。世界各类文明发展演进历史已经证明，水运对于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贸易提供了航道，也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必要的通道。自古以来，岭南地区同时具备封闭性与开放性两种特征。岭南的地理位置独特，虽然地处中国内地，却偏于南部边陲。受到逶迤五岭的阻隔，岭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中原的交流很少。然而，在陆上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岭南地区有着靠海的优势，很早就开辟了对外交往的水路交通。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岭南地区拥有了水陆两种交通方式，这两种运输方式的快速发展，为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为岭南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便利。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相互借鉴、补充，岭南文化弥补了中原文化所欠缺的海外文化基因。
据“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杨少祥，1985）考证，两广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陶器销往阿拉伯和东南亚地区，并经阿拉伯和东南亚再转销到世界其他地区。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通过岭南地区对外文化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汉武帝的推动下，岭南到海外的许多新通道被打通，从而开辟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该航路也被称为“武帝航线”，其发祥地在岭南地区，起点在当今的广州。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以及其他史籍均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的繁荣景象。唐代以后，陆上的丝绸古道逐渐衰落，但起于岭南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延续，所开辟的航路也不断拓展，延伸至东非、欧洲等地，并在明、清两代延至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等地，从而逐渐形成了以广州为起点的全球性“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和商品往来窗口的重要地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的文化实现了相互影响、互通有无、双向传播，中华文化面向海外传播了器物文化，包括丝织品、瓷器等，其中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而西方文化中的近现代文化与技术先后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在中外两种文化的交流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发挥了交流通道和桥梁纽带的作用，岭南文化也因此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海外文化基因。
图1 岭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历史渊源
自秦汉以来，广州在中国对外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即使在实施“海禁”政策的明清两代，广州仍然被列为“经济特区”，还是正常与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对外交往。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繁盛，岭南地区的商品经济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在明清两代，国内的浙商、徽商、晋商、闽商等各个地区的著名商帮均到岭南的广州做生意，俗称“走广”。一时间，广州成为东西南北各地商人聚集的中心，而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发展为商品流通贸易的中心区。岭南地区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拥有对外文化交流的便利条件，因而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能够更快、更多、更广、更深地接触到海外文化，也更易接受海外文化，因此拥有了明显的海外文化基因。海外文化基因的不断累积与增殖，使得广东地区发展为海内外各类文化交汇的地区，从而带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结构的变革与调整。
4.在传承与创新中形成的广东文化形象
广东文化形象不能简单地根据行政区域来划分。一般来说，行政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为了适应国家分级管理的需要，以便设立相应的政府机构及其管辖范围，其中不仅涉及行政上的管理层级，也涉及行政区域内的人口、资源配置等问题。从文化学角度来看，广东文化形象的构建不仅包括行政区划内制度文化层面的内容，也含有文化融合和历史发展等层面的因素，因而不能单纯依据“广东省”这一行政区划概念来进行概括，而要与外来文化影响、广东历史沿革等因素相结合进行提炼。
行政区域并不完全等同于区域文化范围，但特定区域确实产生了与之对应的文化。例如，在有着大片草地的高原地区，往往易于产生草原文化；在有着大河流经的平原地区，往往易于产生平原文化；在靠海的沿海地区，往往易于产生海洋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岭南文化的名称起源于岭南地区的区域概念，也有特定的区域范围，主要是指五岭之南的文化，包括在广东、广西、海南和部分越南北部地区生活的人民所创造的文化，具体是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随着广东从岭南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行政区划后，广东文化也因此产生，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高凉文化等，其中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不仅构成了广东文化的主体，更构成了岭南地区汉文化的主体。
广东文化是在不断传承与创新中发展形成的。一方面，广东文化既具有中原传统文化的古韵，又具有浓郁岭南地方特色，它是广东本土文化与岭南区域文化、中原传统文化不断渗透融合所孕育的产物。岭南文化是广东文化形成的根基，这是广东文化的本质及其传统精华之所在，即使广东文化日渐从岭南文化的母体中蜕变、成长，也始终不能丢弃岭南文化的本原。如果摒弃岭南文化，就丢掉了广东文化的真正价值，是其他任何地方的所得都不可弥补的。
另一方面，广东文化虽然起源于岭南文化，但在经济发展、语言特性、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桂系文化、海南文化有着很大不同。这些广东文化中的传统基因，展现了广东独特的民情、风貌、哲理和道德规范。随着时代的发展，广东文化的元素、内涵、形态和精神也越来越丰富，在保留传承岭南文化传统特色的同时，不断增添新的文化元素，丰满自身的文化形象。
近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清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的地位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了重大逆转，英美等西方国家迅速发展成超级大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凭借向西方国家学习来的经验而迅速崛起，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在替代以往的国际秩序。在新旧两种秩序的激烈冲突下，广州因为自身的特殊位置，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仍然保持着对外开放的状态，这也使得广东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风口浪尖上。
进入近代以后，广东文化的发展形成过程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大部分重要历史事件，主要包括鸦片战争、抗英运动、太平天国、维新变法、民主革命、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等，也正因经历了这些历史事件，广东文化的内涵及其影响已远远超出本省的范围。因为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使得反帝反封建、振兴中华成了当时文化的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广东文化形象也逐渐完成了自身的转变与飞跃，由古代传统的形象变成了近代求变的形象，从改良的文化形象变成了革命的文化形象，从专制的文化形象变成了民主的文化形象。要理解这种转变的过程，必须突破广东省域的视角，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背景进行分析，从整体社会变迁上进行全局把握，认清广东文化形象所经历的“早期探索—变法改良—民主革命”转变过程十分曲折。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广东处于古今、中西、新旧等各种冲突的前沿和中心，而产生于该省的地域文化，也处于西方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共同压力之下。在这种情形下，广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及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史学家陈旭麓所说的，若近代中国不引进西方的方式，就难以实现开拓创新。
纵观广东文化近代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学习阶段
较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有识之士是林则徐，他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于广东省执行政务期间，最著名的政绩就是虎门销烟运动，对促进民众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交往，他获益匪浅、大开眼界，并深刻意识到重新认识世界的必要性。为此，林则徐派人大量翻译外国书报，学习西方国家经验。在他的激励下，魏源、徐继畬相继著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著作。另外，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开端，而这种启蒙对广东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以后，广东省成为远赴西方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也因此培育了大量的思想家、科学家，这些接受了西方思想的进步人士在中国政治舞台、文化舞台上发挥着引领作用，成为此后中国社会改良派、革命派的核心人物。
2.变革学风阶段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自己的“坚船利炮”将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输送到我国，而这些外来文化的入侵，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民族矛盾、社会危机和文化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广东省出现了新思想的萌芽，最早主张变革学风的代表人物是“岭南两大儒”朱次琦和陈澧，他们首次提出“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对广东近代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维新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核心人物，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创造一批批先进的文化成果，促使广东省文化界日益凸现“西学东渐”的模样。
3.变革社会阶段
在进入近代以后，广东文化已由以往拥有众多文化圈层的岭南文化，逐渐发展成包含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内的全新文化。虽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两种文化均在国家和民族危机四起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索走出困境的方法。其中，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洪仁环等，通过同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形成了农民阶层的大众文化，创立了拜上帝教，试图以此鼎新中国当时沉闷、压抑已久的社会思想。作为精英阶层的广东文化人，沿袭着“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路径，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全新动力。特别是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全新世界史观，传播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等，拓宽了国人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推动了近代广东文化的转型。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彻底宣告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失败，将变法维新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推向了历史舞台。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共同意识到中国学习西方不能停留于表面，而是要学习能够彻底改造中国的深层次制度文化，这种文化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等各个领域。其中，首先应当学习的是如何改革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康、梁等维新派并没有彻底反对封建文化，导致其发展存在先天不足，维新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此时，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重任落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上，他们主张通过武装起义推翻封建专制，并实践了这种想法，发动了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具体来看，孙中山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建立同盟会，集合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力量，成立了统一领导的革命政党，各界人士才被聚集在一起，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第二，通过与变法维新派展开大论战，积极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为宣传自己的思想，开创了机关报《民报》，他们在对思想、制度等文化的观点上与改良派展开了大论战，实现了深层次的民主文化启蒙，这为推动中国社会由封建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型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第三，通过发动武装起义，彻底终结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统治。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迅速瓦解，“中华民国”建立，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中国社会基本上实现了由封建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变，广东文化也在这种宏大的政治革命背景下，从封闭式的古代文化转型为开放式的近代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文化迎来了第一次新的飞跃，即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文化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转变。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广东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形象不断加强。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广东文化的这次转型与近代的第一次转型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国际上，两次飞跃均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当时的中西方文化较量中，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而广东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在国内，两次转型都面临着同样复杂的形势，两次转型的共同之处表现在：第一次转型期间出现了“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争辩与斗争，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则存在着“真理派”与“凡是派”的相互较量。对比发现，两次转型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广东文化的首次转型，主要是从旧的封建文化转变为新的民主文化，转变是通过一场革命实现的，其过程是两个敌对阵营相互搏杀；广东文化的再次转型，则是由计划经济环境下的文化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文化，实现该转变是通过一场改革，其内容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两种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的抉择。通过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发现，后一次的转型是建立在前一次转型之上的，其结果是实现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间接导致了文化模式转型，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换。与第一次转型相比，第二次转型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要远甚于第一次，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一场伟大的革命。具体来看，广东文化的第二次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大众文化兴起
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以娱乐为主要功能，并辅之以现代传播手段和经营、生产方式的文化。
广东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广东拥有对外开放的机会是分不开的。广东对外开放主要表现在广东省毗邻港澳且在海外有大批华侨，因而具有接触港澳文化和华侨文化的先天优势，这也是党和国家制定“广东先行一步”部署安排的重要原因，而港澳文化、华侨文化的渗透和交融也成为广东文化的重要特点。当改革开放再次打开国门的时候，首先输入的就是邻近的港澳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广东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传播。从源头上看，港澳文化与广东文化有着相同的源头，即在历史传统上均可以追溯到岭南文化，二者均属于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这两种文化长期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地缘关系，二者在地理上是毗邻的；二是具有言缘关系，港澳地区与广东地区所说的方言均属于粤语方言；三是具有业缘关系，二者在生产、生活上具有极大相关性和相似性。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港澳文化输入广东省地区，并不能将其视为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征服；广东文化也积极地吸收了港澳文化的先进部分，这种吸收也不存在屈辱的色彩。两种文化是同质的，而并不是异质的；这两种文化的交融，对于进一步促进广东文化由计划经济的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是极为有利的。
2.华侨文化回归
华侨文化与广东本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侨文化是指华侨保留着家乡原有的语言、习俗、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等文化思想，又在侨居地异地文化的影响下，创造的跨文化、跨地域的复合文化。比如，从樟林古港红头船到汕头埠轮船，潮汕华侨在长期艰苦奋斗的海外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培育了爱国爱乡、精诚团结、守信重义、刻苦耐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潮人精神，这也是潮汕华侨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广东文化实现第二次转型的过程中，与之密切相关的华侨文化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有大量侨胞广泛分布于各界各地，其人数占全国海外侨胞总数的三分之二。在华人华侨群体中，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习俗，又融合了当地的其他文化，因而同时具备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特质；这种文化虽然在海外，但其根脉仍然在广东。从历史传统的溯源来看，这种文化仍然属于岭南文化的分支之一，因而是当代广东文化发展中可利用的重要资源。应当看到，近代广东文化实现了首次飞跃，广东省的华侨为此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孙中山将华侨称为“革命之母”。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广大华侨同样为广东省整个社会的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东省社会建设中，他们是变革先锋；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他们是建设支柱；在广东文化发展中，他们是创新之源。原籍广东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投入了巨大的心力到广东省各方面的建设之中，他们积极参与投资创业、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事业发展、金融服务、公益事业等方面，形成了华侨商业文化、华侨建筑文化、华侨教育文化、华侨金融文化、华侨慈善文化等。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最先进入广东省的外来文化就是由华侨推动的；由于华侨文化的带动，其他的海外文化陆陆续续进入广东地区，为广东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从而使广东在全国率先发展。因此，广东文化的二次转型与华侨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3.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始于党的十四大之后，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后逐渐展开了这项改革工作。在文化体制改革以后，“文化产业”逐渐形成并获得了持续发展，广东在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方面也走在了全国最前列。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广东各界在思想上获得了极大解放，从而带动了广东文化的巨大发展，从此由文化建设走上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
广东省提出了“以文养文”“走向市场”的发展方针，其主要目的在于将属于事业单位性质的文化单位推向市场，使之获得自我的发展与成长。这场改革最先从政府文化部门的简政放权开始，此后推行到电影院、影剧场、书店等文化单位，使之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让这些单位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改革的探索性尝试获得初步成功以后，文化体制改革逐渐由重点城市扩大到全省范围，为此，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出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具体方案，例如，鼓励粤剧院、话剧院、歌舞剧院、乐团等文艺表演机构或团体按合同支付劳动报酬，并给予这些团体更多的管理与艺术表演权限。一些文化单位在这些改革方案的支持下，逐渐走上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成为既有活力，又有实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大致实现了“以文养文”“走向市场”的基本构想。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给广东省文化体制改革带来了强劲的动力，这也使得广东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市场化”“产业化”等目标。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次年，广东各类与文化相关的党政机关单位共同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明确提出了广东文化进一步的发展目标，即要使“经济广东”向“文化广东”的方向发展。“文化广东”的核心思想是彻底转变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式，真正实现广东文化的“产业兴文”与“文化产业”目标，即由以往政府投资主导文化建设，逐渐转向以发挥文化自身优势为出发点，推动文化的自我发展。在“文化广东”战略的实施下，广东省文化产业获得了极大发展，文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呈现繁荣的发展景象，广东省文化产业机构、从业人员和产值均有极大的提升，而且民办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已远远超过公办文化产业。
从广东文化形象第二次转型过程来看，其发展脉络与过程都是十分清晰的，在此过程中，广东文化形象逐渐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文化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图2）。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正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众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图2 第二次飞跃过程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