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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罗马的拉丁－伊特鲁里亚杂合性，传统有着不同看法。在人们的记忆中，罗马最后的几位王是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塔尔奎尼城（Tarquinii。自然是这样，但值得怀疑）的塔克文家族（Tarquins）。在传说中，正是他们以强迫劳动的方式排干了市政广场的水。传统年表和公元前6世纪晚期城市发展的考古遗迹十分接近，足以说服一些人相信这一故事保存了事实的要素。 [12] 故事记载，塔克文家族也在卡皮托利山上奠基了大朱庇特神庙，委任陶艺大师伏尔卡（Vulca）从维爱前来创作一座壮观的赤陶神像。但他们未能活着看到巨作完工：卡皮托利山朱庇特神庙落成与共和国的诞生同时。建政神话讲述了本土罗马贵族如何驱逐了伊特鲁里亚暴君，并建立起一套诸人民大会至高无上的政制。这些大会会选出政务官——起先是裁判官（praetor），后来是执政官（consul），一对政务官共同执政，每次任期不超过一年，并听取一个由卸任政务官组成的议事会——元老院的建议。最重要的决定——宣战与通过新法——是整个城邦保存的特权。从暴政中解放的传统叙述就这样被赋予了一层伦理的维度，并且与一种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的建立联系起来。通过摆脱其伊特鲁里亚统治者，罗马变得更为罗马了。
朱庇特神庙的落成对于此后对罗马过往的反思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基准点，正如神庙本身在礼仪年中为城邦集体生活提供了一个核心焦点。至少一位4世纪晚期的秘书（scribe）以神庙的落成为基础确定事件年代。奥古斯都《岁时记》也从同一年开始记载第一对执政官。因此，驱逐塔克文家族（对一些人）标志着罗马史的开端。 [13] 但现在要建构一个从此时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叙事并不容易，甚至在当时亦然。皮克托、加图、波里比阿（Polybius）及其同时代人在公元前3和前2世纪之交回首历史，但他们的视野是有限的。此期几乎没有书写文献。毫无疑问，口头传说也是一团乱麻：一些美化了特定家族和个人，一些或许或多或少代表大众观点，一些或许呈戏剧或歌谣的形式，一些则与特定地点、崇拜或神庙有联系。对矛盾的版本进行筛查并按时间排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仅有的工具则是猜测推断、与希腊历史的类比以及想象式重构。当共和国晚期和元首制早期的史家着手完成这一任务时，他们面对的是更艰难的困境。波里比阿曾动笔描述过公元前220至前168年罗马对地中海的征服：这一故事从他出生前约20年开始，他本人则作为一位受尊敬的人质随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远征，在一个有利位置见证了后半段故事。波里比阿在其叙述之前，以一段自公元前264年以来事件的简短总结开篇，这一年既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开始，也是蒂迈欧《历史》西部纪事的终结。当奥古斯都治下狄奥尼修斯（Dionysius）着手写作终结于波里比阿起点前后的《罗马古事记》（ Roman Antiquities ）时，当大约同时李维开始他的罗马全史《建城以来史》时，他们都不得不致力于一项完全不同的事业，即把一套围绕着有力的社会神话组织的记忆理性化。
一套故事记述了罗马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崛起史。伊特鲁里亚人反复试图重新占据罗马，但所有尝试都遭挫败。一个多世纪期间，罗马和维爱隔台伯河两相瞵伺——有三次战争和两次漫长的休战见于记载，直到罗马人洗劫维爱。传统上掠城被定在公元前396年。与此同时，罗马与拉丁人、赫尔尼基人以及更远的对手沃尔斯奇人和埃魁人且战且盟。这些冲突发生的地区非常小——只有50千米跨度，但它们以史诗的规模被记下来。更为神话化的是高卢人劫掠罗马，这传统上被定为公元前390年。 [14] 关于此事的传说颇有霄壤之别。高卢人劫掠了整座城市还是其一部分？他们带走了赎金还是说赎金被索回？哪些罗马英雄对幸存与光复最有作用？是否真是一支从凯里来的伊特鲁里亚军队赶走了他们？最后这一说法，并不令人吃惊地出自希腊而非罗马的叙述！但另一套传统则涉及罗马与亚平宁中部诸民族的一系列战争。 [15] 萨姆奈人被描绘成高地蛮族人。罗马的传统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前3世纪初之间的三场战争。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征伐实际上并不像事后看来那么连贯，萨姆奈人也绝对不像被描述的那样蛮化未开。实际上，在如皮埃特拉邦丹泰（Pietrabbondante）那样的阿布鲁齐地区纪念性神殿，比同期的罗马使用了更多的希腊式建筑。
记忆的很多部分可能是真的，尤其是萨姆奈战争的后段，战争就在皮洛士入侵前不久结束。时间当然是此后多年才加上去的，而许多则依赖与希腊史上事件的“同时性”。罗马似乎在雅典放逐其僭主的大约同一时期，驱逐了其暴君；公元前5世纪与维爱的势均力敌的世纪怨斗，令人起疑地和同时雅典与斯巴达漫长的敌对很相似；甚至是高卢人入侵也把罗马人作为劫掠神庙的北方人的受害者与希腊人并立，或者也可能与波斯人洗劫雅典相对应。为赋予罗马一个 适当的 过去，有多少的篡改不可或缺？为显示对应关系，诸事件遭到了何种程度的压缩和折叠？有什么东西因为对创立出的叙述毫无作用，或者甚至与之抵触而被省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故事看来有着明显的道德性结尾。一次又一次，某些罗马人将城邦的存亡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身后台伯河上的桥被切断之时，霍拉提乌斯（Horatius）仍在一系列单挑中击退了波尔森纳（Lars Porsenna）的侵略军。 [16] 被罗马放逐的卡密卢斯（Camillus），拒绝领导一支敌军反戈自己不知感恩的祖国。史诗作家恩尼乌斯在这行中总结了这种意识形态：
惟古习旧俗群英，罗马吾邦是依。 [17]
或考虑以下精英贵族和其外的群众（平民［ plebs ］）反复的权力斗争——这种社会冲突在古风时期地中海颇为常见——何以一次又一次以妥协和政制革新得以解决。自我牺牲与肯定社会团结的故事，在一个内部冲突正撕裂城邦的时代，就是令人欣慰的理想。但它们几乎都非信史，至多不过是陈词滥调，就像李维描绘的罗马女性，要么是暴政的受害者，要么是对男同胞们的激励者，要么身兼两职。所有的战争自然都是正义之战，而诸神也总站在罗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