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庶民成士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不能使用传统周礼的培养方法，而需要全面创新。正因庶民具有“狂矜愚”的特点，才使得庶民成才之道是狂狷之道，而反观贵族成才则是中行之道。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庶民身处礼崩乐坏的大变动社会之中，没有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的支持，完全依靠自身的后天努力，因此，全面美德的中行之道并不适用于庶民，庶民只需要在信义、笃志、敏行上着力即可。
庶民需要在险象环生的礼崩乐坏环境之中，闯出一条血路，因此，寻找突破口，努力突破礼崩乐坏大变动社会的围剿，是庶民成士采取策略所需要优先考虑的。敏行进取和有所不为是庶民成士需要考虑的两项重点和支点，进取是好学所要解决的，有所为（狂），有所不为（狷），完全不同于传统贵族的王官之学：不求三思的全面，只求两思的迅捷；不求全面的美德，只求行动中无二过的反思；不求中庸之至德，只求狂狷之进取。此处庶民成士的特点非常鲜明，完全不同于传统官学的贵族成才之路。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1）庶民具有“狂矜愚”的特点，而贵族则出身优越，讲美德、中庸，没有木讷的特点。无论是古是今，民的“狂矜愚”的特点都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无视民的基本特点而进行庶民启蒙是不可能成功的。需要根据民的这些特点来进行相应的民间社会的设计，如“刚毅木讷近仁”中以“木讷”为“近仁”的标志，实乃指向庶民，而非贵族。而且，“狂矜愚”既是庶民的特点，又是庶民成长的优势，狂者进取，矜者能自重够保持自身禀赋，而这正是庶民成士的最大动力，而愚者能够实现庶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是因为他们下得了死功夫、硬功夫，能够“致其身”“竭其力”，这是庶民绝地反击的凭仗，唯有“讷于言而敏于行”，拥有强大的行动力，庶民在大变动社会中成士方才可能。
（2）对于庶民成士而言，强大的行动力远比全面美德来得重要。对于庶民成士不可作美德的苛求，而需要对其行动力作严格要求，由此，庶民成士“两思即可”，贵族成才要求“三思而后行”。对于贵族而言，其一言一行，需要与自身的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相适应，与家族的荣耀密切相关，并无个人喜好、兴趣、爱好可言，个体服从于家族，小我服务于政治。但对于庶民而言，则没有如此束缚，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身份社会，庶民根本没有政治地位，只是作为政治治理的客体。庶民成士也只是凤毛麟角，完全被政治社会所吸收。为了走出礼崩乐坏，孔子仁学的策略是启蒙民间社会，让庶民成士成为普遍现象，使民间社会代替贵族社会，成为社会人才的主要提供场所，即由非政治社会提供包括政治社会在内的社会治理所需之人才，这对于庶民社会而言，其实是巨大的挑战。在缺少资源、身份、权力、地位的情况下，需要完成社会人才的全面培养，沿袭传统的贵族成才之道肯定不可行，需要探寻新的道路，而孔子的庶民私学正是全面的革新之道。
（3）庶民成士本身就是创新之道，需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没有教条、主观、僵化、封闭；而贵族成才反之，需要意、必、固、我。庶民成士没有任何教条，“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此处的庶民成士需要全面创新之意已非常明确。而“毋意”是指没有任何主观臆测；“毋必”是指庶民成士没有任何必然性可言，若任其发展，失败是大概率事件，因而庶民成士是需要通过精心设计方可成功；而“毋固”是任何僵化、教条对于庶民成士而言都是不可取的，庶民成士没有固定的经验、道路和方法，需要苟日新，日日新；而“毋我”是庶民成士为人，古之成人为己，需要从人的性与天道中汲取力量，而非固执于自身的困顿与贫穷，需一门精进。
庶民成士需要权宜创新，若是循规蹈矩，则断无成功的可能。由此，庶民讲义，贵族讲德。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本章前半部分的成人为贵族成才之道，讲求智、不欲、勇、艺、文之全德，但庶民成士，若讲求全德成本、要求均过高，无法成行，庶民成士最需要的是突破困境，美德上只讲究最低限度的孝悌忠信义，而且，这些美德都经过“居敬行简”的重新定义，如“孝”抛弃了周礼烦琐的形式，只保留了其内敬的特点，“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庶民之孝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立志，在于能否实现庶民成士之行。庶民成士若无创新，其断无成功的可能。《雍也》中孔子赞孟之反，除了其谦逊的美德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应变创新。
（4）庶民成士，需要在一般的性与天道中寻找到自身的动力，庶民成士为“人”，贵族成才为“己”。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贵族源于王室或是诸侯的册封和首肯，基于有限资源，贵族身份实行嫡长子世袭制，因此，贵族具有封闭性。为了保障世袭贵族的稳定性，贵族之礼务求严格、细致、不变，保障家族的荣耀和身份不被子孙玷污，由此，贵族的统治讲求荣誉、尊卑、法统。而庶民成士没有成法，只有创新，因为庶民成士本身就是从不可能中创造可能，对绝大多数庶民家庭而言都是开天辟地第一遭。因此，庶民成士只能在“性与天道”中寻找力量，寻找“人”的一般规律，从而将自身强大的力量发挥出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没有成见，没有教条，没有僵化，没有封闭，只有开放、创新。
庶民成士，需要有天下意识、忧患意识和“爱人”的共性意识。庶民成士是相对于天下而言，而非指国家，在单一诸侯之中，对于庶民的偏见业已形成，庶民成士无法形成足够广大的空间，而在“天下”，诸侯竞争使得政治社会对庶民的依赖越来越大，贵族社会欲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不需要养尊处优的贵族，而切实需要出身庶民，且具有真实安邦治国之道的贤士。
（5）庶民成士从消极方面的不仁入手，“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里仁》），而贵族成才从正面的美德入手，“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庶民身处社会底层，没有任何社会行政资源的支持，若是从全面美德入手，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是从立志与自身禀赋上加强动力，由此，需要尊重个体的兴趣、爱好、禀赋、天性等人的自然属性，而非从正面美德对其进行人格塑造。因此，庶民成士呈现出巨大的多样化，只要能够脱离不仁的底线，全面美德的要求其实并不强烈，而是要求个体在好学与权变上加强行动力，以敏于行来对抗礼崩乐坏的大变动社会的挑战。而传统贵族培养则没有这一方面的压力与要求。
（6）庶民没有身份、地位、权力、财富作为支持，唯有以强大的行动力来支持自身的敏于行，提升内在人格，由此“弘毅”是庶民成士能够成立的唯一保障，也成为庶民成士的基本特点。“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庶民成士讲究不断地权变创新，追求的是长远利益、一生的成就，而非一时的得失、短期的富贵。而贵族成才以坚守美德为基本特点，讲究的是继承传统、因循旧例。对于庶民成士而言，“刚毅木讷，近仁”，“刚毅”是庶民的坚持，“木讷”是没有身份、地位、权力、地位支持的庶民特点的写照，庶民成士是底层民众在社会治理中的逆袭之旅。庶民成士体现出来的刚毅木讷的庶民特点，于贵族成才而言是没有的，因为贵族成才有着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的支持。
（7）庶民成士以贫穷困顿为必修课，而贵族成才没有生活困苦之虞。庶民成士没有社会财富的支持，却需要完成传统贵族成才所需要完成的使命，这就使得庶民陷于困顿贫穷成为常态，甚至自身的生存都会出现危机。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庶民成士难，贵族成才易，庶民需要学会的基本技能是“贫而乐”，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庶民练习仁学而陷于困顿，被礼崩乐坏大变动社会所排斥其实并非偶然，而是常态，这是常人所不能习。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子路的“君子亦有穷乎？”君子穷困其实是常态，而“君子固穷”是庶民成士的必经环节。
（8）庶民成士以日常生活中的孝悌为突破口，而贵族成才是全面美德，“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而其中的孝也是以仪式、程式为重。《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周礼·地官·师氏》谓“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
“大司乐”之教，又以中、和、祗庸、孝、友为先。
《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礼记·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礼记·祭义》在曾子论孝道时说“礼者履此者也。”孔疏曰：“履践履也，言欲行礼于外者，必须履践此孝者也。”这是说礼是用以实践孝道的，是孝道的表现形式，孝道是礼，尤其是有关家庭、血缘关系的礼所表现的重要内容。
而庶民之孝则在立志，并非注重形式，“父在，观其志”。庶民为了实现志向，孝的形式可以简化，甚至不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庶民成士需要有“君子群”，需要远游，而这些都将意味着无法在父母跟前尽孝，但对庶民而言，这些都是合理的。因此，庶民之孝将形式简化至最低程度，而突出庶民的志向，只要能够实现庶民成士，其实就是庶民父母最大的荣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庶民之父的道是能够立于大变动社会之中，能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
（9）庶民成士是以忠信义为重点突破，而贵族成才是以全面美德，“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庶民的忠信义是平等美德，而贵族的美德是不平等、有条件的。虽然庶民成士也有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但这里的明、聪、温、恭、忠、敬、问、思、义等都是指向自主人格的成长。庶民之德与君主的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庶民成士以天下为背景，而非局限于某一诸侯国，作为臣属有自身独立的对错、是非标准，“以道事君”，而非无视是非，盲目跟随君主，“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贵族的身份、赏赐在春秋时期不再来自周王室，而是来自诸侯，效忠于诸侯也就是自然的了。若是诸侯国危险了，那么贵族的身份、权力、地位、财富都将会失去。国家灭亡了，贵族身份更新换代沦为庶民者在春秋时期普遍出现，家道中落、世事无常、三代而亡者已是普遍现象。由此，贵族的美德是维护西周时期贵族身份的统治，而庶民的美德则是平等、对等之治。
（10）庶民成士“质以为上，以文配质”，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庶民成士，文在其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而贵族则是以文为上。庶民成士，没有身份、地位、财富、权力的支撑，要想在礼崩乐坏的大变动社会中，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成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中流砥柱，除了付出惊人的努力和具备强大的行动力外，专注于自身内在人格的发展也是基本方法，“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庶民成士的培养方法也集中于内在人格的培养之中，与体现“性”与“天道”的普遍规律相一致。“刚毅木讷，近仁”，不重口才，而重自主人格的成长，也非常具有庶民成士的特点，庶民没有身份和政治地位，言轻位微，在很长时间内，其言论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力，因此，对于庶民而言，大变动社会时期非常重要的雄辩对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实并不急需，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雍也》）而当自主人格成长之后，当思维无碍时，口才自然也就成长起来了。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
（11）庶民成士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庶民成士由己及人，尤其是庶民成士单一个例的成功对于其他庶民而言是极具启示、借鉴意义和推动作用的，这正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正是由于庶民没有社会和物质资料的保障，因此，庶民成士需要以不断操持自身人格、内在品质，寻求义利平衡为前提，需要“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的平衡，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事业。而依周公制礼的设计，贵族成才需严格遵循美德和周礼，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能够对得起贵族的称号，成为庶民的榜样，使民受其赐，因此，贵族讲“意、必、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