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我国的公文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8 年，苗枫林先生在《中国公文学》中首次较为系统地把公文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自此，“公文学是一个独立学科”这一观点基本为大多公文研究者所默认。但仍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公文是否是独立学科抱有疑问，有些研究者认为公文学目前还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此外，学界对写作学、文章学、秘书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与公文学间内涵交叉的现象日益明显，厘清这之间的关系对学科意识的增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对“学科”的概念看法不一，综合起来，有两种说法是最为普遍接受的：一是认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是特定科学领域内的事实和概念系统，具有相同或相似知识的集合体；二是认为学科是学校教学的科目。从人才培养及文化传承角度，认为学科是教学活动中授课科目的分类与界定。我国公文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20 世纪 80年代以后，对公文的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和重视，但由于其本身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殊性，现阶段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公文片段、艺术手法及写作技巧等多方面的分析和比较，从学科视域下探究公文与交叉学科的关系的理论研究尚不完备。近年来，学界逐渐对公文学划定了较为明确的界限：柳新华提出“中国公文学，是以中国的公文写作活动为特定对象，探讨公文写作与处理规律的一门学问”。
岳海翔则将公文写作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探讨了公文的基本写作框架和写作规律。
此时公文学有了较为清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条件。
1845 年，德国学者普尔兹出版的《德国新闻事业史》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专著。新闻学由此成为唯一研究大众传播现象和活动的学科，但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时代，工业化大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和范围大大延伸。企业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与跨国经营，因而对信息的要求就更高。同时，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新媒介逐步形成的大众传媒业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新闻学原有的研究范围已经无法涵盖日益发展的新闻事业，社会急需关注和思考传播带给人们的一切，传播学应运而生。彼时的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中最为发达的国家，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科等条件得以成为传播学诞生的摇篮。当然，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各类宣传技巧与传播实践更是加速了传播学的兴起，我们也因此可以说，关注实践、研究实践是传播学兴起的根本。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作为西方的“舶来品”，传播学在进入中国时不仅要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审查与评估，还遭遇了文化移植中的排斥与异变反应。而当时国内的新闻学研究又需要传播学的各种概念、理论、方法带来全新的“升级换代”，这个阶段的传播学既是被怀疑的对象，又是新闻学的救星。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学者开始将“传播学本土化”与“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思想”相结合，陈力丹在《精神交往论》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是对现代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其传播观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21 世纪初，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与发展，网络传播的异军突起迫使传播学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棘手，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出现。
这一时期的传播学界开始反思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对西方传播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提倡以华夏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辨识我国本土的传播特征并试图明确模糊的学科边界。如今，随着数字媒体技术和传感器应用的迅猛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视野逐渐向数字劳工、算法推送、隐私伦理等新领域发展，这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人与智能媒介之间的交流与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
作为公文写作与传播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公文传播学就是研究公文作为社会信息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运行的历史、特征、规律、价值等各个基本问题的学科，公文信息的传播不断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推动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学科内涵与社会治理、高校教育等方面有着极强的相互关联性。冒志祥认为公文传播的受众参与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唐团结着眼于公文传播对国家政策的辅助功能，认为公文传播是提高农民参政议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袁智忠、杨庆梅论述了新媒体时代公文传播与社会公共事件及政府形象建构间愈来愈密切的相互关系。
袁智忠、何寅庆结合具体案例研究网络传播时代公文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干预和介入，认为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公文传播是提升社会管理效能的关键。
郑立新将影响公文传播效果的制约因素划分为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技巧、媒介和受众等。
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着眼于历史，在分析历史脉络及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提出公文传播的传播方式与社会功能。钟罗庆、张晟钦提出在电报、邮政、报刊等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影响下，晚清政府的公文传播突破效率极限，并使得公文传播范围空前扩大，形成了公文平民化的趋势。
顾颉琛通过分析清代雍正王朝公文体制的变革及公文的内容、体裁和传播方式，得出雍正朝在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经验基础之上，实现了公文传播的对社会的监视、指挥、协调、教化等功能的结论。
李章程则是从公文修辞、权威及理念等方面考察了民国时期公文传播的政治灌输与统治。
总体来说，公文传播学的研究边界呈现出扩张之势，其学科内涵也得到了极大丰富。
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公文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双重属性。近年来，学界对公文学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学者们对公文符号、修辞等各类写作规范上，而是延伸至对新型电子公文本身和发文主客体间的微观解读、对过去公文实践与理论的借鉴与阐述。相比之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则更加广泛，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间，国内外传播学界普遍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人类传播的发生与发展、人类传播的形态、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结构这三个部分。简言之，就是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沿革、不同历史时期人类传播活动的不同类型和传播活动这一行为的本体运动规律。
但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俨然已经跳脱出对用户、媒介互动以及人类传播活动规律本身探索的传统视角，着眼于媒介理论的深入发展与论证、媒介的时空之维、数字媒体赋权问题、物质性与身体问题、算法与人工智能、健康传播等多个方面。
作为两者的有机结合，公文传播学直接将落脚点放在智能媒体时代多形态公文写作与公文伦理、社会治理、高校教育、受众接受、传播效果等多个方面，其研究视角更加宏大，研究对象也更加多元，不仅对公文学与传播学的写作规范、主客体关系和媒介技术进行研究，也对各类舆情事件、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与探讨。可以说，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具备公文学与传播学的双重属性。
公文传播学的理论价值与社会功能兼具公文学与传播学的双重性。传播作为人类的基本行为，在人类社会中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体现在对公众的劝服与行为态度的改变。而公文写作正是一种运用文字符号进行传播的政治文化行为，公文传播实际上是发文主体对有关客体所进行的说服性行为。
想要研究公文传播的劝服性效果，就必须对公文信息本身、公文传播方法与途径、公文写作策略等方面做深入探究，公文传播的写作主体必须对与写作行为有关的一切活动进行整体性把握，如何在运用合适的说服艺术与写作技巧策略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升传播效果，发挥公文效用成为公文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因此，我们认为公文传播的理论价值具备公文学与传播学的双重学科属性。
除理论研究外，当代社会系统中的公文与传播如影随形，几乎所有公文信息和相关的传播活动都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领域，涉及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管理与运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我国，充分利用公文的有效传播已成为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其具备的沟通交流、控制调节、社会管理以及宣传教育等社会功能促使发文主体与接收对象形成纽带，推动政府在保证公众行使参政议政权利的同时，倾听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媒介渠道自下而上地发出的呼声、意见和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提升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能力。
纵观我国古代的公文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形成了论题全面的文牍写作理论，其后也基本与所处朝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传播技术等的发展呈现正相关趋势。近代以来，我国公文研究与法学、历史学、档案学、文书学、管理学、秘书学、语言学、符号学、公共关系学等多个学科均有联系，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秘书学、档案学等学科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青年学者投入公文研究，这既壮大了原本的学术队伍，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学科的研究视域。此外，由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实现对公文和档案的一体化管理且对“契约论”广为提倡，公文的法律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出现了如美国T. R.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1956）、英国迈克尔·库克的《档案信息管理》（1985）等著作。同时，国外还普遍设有专门研究公文的管理机构，如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等。
与公文研究相比，传播学的多学科融合特性则更加明显。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传播活动且极具实践性质的年轻学科，传播学在诞生之初就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深度绑定，卡尔·霍夫兰与哈罗德·拉斯韦尔等人正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更是在归纳、总结并修正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综合学科的基础上创立了传播学。我们可以说，作为二者的结合，公文传播学与其他相邻学科间相互交融，取长补短，不断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鲜明特征。得益于开阔的研究视野，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互相交流、借鉴，推动公文传播学研究向更好、更深层次迈进。
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新产业、新经济的加速发展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人类知识生产和文化创新提出了新的迫切需求。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新文科”建设理念自2018 年被提出以来，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发展的风向标，而创新正是新文科建设的根本导向。
公文传播学作为一门跨学科融合的创新性学科，其学科建设要放到整个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优秀文化的大格局、大背景中去建设，在融贯中外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生产的原创性。要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化、学理化、学科化研究阐释，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批判性地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针对一些本原性的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具有学科创新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同时关注新业态、新兴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并提出原创性的见解。
此外，公文传播学还着重突出“融合”这一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人类认识的有限导致了现有学科的边界，而社会的复杂性则不断突破着这一界限。不同学科知识生产者所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往往并非单个学科所特有，多学科、跨学科和超学科自然不可避免，这是人类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辩证法。公文传播学作为新文科背景下的创新学科，主张打破文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传统文科间的学科壁垒，提倡不同学科、不同课程之间的内在交融，提升多视角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断培养新型复合式人才。也就是说，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公文学与传播学内部，而是继续向其他相关学科开放，把传统的理论研究与写作规范变成能真正解决现实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的学科，形成有利于创新、交融、开放和共享的建设机制，为新文科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依据和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