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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后续儒学之解释与发展，儒学被尊奉为官学，受庙堂供养，逐渐以官学、士大夫的视角来审视，使得孔子原始经典的庶民私学色彩逐渐淡化，而仅仅剩下民间朴素、自然的观念与庶民私学的契合。《论语》的思想、成语、章句在民间广泛流传，维护着传统的民间视角和庶民成长的空间。
汉代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之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由此，董氏之学的官学色彩甚明，私学强调民的多样性，而董仲舒强调“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人三策》）
而自宋代之后，朱熹对儒学的解释成为传统的主流，至今《四书集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究其根本，朱熹将孔子儒学和《论语》解释成圣贤之学，仍非庶民视角，乃是士大夫（贵族）视角，不适用于庶民成士。
朱熹之学实为圣贤之学，这是宋明理学的普遍立论，从出发点上就偏离了庶民视角。“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常人终日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圣人要求备，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足谓之舜哉！”
因此，朱熹解释孔子经典的方法必然也不是私学视角，而是士大夫的官学视角，“圣人（孔子）贤于尧、舜处，却在于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以垂于世。”
朱熹弟子黄斡正是如此评价朱熹：“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
这种成仁成圣实非庶民所能，也非其所敢想。
（1）正是因为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抛弃了庶民的私学视角，而重回贵族官学视角，以福禄寿喜为人生目标，而不复庶民成士的勇猛精进，“上古天地之气，其极清者，生为圣人，君临天下，安享富贵，又皆享上寿。及至后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终身不遇，寿止七十有余。其禀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横者，多得志。旧看史传，见盗贼之为君长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为其全得寿考之气也。”
若依福禄寿喜，贫而乐、君子固穷就失其根本。
（2）正是基于圣贤视角，使得民的基本欲望完全被舍弃，圣人完全没有了民间气息（无物欲之累），同时，民之愚也成为恶行，而非民的自然属性，由此而得出“尽天理、灭人欲”，此为学理上的“一”，与汉学政治强制性的“一”虽然手段不同，但是，目标相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
私学的民间烟火气息荡然无存，剩下的是高高在上的卫道士形象。
（3）官学的“意、必、固、我”在朱熹的思想中得以充分显现，落入贵族之学的窠臼，“圣人只是做到极至处，自然安宁，不待勉强，故谓之圣”
，这也正是孔子在《论语》中极力反对的，“圣与仁，则吾岂敢”。贵族成才才是宽门坦途，“圣人熟，学者生。圣人自胸中流出，学者须著勉强”
。庶民成士是窄门险途，哪有“自胸中流出”，只有“惶惶如丧家之犬”“少也贱”。
（4）只有从民间视角，才能从儒学中释义出“仁”，“里仁为美”，“仁学”实乃庶民成士之学。而朱熹从士大夫的官学视角来释义私学，必然陷入逻辑混乱之中，即如何通过格物致知实现仁与圣，其中的具体实现路径如何。在孔子的私学中，庶民成士之“仁”需要在实践中全面展开，从而转换成“义学”，作为庶民成士的行动指南，这才是私学真正有价值的意义所在
。而朱熹的宋明理学却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或是这个行动方案根本无法操作。“圣人则动以天，贤人则动以人”
，这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一脉相承。“动以天”，从根本上动摇了《论语》中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庶民的理性主义视角，实非庶民可以承受。
（5）为了弥补自身成才目标与实践路径上的脱节，朱熹在成才目标上模糊概念，将“圣人”分出好与不好的圣人，“若以才德兼全为圣人，却是圣人又夹杂个好与不好也”
。至圣和有瑕疵的圣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都是个有病痛底圣人”
，这会引起整个理论行动逻辑的混乱。而且，目标不明确，自然产生的动力不足。即使是士大夫，奉行此理论，亦生弊端。明末清谈党争，清末万马齐喑都与崇尚宋明理学脱不了干系。
（6）将孔子私学释义为士大夫的官学，必然会引起逻辑的混乱，尤其是行动策略的迷失。而朱熹的解决方法是直接拉低目标的高度，避免谈及行动策略。其实，孔子私学的行动核心在义学，而非在仁学。“不要说高了圣人。高后，学者如何企及。越说得圣人低，越有意思。”
“学者与圣人事，只是这些个自然与勉强耳。圣人所行皆是自然坚牢，学者亦有时做得如圣人处，但不坚牢，又会失却。”
朱熹的宋明理学在实践上的欠缺在明代的王守仁那里其实就明确地指出，格物并不能导向致知，若依此法，人人皆非圣贤。
（7）朱熹之学官学化的另一个强力证据是将人格身份化。庶民本身就无身份、地位，因此，私学中的人格概念均指向“不器”的内在属性，而非外化。但若是将儒学官学化，那么，其中的人格必然外化，成为道德善恶的载体。人分三六九等，“贤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圣人”
。圣人有好与不好之分，自贤人以下，均可身份化，“贤人则器，获此而失彼，长于此又短于彼”
。而《论语》中的“小人”被指向“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作为贬义词使用，不复有中性、自然之义，庶民的发展也就失去了自然基础。“凡言君子小人而相须者，则君民之谓也，如爱人与易使之类是也；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则善恶之谓也，如周比和同之类是也。以相反为言，而上下章又且多义利之说，则固当为善恶之类矣。况以君民为说，则其怀惠之云，亦迂晦而不通矣。”
将作为庶民私学的儒学释义为士大夫的官学，必然会引起整个私学体系的崩塌，尤其是仁学在行动层面全面转换成义学，提出从小人到大人的整个行动方案，以期实现小人革面、君子豹变、大人虎变。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未以私学入手，而以官学、圣贤入手，使得《论语》解释无法实现体系化，但同时，在孔子时代已被证明的毁之于礼崩乐坏的贵族“食肉者鄙”和从政者皆“斗筲之人”，必然会在宋明理学的支配下重新出现。之后明代历史也证明，宋明理学并没有使士大夫的精神变得强大，而是内耗不止、言行不一，致使明末天崩地坼。孔子儒学的私学视角，实为中华传统的精髓，庶民成士实为仁学的灵魂。秦汉之后，孔子儒学也被分化为官方儒学和原始私学，而前者被历代大一统治理者所推崇，其影响日益盖过原始私学，儒学的私学本色逐渐被侵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实指官方儒学，而非原始私学，“五四运动”的白话文启蒙与原始私学具有共同的价值内核和精神旨趣，都是着力于民间启蒙和平民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