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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学和传播学作为两大学科，在各时代学者的钻研下，已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也为公文传播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公文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研究的学科，起始于公文学的基础理论，亦是传播学领域的新兴问题，其创建和发展离不开公文学和传播学两门学科的理论支持。
对公文学理论的借鉴首先需要明确公文的基本概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2 年 4 月 16 日印发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规定，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基于此，《应用写作》一书中提到，广义的公文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合法组织办理各种公务时使用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格式的应用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法规和规章、实施管理，规范行为，融洽工作，记载和传递公务信息等的重要工具。同时，在《条例》中将公文分为决议、决定、命令（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案、函、纪要共十五种。
基于公文具有的领导指导、宣传教育、规范行为、处理公务等社会功能，使其具有政治性、公务性、法定性、规范性以及时效性等特点，这也对公文的行文制度提出要求，其中包含直接隶属、间接、业务指导、平行、不相隶属的行文关系，逐级行文、多级行文、越级行文、直接行文的行文方式，上行文、下行文、联合行文等行文规则。在严格的行文制度下，要求公文处理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准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的原则，在相关部门的领导下，完成收文、发文、存档等程序。公文学的基础理论明确了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为其提供了明确的要求和规范，也构建了公文生产和传播的科学性与社会价值性。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过程、手段、媒介，传递速度与效度，目的与控制，也包括如何凭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1949 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的出版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在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过程总结为“5W”模式，即拉斯韦尔模式。“5W”分别指传播者、讯息、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该模式为传播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也为公文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逻辑。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得以实现，而在社交媒体技术的加持下，信息传播渠道进一步拓宽，媒介渠道和媒介技术的研究成为传播学的热门话题。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促使电子公文成为公文进行大众传播的首要方式，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也为公文传播构建了新的传播场景，使得传播场景理论进一步生根。同时，基于媒介技术的蓬勃发展，媒介融合、数字媒介、媒介化、媒介技术伦理等理论的相关研究不断丰富，也为公文传播的理论研究奠定了时代化的理论基础。
公文传播学的产生和实践不是虚无的，而是基于强烈的社会需求，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就公文传播而言，它综合了公文和传播的双重社会功能，既可以发挥公文治国理政的作用，也可以实现传播的社会化教育等一般社会功能。这些功能的顺利实现顺应了社会的需要，是对社会需求的反馈，因此，公文传播是基于现代国家治理工具和提升现代公民素养的需要而出现并实践的。
现代国家治理既是作为主体的国家政权运用各种力量、资源和手段调节各种社会关系进而稳固现存政治秩序的过程，也是作为治理对象的国家对自身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自我优化、净化和革新的过程。
现代国家治理中资源调节以及自我革新的实现需要通过信息进行协调与管理，而公民作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合法组织办理各种公务时使用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格式的应用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发布法规，实施管理，规范行为，融洽工作，记载和传递公务信息等的重要工具，因此，公文传播顺应了现代国家治理工具的需要，为国家治理发挥承载作用。
2022 年 4 月 22 日，国家政府网站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其中提到要加强涉及市场主体的信息公开，加强涉及减税降费的信息公开，加强涉及扩大有效投资的信息公开，通过政务信息公开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公开助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板块，要求各级机关要持续做好疫情防控信息公开，强化稳就业保就业信息公开，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同时，文件提出要深化行政法规和规章集中公开，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公开，加强政策集中公开成果运用，优化政策咨询服务，规范执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科学合理确定公开方式，加强公开平台建设，扎实推进基层政务公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有效改进工作作风以及认真抓好工作落实。以该文件为例的各类公文在面向大众进行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公文传播的社会协调和自我提升、革新的功能，展现出公文传播作为现代国家治理工具的效用。
公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主体、受益主体与评判主体，公民素养之高低直接关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成败。
公民不仅能理性地选择目标，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且能在维护公共生活利益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公民素质是体现公民实现社会价值的能力，其表现为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公民意识体现了公民的精神层面，主要有主体意识、权责意识、民主意识和公共意识；公民素质则主要包含公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公民素养还包括运用科学的思想观和积极的人生观理解社会并能做出相应决定的能力；包括能够确认社会问题、做出科学结论并就结论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投入社会生活的能力。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等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对公民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社交媒体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准入门槛和传播难度降低，信息形成了爆炸式传播的态势，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不经把关便广泛流动，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提出挑战。
我国宪法对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总体性规定，明确了公民拥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平等权、人身自由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监督权和取得赔偿权、社会经济权利、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妇女、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老人受国家保护。宪法规定公民有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尊重社会公德；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依法纳税。该公文的传播是对公民素养的明确要求和传达。2008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于 2008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条例使各级政府机关不断深化自身政务公开工作，公文传播的此语境下，借助多元媒体的承载得以实现和扩展。就政务公开本身而言，该条例是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保障，能够推动公民参与政治、提高公民主体意识、权责意识、民主意识和公共意识。同时，政府公文是对各领域、环节等的具体规定和保障，其中既包含明确的责任要求，也蕴含传统文化、政治底蕴，对公民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恰当的研究方法能够使该研究过程更为科学，结论更加准确，研究方法的合理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该研究的科学性。一个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公文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借鉴了传播学基本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定性研究法和定量研究法。
定性研究方法又称为思辨方法、质化研究法等，指建立一套概念体系，借助理论范式，进行逻辑推演，据此解释或解构假设的命题，最后得出理论性结论。定性研究方法可以补充定量研究方法的不足，更具细节性和思辨性。定性研究包括深度访谈民族志学、个案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投影技法等。将定性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与文化过程的分析，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趋势。
深度访谈。深度访谈是为搜集个人特定经验及其动机和情感对研究问题相关人员所做的深入的访问。在自由交谈中，从被访谈者的反应、态度、意见中探求深层的东西。深度访谈法不采用问卷，但必须事先准备好采访的提纲。访问不要求面面俱到，但要对主题有深入的探讨；提问顺序和方式可以根据被访者的具体情况而调整，目的是促使被访者深入、连贯、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深度访谈能够更为深入地获取个体的态度和情感，以及思想变化过程。基于此，深度访谈逐渐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深度访谈法具有无结构的、直接的、样本量较小、可获取详细资料等特点。
民族志学。或称田野调查法，源于人类学，指利用参与观察法深入特定团体、人群生活一段时间，通过观察、询问，从内部观点对其意义进行说明，文化研究学派的莫利最早将民族志学法引入传播学研究。民族志学重视研究群体的活动过程，而不仅仅是描述孤立的事件，它描述同一文化群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如何行动、互动，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了适应新的环境，网络民族志学研究方法逐渐在学术研究中凸显，网络民族志学研究计算机中介的社会互动的特有可能性，是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研究。它使用计算机中介的传播作为资料的来源，以获得民族志学对文化或社区现象的理解和描述。民族志学研究方法从人物和事件生产的自然环境下进行研究，因而能够得到丰富、系统、详细具体的资料，可以研究一些不容易接近、较封闭的群体。但需要花费较高的费用和较长时间，结果高度依赖研究者的个人能力。
个案分析法。个案分析法是指对某一个体、某一群体或某一组织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从而研究其行为发展变化的全过程，通常采用观察、面谈、收集文件证据、描述统计、测验、问卷、图片、影片或录像资料等方法，也称为案例研究法。1950 年怀特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将把关人概念引入新闻研究领域。个案研究能详细、深入、全面地占有研究对象的资料，可以提供许多材料、观点、见解，可以作为其他研究的基础，经过后续的其他类型的研究得出一般性结论。但是个案研究对对象选择需花费更多心思，个案对象是个别的但非孤立的，研究需要反映其他个体和整体的某些特征和规律。为了搜集到更多的个案资料，个案研究常与各种研究手段结合使用。
文本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是研究媒体内容的多种方法的总称，它包含多个理论流派和思想资源，并无统一的操作程序。一般来说，它是研究者用来描述和解释媒介讯息的一种研究方法，侧重于描述文本的内容、结构和功能，解释层次的潜在意义，很少使用数字和统计手段来呈现研究结果。用文本分析法研究媒介内容，也经常被称为“解读”媒介内容。文本分析法强调对媒介内容的深入理解，它的优势在于获得深入的隐含的意义。但存在研究对象规模较小、代表性低的隐患。
定量研究是通过运用变量语言，对研究资料进行数据化处理，并对数据进行解释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它通常借助足够数量的随机样本对总体进行推测。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传播学研究中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不断增多，而在数据的加持下，学术研究的标准化较强，其逻辑性和直观性也有所提升。因此，在学科交叉融合下，定量研究法也适用于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同时也作为其中的研究领域而存在。
社会调查法。社会调查法源于 19 世纪的欧洲，最早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引入传播学领域，并成为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它包括抽样调查设计、问卷设计、统计分析三大部分。在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伊里调查”中即使用社会调查法。其操作程序如下：抽样设计—问卷设计—统计分析—解释与推论。社会调查法的最大特点是“实地性”地考察，以广大受众为研究对象。因此调查客观而全面，基本不受人为控制因素影响。
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明示的传播内容作客观而有系统的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美国传播学者伯纳德·贝雷尔森 1952 年在《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一书中首次系统论述了这种研究方法，指出内容分析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明示的、可见可听的文本材料，不能以文本制造者的潜在动机和文本可能引发的潜在反应为研究对象。其分析结果只能看出各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而不能知道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新闻传播领域第一个系统运用该方法研究的是拉斯韦尔，他以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技巧做了分析。新闻传播学领域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主要有描述传播内容特征、反映社会变化、检验人格特征、考察媒介内容和客观世界的一致程度、评价特殊社会群体形象、建立媒介效果研究的出发点等。
控制实验法。控制实验法是处理因果关系的传统方法，主要在实验室中进行，指的是根据特定目的，在人为设计的实验环境中，利用实验室的环境对相关变量进行操作，进而考察变量间相互关系，又称对照实验法。控制实验法通过设置实验环境，设定某个或某几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而排除其他可能对传播造成影响的因素，然后通过人为地改变自变量来观测某些因变量，得出一系列有关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结论。这种方法由霍夫兰和卢因两位传播学先驱从实验心理学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控制实验可以主动控制实验要素，排除干扰变量，提高实验逻辑性，内在效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