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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传播学与其他多个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汇集了公文学、传播学、写作学、语言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将其交叉融合，从而衍生出新的研究和观点。因此，公文传播学研究对象的选取也存在多个视角，本书主要从公文学和传播学这两大主要视角对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位。从公文学的视角出发，其研究对象为公文、公文写作和公文处理三个方面，具体而言，即公文的内涵、特点、作用、历史、文种、行文规范、格式、结构、语言等内容。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按信息传、受的范围大小，传播学可分为五个研究层次，即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按传播过程来划分，则可分为传者、受者、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方面，其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信息传播过程与媒介、传播速度与效度、传播目的与控制，也包括如何凭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公文传播学将公文学与传播学两大学科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具体而言，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公文传播的内容、方法等元命题。公文传播的内容则指公文内部所含的实质或意义，即公文的结构及所要表达的意图、观点。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公文传播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本书按文本性质对公文传播的内容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五大板块。政治类公文是政治权力机关意志的体现，是传播政治信息的一种正式的、较为重要的媒介。国家政权可以通过政治类公文，将法律、制度、政策、决定等政治信息传播出去，将政治系统内外的政治信息收集回来，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维护管理。经济类公文以实用为原则，以经济活动为内容，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它包括了大量的有关经济活动的调查研究、经营决策、计划安排等相关文本。经济类公文作为经济工作的常用工具，对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军事类公文是军队机关处理公务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军队各级领导机关行使职能、实施指挥和管理部队的重要工具和基本手段。教育类公文是学校办理公务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体式的书面文字材料，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学校的办学思想、教育观念、工作方法、管理水平，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生活。教育类公文不仅是学校内部各部门之间沟通工作的纽带，更是学校同外部各单位、政府乃至广大公众沟通的窗口。社会类公文在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常用于信息公开、指导工作、消除谣言等，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对社会稳定健康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
公文传播的方法即公文传播的方式、媒介渠道，它是传播内容的载体，是公文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公文传播的媒介形态进行了归纳。公文传播的形态多种多样，可以是口语或纸质文件，也可以是报纸、电报或广播，还可以是电视或电影等。互联网出现后，公文传播更是产生了许多新兴的媒介形态，如电子公文、微博公文、网络直播公文、短视频公文等。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公文，电子公文更具快捷性和灵活性，大大缩减了传输的时间、空间，减少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出，现已广泛应用于政府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微博公文的发布能让百姓能第一时间了解政务动态、国家政策，也能在留言讨论区和微博转发评论区提出建议、反映心声，实现了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和民众之间、民众之间的即时互动，有利于公民参政议政权利的更好实现。网络直播中的公文（政务直播）和短视频中的公文（政务短视频）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扩大政府、机关单位等组织传播力、影响力的同时，也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持续迅猛发展，不同传播形态的新媒体产品在政府、用户和平台层面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创新的信息传播特征展现出社会治理的无限潜能。
公文传播学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公文写作、传播的规范与科学的问题。所谓公文写作的规范与科学，即为公文写作时应该遵守的规定、原则和要求。公文是为了统一群体的思想认识，指导规范群体的实践活动，为实现一定的群体、社会目标而制作的，所以，公文的思想内容是一种集体意志的体现，而非作者一己之思想认识和情感意愿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公文写作不是个人行为，作者不应该受个人立场所影响，被个人情绪所左右。也就是说，公文作者不能仅凭一人一己之见而为之，不能肆意发挥，更不能强加自己的观点于人，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要想写出一篇规范的公文，那么首先在文种的选择上要正确，这就要求作者明确知悉每个文种的用法和差异。其次，公文的格式要正确，公文的要素要齐全，要素的编排要严谨。公文的每一项要素的位置、字体、字号等都有明确的标准，要严格遵从，标点符号和数字的格式，也需要多次校准。最后，公文的语言用词也应准确，尤其是错别字这样的低级错误绝不能犯。对一些容易混淆的词语，例如“截至”和“截止”、“作出”和“做出”、“制定”和“制订”等，要注意联系上下文和语言环境仔细斟酌。真实、准确是公文的生命，因此，公文写作中的规范与科学的问题值得我们去仔细探讨。
所谓公文传播的规范与科学，即为公文传播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规定、原则和要求。任何一种有目的的传播活动都希望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公文传播也不例外。公文是一种实用文体，功利性是其重要特征，它不论以何种方式传播，都有着很强的实用目的。公文传播者传播公文的目的就是使其传播效果最大化，以期发生变化，达到公文传播者的预期目的。公文传播的传播效果主要受到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受众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在公文传播中，要坚持以事实论事，以数据说话，所表达的内容和反映的情况绝不允许出现假大空、浮华失实，必须实事求是，才能保证传播者的可信度。而受众对公文参与的途径主要有网络或其他传播载体、信访途径、法律途径、议政途径和行为途径。因此，公文传播者必须担任好“把关人”的角色，从受众的主观动机出发，想受众之所想，思受众之所思，保证公文内容合法、合理，方能与受众达成共识，引起共鸣，得到受众的理解与支持，才能凸显良好的公文传播效果。从传播渠道来看，应尽量选择多渠道进行矩阵传播。现在公文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充分利用网络媒介进行信息交流，如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等，新的政务形式不断出现，众多的网民都积极响应并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公文传播的渠道和途径，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及时接收查阅、互动反馈，从而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由此可见，如何才能提高公文传播的传播效果、公文传播的规范与科学的问题等还有待深入地研究。
公文传播学想要解决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公文写作、传播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自从文字产生之日起，公文就成了一种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密不可分的社会管理工具。大到国家决策、庆典，小到百姓的婚丧嫁娶，都可以看到公文的影子，公文已经伴随人类游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并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新时代，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代替了原来的“社会管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仅一字之变，不只是概念的转换，更是一种全新的改革理念的升华，体现了治国理政理念的与时俱进。那么相应地，当面对社会重大突发事件时，公文也随之出现了社会治理的功能。公文传播的直接目的是推进党政机关等发文主体的工作，但其最终能作用于社会治理，通过调控和沟通充分保障人民利益。
公文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工具，而公文写作与传播行为的发生则可以促进社会治理，扩大社会治理的广度，加深社会治理的深度。发布公文是政府进行信息公开的主要途径，也是公文写作与传播治理作用的主要体现。党和国家行政机关将掌握事关公众利益的相关信息对公众公开，能够有效地推动政府依法执政，提升公信力，降低行政成本，继而有效地推动各项公共建设事业的发展，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社会治理与公文之间密不可分，它们中间的关系缘由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挖掘。
公文与传播，如影随形，几乎所有的公文活动，要么本身就是传播活动，要么是通过其他媒介进行传播的。随着公文学和传播学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部分越来越突出，成为公文学学者和传播学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公文传播现象随阶级、文字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早在我国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公文传播就已经较为发达了。虽然公文传播现象早已有之，但真正对公文传播进行研究的学者甚少，公文传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正是如此，本书将公文学和传播学有机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在理论上不仅拓宽了公文学和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实现了公文学和传播学的融合，还涉及了社会学、管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秘书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为促进公文传播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当代社会，公文传播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公文传播不仅发生在各层系统内部，它的传播范围是全社会的，甚至是全球的。公文传播涉及各级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和运行，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对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首先，公文传播是政府提高效率、改革和挖掘自身潜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现代民主与网络通信技术的结合使公文传播空间得以空前拓展。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公务活动大幅度膨胀，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显现，突发性事件逐渐增多，这就必然要求我国党政部门能够及时制定出合理正确的政策。那么较之以往就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更加及时有效的公文传播，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应对危机、化解矛盾。
其次，公文传播对社会公众的政治社会化、提高公众的政治意识、促使公众自觉参与政治，进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公文传播可以扩大公众的知情范围，传达各个利益阶层的政治信息，同时也是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文传播可以提高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意识，促进政府的透明度和高效运作，进而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最后，公文传播是国家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贫富存在差距等现象逐渐显现，危机事件的发生率增高。在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公文传播正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公文传播，政府可以获知弱势阶层的利益要求，并向社会各阶层提供弱势群体的声音，较为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公文传播为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提供了表达利益和相互交流的条件，是政府与社会对话的重要桥梁。
由此可见，公文传播对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公文传播学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