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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情结”作为个体心理学重要的发现之一，似乎已闻名世界。很多不同流派的心理学家们纷纷在他们的实践中采用这一术语。然而，我并不完全确定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一术语，也不确定他们对它的应用是否正确。例如，告诉一位患者他有自卑情结实际上对心理治疗毫无帮助，这么做只会加重他的自卑感，而并没有教他如何去克服。我们需要去识别他在生活方式的哪些具体方面显露出沮丧，并且在这些他缺少勇气面对的地方给予他鼓励。事实上，每一位神经症患者都有自卑情结，因此对于这类人群，我们不能以是否有自卑情结来将他们区分开来。真正将每位神经症患者区分开来的，是他们各自会在怎样的情境下感到自己无法维持正常有序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为自己的努力和行动所设下的具体限制会因人而异。告诉一位神经症患者“你有自卑情结”就如对一位头痛患者说“我知道你身体哪里出了问题，你有头痛！”一样，并不会让患者因此而更有勇气解决问题。
很多神经症患者在被问到他们是否会感到自卑时，都会回答“不会”。有些甚至会答道，“恰恰相反，我深知自己比周围的人更优越。”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须提问，只要观察他的行为便可知晓。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一个人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让自己确信自身的重要性。例如，看到一个态度傲慢的人，我们可以猜测他的感受是，“人们常常会忽视我，因此我必须表现出我不容小觑。”如果一个人在说话时经常打手势，我们可以猜测他的感觉，“如果我不做出强调，我说的话就毫无分量。”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每一个表现得好像自己比别人优越的人，正是因为内心有自卑感，所以才需要做出额外的努力去掩饰自己的自卑。这就像一个人因为担心自己过于矮小，而踮起脚尖走路来让自己显得更高大一样。这一点我们常常可以在两个孩子互相比身高的时候看到。那个担心自己比对方矮的孩子会努力踮起脚尖绷直全身，尝试让自己显得更高。如果我们问这个孩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太矮了”，我们也不应对他会承认这一事实抱有任何期待。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一个有着强烈自卑感的个体并不一定会表现得顺从、安静、内敛以及毫无进攻性。自卑感有成百上千种表达的方式。或许我可以用一则三个孩子第一次被带去动物园的轶事来阐明这一点。当他们站在狮子的牢笼前时，其中一个孩子缩到了他母亲的裙子背后，说道：“我想要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不动，脸色煞白，全身颤抖，说：“我一点也不害怕。”第三个孩子狠狠地瞪着狮子，并问他母亲：“我可以对它吐口水吗？”实际上三个孩子在狮子前都感到自卑，但是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自卑感，而这种表达方式是与他的生活方式相符的。
在一定程度上，既然我们所有人都有着希望自我提高的地方，意味着自卑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勇气，我们会着手开始用唯一一个直接的、现实的、令人满意的方式——通过改善情况——来让自己不再感到自卑。没有任何人能够长时间地忍受自卑感，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遇到让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的紧张境况。但假设一个人心灰意冷，无法设想如果自己做出切合实际的努力就能够改善这种境况，他也同样无法忍受自己的自卑感，那他仍然会拼命去摆脱自卑，然而他所尝试的方法并不能让他真正如愿。他的目标仍是：“要超越困难。”但是他没有努力克服障碍，而是尝试通过自我催眠来让自己感觉优越。与此同时，他的自卑感也会不断累积，因为引起自卑的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刺激源仍然在那。他的每一次自我催眠都会将他带入更深的自我欺骗当中，并且他所有的问题都会越来越紧迫地压在他身上。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了他的行为而并不理解，我们就会认为这些行为都是毫无目的的，而不会将它们看作是为了改善当下境况而采取的手段。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想要获取自我满足感，但是他对改变客观现实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那么他所有的行为都开始说得通了。如果他感到自己很弱，那么他就会进入那些能让他感觉自己强大的情境中。他并没有训练自己变得更强大，而是让自己在自己的眼中显得更强大。这些自我欺骗的把戏并不会获得全然的成功。如果一个人在职业问题上感到自己不如人，那么他可能会通过成为家中的暴君来保证自己的重要性。这样一来，他也许可以自我麻痹，但是真正的自卑感并不会消失。这些同样的、熟悉的自卑感会被同样的、熟悉的情境触发。这些自卑感会成为他的心底长久持续的暗流。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为真正的自卑情结。
现在，是时候为自卑情结下定义了。当一个人面临自己无法适应或解决的问题，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深以为然时，自卑情结就会出现。基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认为愤怒和哭泣或道歉一样，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方式。因为自卑情结总会带来压力，所以当事人会做出一些代偿行为来让自己感觉优越。然而，这种努力并非为了解决问题本身，而是为了让自己在生活中意义不大的方面感受到一丝优越。如此，真正的问题则被置之不顾或排除在外。当事人会对自己的行为自我设限，并且把心思放在如何避免受挫而非如何奋进取得成功上。在面对困难时，他会表现出犹豫不决、停滞不前，甚至是畏难退缩。
上述这种态度在广场恐惧症的案例中十分常见。广场恐惧症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我一定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让自己待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充满了各种危险，我必须极力避开这些危险。”当一个人一直秉持这种信念，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者终日躺在床上。而在困难面前最为彻底的畏难退缩的形式是自杀。这代表一个人在生活的所有问题之前束手无策、举手投降，并通过这种形式表达，他对自己无法做出任何事来改变当下境况深信不疑。当我们意识到自杀要么是一种责备，要么是一种报复时，我们就可以理解自杀是当事人追求优越感的一种途径。在每一桩自杀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事人其实是把自己之所以选择结束生命的责任归咎于他人。就好像，通过自杀，他在控诉：“我是世界上最为温柔和敏感的人，然而你却如此粗暴残忍地对待我。”
每一个神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地为自己的行为以及所置身的情境做出限制。他试图让自己和三大人生问题保持距离，并只待在他感觉自己能够掌控的境况中。通过这种方式，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狭小的安全屋，紧闭大门，在感受不到风、阳光和新鲜空气的状态中度过一生。他究竟是通过欺负他人还是通过满腹牢骚来掌控局面取决于他的过往经历：他会选择他的经历验证出来的实现自己目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有时，如果他不满于一种方式的效果，他也会尝试另一种方式。但不管怎样，目的都是一致的——在不做出任何努力去改善境况的前提下，仍然能获取优越感。一个受挫的孩子如果发现，他通过眼泪能最有效地操控他人，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爱哭鬼，并且长大成人后他会成为一个忧郁伤感的人。我将眼泪和抱怨这两种方式称为“水之力”，它们是极为有力的武器，可以扰乱合作，并将他人置于被奴役的位置。在这类人以及那些害羞、容易感到窘困和愧疚的人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自卑情结的运作：他们会非常乐于承认自己的软弱，表示他们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然而，这种示弱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对优越感的高度需求，以及他们不惜代价成为第一的渴望。相对照地，一个习惯自吹自擂的孩子，虽然表面上展示出优越情结，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他说了什么，而是检视他的行为，很快会发现在表象背后是不被承认的自卑情结。
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事实上也不过是神经症患者为自己打造的“狭小安全屋”的特殊例子。即使一个人害怕面对生活中关于爱的问题，他也并不能真的成功让自己与这个问题完全隔绝。如果他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行动领域限制在家庭圈子中，那我们并不用诧异于他的性渴望也同样被限制在家庭当中。出于不安，他从未将兴趣拓展到他最熟悉的少数人之外。他会担心在和别人的相处中，自己不能以惯用的方式来掌控他人。被母亲溺爱的孩子会成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受害者，因为他们会慢慢相信自己的愿望都天然地有权被满足，并且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在家庭之外，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自己赢得他人的情感和爱。因此，成年之后他们仍然和母亲密不可分。他们在爱情中所寻找的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伴侣，而是一个仆人，而他们最为确信会支持自己的仆人是他们的母亲。也许我们可以在任何孩子身上诱导出俄狄浦斯情结，只要让母亲宠溺这个孩子并且不让孩子对其他人产生兴趣，同时让孩子的父亲对他冷漠相待。
神经症的所有症状都显示出当事人在行动上的自我设限。例如，我们可以从一个口吃患者的讲话中看到他的犹豫。他剩余的社会情感驱使他去和同伴建立联结，但是他对自己的低评价以及对面对他人的恐惧与他的社会情感形成了冲突，因此他在说话时会结结巴巴。同样的，那些在学校落后于他人的孩子、三十多岁仍然没有工作的人、逃避婚姻的男女、一遍一遍重复相同行为的强迫症患者、让白天的任务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的失眠症患者——所有这些表现都揭示了自卑情结，而这自卑情结阻止他们真正做出努力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类似地，自慰、早泄、不举和性变态都是因在异性面前害怕自己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一种停滞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问“为什么那么害怕自己能力不足呢？”，就会发现与自卑情结相伴而来的对获取优越感的需求。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因为这个人给自己设下了过高的成功目标。”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自卑感本身并不异常。实际上，自卑感是人类取得的所有进步背后的原因。就拿科学本身举例，科学是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并且想要去预见未来时才出现的；科学是人们为改善自身境况、增进对宇宙的认识以及控制它的能力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的结果。说实话，我个人认为，似乎人类的所有文明都是基于自卑感而生。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者造访人类的星球，他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人类建立了各种机构和组织，为了自身的安全不遗余力：造出了屋顶来让自己免受雨淋，做出了衣服来给自己保暖，建成了街道来让自己便于出行——很明显，他们感觉自己是地球上最弱小的居住者。”在某些方面，人类是所有造物中最弱的。我们并不具备狮子或者大猩猩的力气，也不如很多动物那样能够独自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有些动物通过相互结盟来弥补自己的弱势——它们会成群结队地行动。但是人类需要更多样的、更有深度的合作，这是在其他物种中看不到的。人类的孩子尤其弱小，需要被照顾和保护很多年。既然每个人在生命早期都曾是最为年轻和弱小的人类，并且人类如果不进行合作就会完全受环境的摆布，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一个没有学会与人合作的孩子不可避免地会趋向于悲观主义和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我们也可以理解，即使那些最擅长合作的人也会持续地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谁能够完全实现获得优越感这个终极目标，没有谁能成为他所处环境的全然的主宰者。生命太过短暂，我们的身体太过弱小，而三大人生问题一直需要更丰富的、更圆满的解决方案。当然，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我们永远无法满足于现有的成就。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持续努力。但对于那些懂得合作的人来说，这些努力是富有希望的、有建设性的，能够真正改善人类共同的处境。
我想，没有人会为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这个事实感到担忧。想象一下，一个人或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到达了不会再遇到任何困难的位置，那么我们会认为那种境况下的生活一定无聊透顶：一切都可以预见，一切都被事先算好；明天并不会带来任何意外的机遇，对于未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期待。诚然，我们对生活的兴趣主要来自我们对它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知晓一切并对此确信不疑，那么不再会有任何讨论或发现；科学会走到尽头，宇宙对我们而言也无非只是讲了第二遍的故事，那些通过想象未实现的目标来鼓励我们的艺术和宗教也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生活并非轻易可被掌握反而是我们的福气。这样一来，人类的努力会永无止境，我们一直能遇到或者产生新的问题，从而创造新的与人合作和做出贡献的机会。然而，神经症患者在一开始就被阻碍了，他的解决方案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相应地，他遇到的困难也很大。一个更为正常的人会为问题提供越来越全面的解决方案；他能够一直前行，迎接新的困难，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如此，他能够为其他人做出贡献：他没有因落后而成为其他人的负担；他不需要也不要求别人对他给予特别的关照；他遵循社会情感，带着勇气、自主独立地去解决问题。
对于每个个体，追求优越性的目的都是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这个目标取决于他赋予生命的意义，而这个意义不关乎言语，而是建立在他的生活方式中，如他自己所创的独特旋律那样贯穿其中。然而，他并没有直接通过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目的，让我们一眼就能看穿，而是非常模糊隐晦地进行表达，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他所给的提示来进行猜测。理解生活方式就和理解诗人的作品差不多。诗人必须使用文字来进行创作，但是他想传达的意义远超他所使用的词语。要理解诗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猜测，必须体会言外之意。诗尚且如此，最为深刻和复杂的创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例外。心理学家必须学会看到一个人言行举止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学会鉴赏生命意义的艺术。
只能如此，别无他法。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形成于生命最初的四到五年里，并且这个意义的形成并非通过数学运算，而是通过黑暗里的摸索，通过个体并不能完全理解的情绪感受，通过抓住种种暗示并且探寻对此的解释。类似地，获取优越感的目的也是通过个体的摸索和猜测而逐渐固定下来的。它是一种生命的奋斗，一种动态的趋势，而非一个图表上和地理上确定的位置。没有人知道他自己追求优越的目的，没有人可以完整地描述它。也许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职业目标只是他为之奋斗的一小部分。即使目标已经具体化，也可以有一千种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方式。例如，一个人想成为医师，但是成为医师可能意味着很多不同层面的事情。他可能不仅希望成为一个内科专家或病理学专家，而且会在行为中表现出他对自己和他人的独特兴趣。我们需要去看到他在多大程度上让自己成为对他人有帮助的人，又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自己去帮助他人。他把成为医师这个目标作为对自卑感的补偿，我们需要从他在工作中以及在别的方面的表现来猜测，他想要补偿的具体感受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医师在童年时候就已经接触过死亡，并且死亡作为人类不安全感的一个方面，给他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他们的一个兄弟或者双亲之一离世了，因此他们在那之后尝试去为自己和他人找到免受死亡威胁的方法。另一个人可能会将成为教师作为自己的具体目标，然而我们非常清楚不同教师之间也许有着巨大差异。如果一位教师的社会情感很少，那么对他而言，通过成为教师来获取优越感的方式可能在于去掌控那些不如他的学生；换句话说，他也许只有在比他更弱、更缺乏经验的人面前才感觉到安全。而一个有着更多社会情感的教师会对自己的学生平等相待，希望自己能真正对人类福祉做出贡献。此处，我们仅需提及不同教师的能力和兴趣的差异可能会有多大，以及这些差异的行为表达对他们的个人目的有多重要。当一个人确立了具体的目的后，他会抑制自己的潜能，为实现这个具体的目的而自我设限，然而，他生命的完整目的，也就是所有具体目的的原型，总是会推搡和拉扯这些限制，找到一种方式，让他可以在任何条件下表达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以及理想中对优越感的终极追求。
因此，对于每个人，我们都必须看到表面之下。一个人也许会改变让自己的目的具体化的方式，就像他也许会改变这个具体目的的实现形式，比如职业。我们必须寻找一个人外在种种行动背后的一致性，寻找人格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他所有的对外表达中都是恒定不变的。打个比方，如果把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以不同角度放置，那么每一个角度下似乎都能看到一个不同的三角形，但是如果仔细辨认，就会发现其实三角形一直都是同一个。原型也是同理：任何一个单一的表达都不能穷尽它所有的内容，但是在所有不同的表达中我们都可以辨认出这个原型。我们永远无法对一个人说：“只要你这样做或那样做，就能够满足对于优越感的追求……”因为对优越感的追求一直都是灵活的，并且一个人越是健康、正常，就越能在其中一个方向受阻时找到新的路径来实现对优越感的追求。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受限于具体的表达方式：“我一定要这么做，不然就会一无所有。”
当然，我们不应轻易地试图制定任何对优越性的追求，但是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目的中看到一个共同的因素——努力成为像神一样的人。有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孩子非常公开地这样表达自己：“我希望自己成为神。”很多哲学家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也有些教育者希望将孩子教育成像神一样的人。在古老的宗教团体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目标：门徒要教育自己成为像神一样的人。这种让自己成神的理想有一个更谦虚的版本，就是“超人”
的概念。虽然我不愿对此多言，但尼采在精神失常后曾在一封写给斯特林堡的信中署名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其内涵昭然若揭。精神失常的人往往会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优越感的追求：他们会声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被所有人仰视，通过无线电连接全世界来偷听所有的对话，去预测未来并拥有超自然能力。或许，这种成神的目标有一个更为合理的体现方式，那就是渴望知晓一切，拥有普世智慧或希望让生命永恒。不管我们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还是想象自己通过轮回转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地球上，又或是我们预见到自己的生命会在另一个世界永恒不朽，这些愿景都是基于对成神的渴望。在宗教的教义中，神正是那个永生不死的存在，超越时间，身处永恒。我在此并不讨论这些想法的是非对错：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诠释，都是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陷于这种意义中——成为神以及像神一样的人。哪怕无神论者其实也希望自己能够战胜神，成为高于神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对优越感的极其强烈的渴望。
一旦个体将获得优越感的目标以具体的形式确定下来了，他的生活方式也就确定下来了，不会有差错。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习惯和症状对于实现他设定的具体目标都是恰好正确、不容批判的。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神经症患者，每一个酒鬼、罪犯或性变态者的行为对于实现他所认为的优越地位而言都是正当的。我们无法因为他们的症状本身而去抨击他们，因为这些症状正是实现他们的目的所需要的。举个例子，老师问班上最懒惰的一个男孩：“为什么你那么不情愿做作业呢？”男孩回答说：“因为如果我是班上最懒的，你就会一直对我很上心。你从来都不会给予那些从不扰乱课堂和乖乖做作业的好学生任何关注。”只要他的目的是吸引老师的注意并掌控老师，他已经找到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最佳方式。因此，试图让他不再懒惰是毫无用处的，他的目的需要这种懒惰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他目前的做法是完美的，如果改变这个做法才是愚蠢的。另一个男孩在家十分听话，但是似乎很愚笨。在学校，他成绩落后别人很多，在家里他的脑子也一点都不灵光。他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他哥哥的生活方式和他大不相同。他哥哥非常聪慧和活跃，但总是因为恃才傲物而闯祸。有一天，家长无意中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宁愿自己是愚笨的，也不愿像你那样恃才傲物。”如果我们将他的目的理解为想要不惹麻烦，那么他的愚笨实在是十分聪明的。因为他的愚笨，其他人对他并不会要求太多，并且如果他犯错了，也不会受到责备。鉴于他的目的，他如果不表现得愚笨才是真正愚蠢的。
直至当下，常用的治疗方案一直都是去处理症状本身。个体心理学对于这种态度是完全否定的，不管是在医学领域还是教育领域。如果一个孩子运算能力很差，或者成绩不好，那么把注意力放在他的成绩上，尝试提高他这方面的成绩是毫无成效的。因为或许他是想要给老师添麻烦，甚至或许想要通过让自己被学校开除而逃避上学。如果我们从一个方面制止了他，他仍会找到新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目标。成年的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假设他一直受偏头痛之扰，头痛对他而言可能是非常有用处的，头痛可能恰好发生在他最急切需要头痛的时候。借由头痛，他可以逃避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例如，每当他需要去见陌生人的时候或者需要做新的决定的时候，可能头痛就来了。与此同时，头痛也为他压制他的员工或妻子和家人提供了助力。既然这个工具如此好用，为什么我们要期待他放弃这么一个屡试不爽的工具呢？从他当下的角度来说，他自己抱揽的痛苦不过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因为他从中得到了自己所希冀的一切回报。当然，我们大可以给他一个足以让他震惊的解释来把他吓得不再头痛，就像有时一些战争后遗症患者会被电击或者假装手术吓得症状消失。又或者医学上的治疗可以解除他当下的头痛，并且让他之后难以持续他所“选择”的这种症状。但是，只要他的目的不变，即使他放弃了这一个症状，他也必定会为自己找到另一个症状。“治好”了他的头痛，他可能又会有失眠，或者其他一些新的症状。只要他的目的一直不变，他就会持续地追求这个目的。能以惊人的速度让一个症状消失然后毫不犹豫地发展出新症状的神经症患者大有人在。他们成为技艺精湛的神经症患者，持续拓展他们的症状库存。阅读心理治疗的书籍也只会让他们获知一些他们还没有机会尝试的、进一步的精神问题而已。因此，我们必须找到这个症状背后想要实现的目的，以及这个具体目的是怎样与这个人对获得优越感的总体目标一脉相承的。
假设我在自己的课上要来了一架梯子，爬上去，坐在黑板顶端。任何人看见我可能都会想：“阿德勒博士很疯狂啊。”他们并不知道梯子是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我爬上了梯子，或者为什么我坐在一个那么尴尬的位置上。但是如果那些人知道了，“他想要坐在黑板顶端，是因为除非他让自己身处一个比其他人更高的位置，不然他就会感觉到自卑；只有当他俯视班上的学生时他才会有安全感”，他们就不会认为我有多么疯狂。因为那样一来，我是采取了一个绝佳的方式来实现我的具体目标。梯子在那种情况下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工具，而努力爬上梯子的行为看起来就是我成功地执行了一个周全的计划。我的疯狂其实只体现在一处——那就是我对于个人优越感的诠释。如果有人成功地说服我，让我觉得我这个具体的目标实在是非常糟糕的选择，那么我会改变我的行为。但是如果我的目标一直不变，然而我的梯子被人拿走了，那么我会尝试爬上椅子；如果椅子也被拿走了，那我就会试试看通过徒手弹跳和攀登，我能让自己去到多高。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他所选择的实现方式并没有错，不容评判。我们要着手改变的是他的具体目标。只有目标发生了改变，心理习惯和态度才会相应地改变。他就不再需要旧的习惯和态度了，因为适用于他新目标的新习惯和新态度会取而代之。
让我举一个例子吧，一个30岁的女人来找我看诊，她患有焦虑症并且无法结交朋友。她在工作方面一直都没什么进步，所以至今仍然是她家人的负担。她时不时地会接一些像速记员、秘书这样的简单工作，但是悲惨的宿命让她的每一任雇主都会对她示爱，这让她十分担惊受怕以至于最后会离职。然而，有一次她找到了一份工作，而雇主对她并没多少兴趣，这反而让她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因此她也离职了。她已经接受了许多年的心理治疗——我相信长达八年之久了——但是这些治疗既没能让她变得善于社交，也没能让她可以靠工作养活自己。
当她来找我的时候，我回溯她的生活方式至童年早期，因为没有学会理解孩子的人是无法理解成年人的。她是家中最年幼的，长相姣好，被宠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那时她的家境十分富裕，她的任何愿望只要说出来就会被满足。当我听到这时，我问她：“为什么呢？你小时候就像公主一样被照顾着。”她回答说：“很奇怪，那时所有人都称我为公主。”于是我让她回忆更早的经历。她说道：“我记得我四岁的时候从家里走出去，发现一些孩子正在玩游戏。他们时不时会跳起来大喊‘女巫来了’，我非常害怕，于是就回家了。回到家后我问当时和我们同住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究竟世界上有没有女巫。她回答说：‘有。世界上有女巫，还有窃贼和强盗，他们都会冲着你来的。’”通过这一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从此她就很害怕一个人留在家里，而她通过自己的整体生活方式来表达这种恐惧。她感觉自己并没有强大到可以离开家，而家里的其他人必须无微不至地支持和照顾她。她还提供了另一段早期记忆：“我有一个钢琴老师，是个男的，有一天他试图在我弹琴的时候亲我。我就停了下来，跑回去告诉我妈妈这件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从这段记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她自此之后就有意地远离男性。同时，她的性观念发展也和她想保护自己免受爱情伤害这个目的相一致。在她的观念中，陷身于爱情中会让人处于劣势。在此，我必须说一下，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进入一段爱情关系会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脆弱的。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与他人相爱，我们就会变得温柔，并且我们对另一半的关心在意会让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困扰。只有那些把“我绝对不能脆弱，我绝不进行自我暴露”作为追求优越感的目标的人，才会逃避爱情所带来的相互依赖。这些人会让自己远离爱情，并且远远没有准备好去爱人或被爱。通常，如果这类人感到自己面临坠入情网的危险时，他们就会通过嘲笑来扭转这个状况。他们会取笑、戏弄这个让自己感到危险的人，以此来让自己不再感觉到脆弱。
同样地，这个女性也会感觉爱情和婚姻会让她变得脆弱，因此，当在工作中有男性对她示爱时，她会受到比一般人更为强烈的影响。她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出路，只能逃开。当她仍在面对着这些问题的时候，她的父母相继离开人世，她的“宫廷”几乎终结。于是她设法让亲戚来照顾她，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段时间过后她的亲戚都对她十分厌烦，也不再给予她所需要的全部关注。她因此而责骂他们，并告诉他们对她不管不顾的话她会有多危险。通过这种方式，她避开了需要独自一人的悲剧。我有理由相信，如果她的家人们完全对她弃之不理的话，她会疯掉。在她看来，获得优越感的唯一方式就是去迫使她的家人们支持她，并且允许她逃避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她的心中一直抱持着这样的画面：“我并不属于这个星球，我的归宿在另一个星球上，在那里我是公主。这贫瘠的地球并不懂我，也没有认可我的重要性。”情况再严重一点的话，她会疯掉。但只要她自己还有着一点点资源，仍然能获得亲戚或家人朋友的照顾，她就不会走到最糟的一步。
在另一个案例中，我们能同时清晰地辨认出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一个16岁的女孩被带到我这，她从六七岁就开始偷东西，从12岁开始晚上和男生待在一起夜不归宿。在她两岁的时候，她的父母长期以来的激烈冲突以离婚收场。她母亲带着她一起到她外祖母家生活。而她的外祖母，不能免俗地，全身心地宠爱娇惯着她。然而，其实她刚好出生在父母间的冲突到达顶峰之际，所以母亲并不欢迎她的到来。母亲从来都没有发自内心喜爱过她，因此她和母亲的关系紧张。当这个女孩来到我这时，我以朋友的口吻和她对话。她告诉我：“其实我并不喜欢和男孩们接触，但我必须让我妈妈知道她完全管不了我。”我问她：“你这么做是为了报复？”她答道：“我认为是的。”她想要证明自己是比母亲更强大的，但是她之所以会有这个目标，正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无力。实际上，她感受到了母亲对她的厌恶，并因此有了自卑情结。她唯一能想到的捍卫自己优越感的方式就是去制造麻烦。同样地，若孩子有偷窃或其他违法行为，那往往是为了报复。
再讲一个案例。一个15岁的少女失踪了8天，被找到以后，她被送上了儿童法庭。在法庭上她述说了发生的事情：她被一个男人绑架了，这个男人把她绑住并锁在房间里长达8天。然而没人相信她所说的。医生非常亲切地和她谈话，并力劝她坦白真相。她对这个医生不相信她说的事感到十分生气，当场掌掴了他。见到她时，我问她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并且表现出我只对她的个人命运以及我可以怎样帮助她有兴趣。当我让她分享一个她做过的梦时，她笑着跟我讲了这样一个梦：“我在一间地下酒吧，当我走出去的时候，遇到了我妈妈。我爸爸很快也要到了，于是我让妈妈把我藏起来，这样他就不会看到我了。”她很怕她的父亲，并和他抗争。她父亲以前常常责罚她，由于她害怕被责罚，所以不得已学会了撒谎。当我们遇到和说谎有关的案例时，就需要看看当事人的父母是否十分严厉。人们没必要撒谎，除非他们感觉说真话是危险的。此外，我们从这个梦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和她的母亲之间有一些相互配合。至此她告诉我，其实是有人引诱她去了地下酒吧，而她在那里待了8天。她怕讲真话是因为害怕父亲，然而，她这么做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对胜过她父亲的渴望。她感到被父亲所镇压，而只有通过伤害父亲，她才能感受到自己作为征服者的一面。
我们应该怎样去帮助那些采取了错误方式来追求优越感的人呢？如果我们认识到对优越感的追求是全人类共有的，那么这就不是难事。我们就可以设身处地去共情他们的困境和挣扎。他们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他们把努力投注在了生命中毫无用处的地方。而实际上，人类所有的发明创造，以及对文明做出的所有贡献，源头都是对优越感的追求。人类生命的全部都依循着这一条宏伟的脉络而行进——从下到上，从匮乏到富余，从失败到胜利。然而，能够真正面对和克服生命中的困难的，只有那些在追求优越感的过程中展现出让其他所有人受益的倾向的人，那些以惠及他人的方式前行的人。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式走近他人，我们会发现其实说服他们并非难事。因为到头来，人类对于价值和成功的判断都是建立在相互合作之上，这是人类族群伟大的共同之处。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质的所有要求无非是它们应服务于人类之间的相互合作。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完全不具备社会情感的人。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们也深知这个公开的秘密。他们煞费苦心地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或者把责任推卸到别处，正好表明了他们是知道这个秘密的。然而，他们失去了在生命中有用的方面做出努力的勇气。他们的自卑情结告诉他们：“你无法成功地融入社会，与他人建立合作关系。”因此，他们避开了生命中真正的问题，转而通过与影子作战来让自己确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在我们人类的劳动分工中有着能够容纳各种各样具体目标的空间。就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也许每一个具体目标都或多或少有着一点瑕疵，我们总会找到可以批评的点。一个孩子的优越感可能来自数学知识，另一个孩子的优越感可能来自艺术，第三个孩子的优越感可能来自体能。消化功能不如人的孩子可能会认为他面对的问题主要是营养问题。他可能会对食物产生兴趣，因为他觉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改善自己的境况。最后，他可能会成为一名专业的厨师或者营养学教授。在所有这些具体的目标中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真正的补偿，人们还排除了一些可能性，进行了一些自我限制的训练。例如，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哲学家必定需要时不时让自己脱离社会来进行思考和写作。但是如果这个获得优越感的目标是和高度的社会情感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目标所涉及的错误一定不会太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需要人们具有不同的优势，这样才能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