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切罗马史皆是帝国史。它的崛起、长期的和平以及更为长期的衰落，共同构成了和罗马人有关的每一个故事的背景。然而，我的主题是帝国本身。它是如何成长的？什么使它能够抵住失败、利用好胜利？为何罗马的敌人失败而罗马成功了？帝国如何从危机中幸存，站稳脚跟并以稳定的局面取代了征服的混战？帝国如何协调它所依赖的财富洪流与人口洪流？它如何演进以应对新的需求与新的威胁？它为何先衰退，再重获平衡，随后又在一系列军事重创下不断萎缩，直至再次成为一个城邦？何种环境和技术使得恰在此时此地创造并维持一个帝国成为可能？何种制度、习惯与信仰适合罗马的这一角色？帝国这个现实，给所有这些它借以征服世界的信仰、习惯与制度带来了什么？偶然因素又在其成功与失败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从台伯河上散落的小村庄，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耽于古时辉煌的中世纪城市，这个历史长弧跨越了1500年。尝试在一部单卷本著作中讲述这个故事，未免疯狂，却也令人兴奋。或许，在我们所能思虑的、塑造了现有世界的诸多历史时段中，罗马史对我们并无特殊意义。然而，作为一名研究者，我认为研究一种如此广阔、横跨如此多时间和空间的实体，是很令人着迷的。什么能使一个如此大规模的人类事业得以存续？人类的东西怎么能持续如此长久？我们自己的世界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着变化。确信他们自己的帝国会永续长存、进步的步伐会连续不断的前几代人，为罗马的衰亡而痴迷。对我们而言，是罗马的长寿，抓住了我们的想象力。我自己对它的入迷自学生时代以来便从未衰退。直至现在，罗马世界有时似乎仍感觉像是一个我可以在其中嬉戏的沙坑，或说一个可以在其中研究各种历时长久的进程和实存的巨大历史实验室。在这个方面，罗马史与天文学颇为相似。我们无法设计或者进行新的试验，但通过几组残留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遥远而古老的现象，且塑造了可见宇宙的诸种力量和剧变性事件可被重构。正如天文学家一般，古代史学者试图找寻模式并试图解释这些模式。本书即试图解释那些我观察到的模式。

罗马帝国诱人取譬。古人常做生物学上的类比：每个帝国或国家都有其青少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一位现代学者曾使用过吸血蝙蝠的比喻，把帝国视为罗马人用以从农民与奴隶——帝国依赖着他们的劳动——那里吸取生命力的工具。但在我看来，罗马帝国并不似一个有机体，除非说它是一场流行病，在寄主中传播，从被感染者那里获得能量，直到它本身燃烧殆尽。从自然科学领域延伸的类比，似乎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帝国的模式。罗马帝国像是一波大浪潮，裹挟越来越多的水，直至能量消散。又或是一场雪崩，开始时规模很小，因为途经处的雪和岩石而加速，然后在斜坡的底部再慢下来。这两种比喻都抓住了伟大的模式乃从小起步，纳入越来越多的物质与能量，终归消散这一特点。这个模式——帝国——随着时间流动，在一段时间内从其他的模式中脱颖而出，直至这个模式消散，或被其他宏大运动覆盖。帝国兴起（但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宰，然后衰弱。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大学一位前副校长建议我从共振的角度来思考，即振动模式通过大量的人和物逐渐确立，并最终失去相干性而散为较小的模式。这似乎准确阐述了一种帝国秩序的形成及其之后的溃散。帝国的本质是以牺牲较小模式为代价，来维护一个大模式。相较于之前诸模式，这个模式通常较不平等、等级更为森严。新的复杂度意味着某些富人变得更富，某些穷人受制于更严酷的制度，纵然帝国激起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每一阶层都有胜者与败者并存。物质层面上，帝国的模式牵涉了人和物的规律性运动，以及税赋与商品的大规模流动。这些运动的常态，而今反映在道路与港口遗迹，还有石化的骨骼（人类帝国的软物质一度存留在其周围）上。我已试图注意硬物质。不过罗马史的乐趣之一，便在于我们亦可聆听如此多身临其中者的声音。我也已试图把握并呈现他们对帝国的洞察。

在写作本书时，我试图秉持这样的观念：帝国是一项贯穿历史时间的运动，而不是一套一成不变的制度。到了我的故事结尾，在拜占庭，一切都变了。罗马人说希腊语而非拉丁语，首都现在位于一个曾被征服的行省，而蛮族人统治着罗马旧城。帝国有了一位新神和新的习俗，以及对其过去与未来的新观念。诸城的世界，已（再次）变成被一城统御的世界。伊斯坦布尔归根结底衍生自中世纪希腊文短语 eis ten Polin ，意为“入城”。不过，它仍然是罗马 ^[1] 。

当然，一些制度在长时期内是帝国漫长历史的绝对核心，而且，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罗马于其中扩张与收缩的世界是颇为稳定的。我交叉编排推动故事前进的章节与能让我退后片刻——不按时间顺序——的章节，以试图表达出持续演进与长久的结构稳定性之间的这种结合，我还试图指出一些意义深远之事。专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如我所为，这一分配并不绝对。不过有时历史学家不得不向他们的材料做出让步。对材料做出的另一让步，是每个叙事章节之前的大事记：罗马人的旅程既漫长又复杂，当我们坐在旅客席上，零散的道路图偶尔会有所帮助。

比喻是一种能启发灵感的东西。比较则是另一种。本书不是把罗马与其他古代（或就此而言，现代的）帝国相比较的系统化比较历史的实践。比较是一种有趣的方法，但是也极为困难，毕竟我们对于古代帝国的知识大有缺失，且通常不同帝国之间的知识缺失也不尽相同。不过我的论点是通过反思其他帝国得来的，有时试图找寻一个普遍趋势，更多时候则是作为发现罗马这个个案的不寻常甚至独特之处的方法。广泛阅读有所助益，不过我很清楚，我在会议与讨论上收获颇丰，在这些会议上，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慷慨地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在诸多这样的机会中，我想特别指出由苏珊·阿尔科克（Susan Alcock）、特里·达尔特洛伊（Terry D’Altroy）、凯茜·莫里森（Kathy Morrison）和卡拉·西诺波利（Carla Sinopoli）在1997年于拉斯米哈斯（Las Mijas）组织的，由维纳－格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慷慨资助的一场会议，它第一次使我产生了从事这一计划的想法；还要指出由彼得·菲比格·班（Peter Fibiger Bang）以其非凡的能量组织的、由欧洲科学基金会在欧洲科技合作计划36号行动“羁縻式帝国比较研究”（Tributary Empire Compared）下赞助的一整套致力于帝国比较研究的工作坊。

我的理解当然也有赖于众多罗马史学者的研究。想要对所有启发过我或提供过至关重要的导引或两者兼具的作者一一致谢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并非罗马的总体史，而不过是一部有关帝国主题的考察。当然，帝国在罗马史中是非常核心的，因此我利用了大量已出版作品来写作。我努力在注释和“延伸阅读”建议中来指出一些使我特别得益的作品，我也努力优先指出最近的作品，毕竟我们对过往学术有了上佳的综合和总结，而在此领域的研究又进展得如此迅速。本书的大部分写作于圣安德鲁斯大学由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慷慨资助的学术假期间。不过其中一部分草拟于圣保罗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UNICAMP），我受佩德罗·保罗·富纳里（Pedro Paulo Funari）之邀于2011年初在此担任客座教授。第一稿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于埃尔福特大学的马克斯·韦伯学院（Max Weber Kolleg of the University of Erfurt）完成，在这里约尔格·吕普克（Jörg Rüpke）又一次款待了我。

另有许多人亦为本书得以完成做出了贡献。我尤其想要感谢我的代理人乔治娜·卡佩尔（Georgina Capel）的鼓励以及其他帮助；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斯蒂芬·弗兰卡（Stefan Vranka）和马修·科顿（Matthew Cotton）的耐心、建议与热忱；再次感谢斯蒂芬以及内特·罗森斯坦（Nate Rosenstein）对早期草稿细致的批评，这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并让本书更易阅读；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艾玛·巴伯（Emma Barber）、埃曼努埃莱·佩里（Emmanuelle Peri）和杰基·普里查德（Jackie Pritchard）在本书的各阶段提供的帮助；感谢我家人的宽容并用现实让我清醒起来。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尝试解释罗马的帝国史背后更大的模式。阅读与沉思皆有所裨益，但每位教师都知道，对理解的真正检验在于一个人能否将自己的想法解释给他人听。专业历史学家通常试着互相进行解释。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而作为听众与批评家，我们又经常过于宽仁。我所获得的关于解释的任何才能，都得益于一代代剑桥大学和莱斯特大学（Leicester）、牛津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们。因此，这本书献给他们，并致谢意。

[1] 罗马人称罗马为Urbs（字面意为“城市”），而在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也以同样的方式常被称为Polis，故有“仍然是罗马”的解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