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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心智与身体究竟是谁掌控谁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停止争论。哲学家们投身于这场争论，加入了不同的阵营：他们要么把自己称为唯心主义者，要么把自己称为唯物主义者；他们提出了成千上万个论据，然而这个问题一如既往地十分棘手，仍然悬而未决。个体心理学或许能够为找到解决方法提供一些帮助，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实际上需要处理的是心智和身体的互动。一个人——他的心智与身体——希望得到治疗，若我们的治疗建立在错误的依据上，那就无法助人。因此，我们的理论必须来自经验，并且必须经得住实践的检验。我们生活在心智与身体的交互作用当中，所以找到正确的观点对我们而言是最大的挑战。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消除了这个问题带来的很多对立矛盾。这个问题不再是单纯的“要么……要么……”这样两者取其一的问题。我们把心智和身体都看作是生命的表达：它们是形成生命这个整体的不同部分。同时，我们也开始理解它们在这个整体当中相互牵动的关系。人是一个活动着的生命体，因此仅仅发展身体本身是远远不够的。植物扎根于大地，它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无法进行活动。所以，如果说植物拥有心智，或者在任何意义上被理解为心智的东西，那会是十分令人称奇的。换言之，就算植物拥有心智，能够预见未来、推测结果，那对它而言也是毫无用处的。设想，植物就算能进行思考——“有人过来了。很快他就会踩踏在我身上，而我会死于他的脚下。”——对它又有什么益处呢？反正，它怎样都无法通过活动自身来避开踩踏。
然而，所有可以活动的生命体，都能够预见并推算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迈进，而这个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假设它们拥有心智或灵魂。
“感觉，你当然有，
不然你会动弹不得”
预见活动的方向是心智的主要工作。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心智如何掌管身体——心智为身体的活动设下目的。仅仅是不时地随机进行活动是永远不够的：身体为了活动所做的努力必须得有一个目标。既然决定身体的活动方向是心智的功能，心智理所当然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身体也会影响心智，因为心智要去掌管的正是身体的活动。
心智只能在身体本身的可行性以及通过训练而发展出的可能性的范围内让身体活动。例如，倘若心智提议把身体挪到月球上去，这是注定会失败的，除非它发现了一个能够克服身体局限的方法。
人类比其他任何生命体都热衷于活动。他们不仅以更多种多样的方式活动——就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人们各种复杂的手部动作——而且他们也更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预见的能力在人类的心智中发展程度最高，并且我们可以最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所有努力都受同一个目标的指引，而这个目标就是改善自己位于整体环境中的位置。
不仅如此，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所有为了实现部分目标而采取的所有活动背后实际上都存在一个目的唯一而又极富包容性的活动。具体而言，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处在一个有安全感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会感觉生活中所有的困难都已迎刃而解，我们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安全地突破重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去协调自己所有的活动和表达，以让它们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此，我们的心智不得不朝着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终极理想目标的方向发展。这一目标同样适用于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也在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换句话说，身体也在朝着早已蕴含在胚胎当中的这一理想目标努力发展。打个比方，倘若人体的皮肤受损了，全身上下都会运作起来，以便修复破损，让整个身体再次趋于完整。然而，身体在实现自己所有潜能的路上并非孤军作战，心智可以帮助身体的发展。例如，运动、锻炼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卫生都已被证实对身体有益，而这些都是心智为身体实现它最终目标所提供的帮助。
身体和心智互相配合所实现的成长和发展自生命伊始一直到生命终结都不曾中断。可以说，身体和心智是作为一个整体当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在相互合作。心智就像发动机一样，拽着它在身体当中发现的所有潜能往前行进，以把身体带到一个超越所有困难的安全之地。我们可以在身体的每一个活动、每一个表情以及每一个症状当中看到心智这个目标的印记。一个人活动他的眼睛、舌头以及脸部肌肉，脸上就会流露出一种表情，表达了一种意义。而赋予这个表情以意义的正是他的心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或者关于心理的科学实际上是围绕什么而进行。心理学的领域其实是去探索一个人所有的表达中蕴含的意义，去找到揭露他目标的钥匙，并且将他的目标与他人的目标进行比较。
在为了实现获得安全感这个终极目标所做的努力当中，心智必须让这个目标具体化，也就是说，心智需要一直进行思考，估算“处在什么位置会安全，而为了到达这个安全的位置，需要朝什么方向努力”。当然，心智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出错，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非常确切具体的目标和依此而设定的方向，就不会有任何活动产生。打个比方，如果我举起我的手，那么一定是因为我的心智中有一个目标需要用这个动作来达成。现实中，心智有可能选择了一个十分糟糕的方向，因为心智误认为它是最有利的方向。因此，所有心理上的犯错都是由于选择了错误的活动方向。获得安全是所有人共有的目标，但有些人会弄错方向，并被自己在错误方向上采取的具体行动带入歧途。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行为表达或者症状，但无法识别其背后的意义，那么去理解这个意义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把它精简为最纯粹而直白的活动。举例而言，偷窃这种行为表达，最纯粹的活动就是去偷东西。偷意味着把另一个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检视这个行为背后的目的：偷东西的目的是让自己拥有更多，并且因此而更有安全感。因此，偷窃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是个人的贫困感。下一步就是去看看这个人的遭遇以及处境，了解他的贫困感来自何处。最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人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克服贫困感。换句话说，我们要去了解他是否在正确的方向上活动，或者说他是否用了错误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无须批评他的最终目的，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向他指出，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做出的改变被我们称为文化，意味着文化实际上是我们的身体在心智的推动下进行的一切活动的产物。我们在心智的启发下去行事。我们的身体也是在心智的指引和帮助下得到发展。到头来，没有哪个人类行为是不被心智的目标性所占据的。然而，过于强调心智的重要性也绝不可取。我们如果要克服困难，身体健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心智忙于掌控周遭的环境，以让身体得到保护——保护身体免于疾病、不适以及死亡，让身体远离伤害、意外和功能失常。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快乐和痛苦、拥有幻想以及辨认所处情境的好坏，全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的感受让身体为了应对当下的情景而做出特定的反应。幻想以及认同都是预见未来的方法，然而它们并不限于此：它们还带动了相应的情绪感受，让身体采取与这些感受一致的行为。这样说来，一个人的感受实际上携带着他给予生命的意义以及他为自己的努力设下的目标的烙印。很大程度上，虽然这些感受会掌控身体的行为，但是它们并不依赖于身体本身：这些感受永远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目标以及基于这个目标而形成的生活方式。
显然，一个人并不只是单纯由他的生活方式所掌控。仅仅是态度本身，还不足以产生行动，仍需要有进一步的辅助。因为行动永远都需要个人的情绪感受来强化。个体心理学的创新之处基于这样一个发现，那就是一个人的情绪感受绝不会和他的生活方式相互矛盾。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有了目标，那么他的情绪感受就会不断调节，以便能让他实现他的目标。此时，我们已经不再处于生理学或生物学的范畴了，因为感受的升起既不能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也无法通过相应的实验来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生理过程是前提，但是我们更有兴趣了解的是心理目标。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焦虑情绪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影响，而在于焦虑的目的以及结果。
在这种视角之下，焦虑就不能被视为性压抑或者因糟糕的出生经历导致的被遗弃感的产物。这样的解释都是不切题的。就如我们知道，一个习惯了母亲的陪伴、帮助和支持的孩子也许会发现焦虑——不管源头是什么——是控制母亲的有效武器。同样，我们也不满足于对情绪感受的纯粹生理层面的解释，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支配他人或者掌控局面的手段。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身体或心理表达必定是基于一个人的生物遗传基础的，从而把关注点放在一个人如何利用这种生物遗传基础来实现他的确切目标上。
而这似乎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视角。
在每个个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情绪感受是朝着能够帮助他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向和程度来生成和发展的。他的焦虑或勇气、快乐或悲伤永远都是和他的生活方式相符的，甚至这些感受的强弱程度也是能通过他的生活方式来精准预测的。一个以悲伤为手段来获取优越感的人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快乐和满足。相反，只有当他可怜又不幸的时候，他才会感到快乐。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一个人感受的起落取决于他的需要。例如，当一个广场恐惧症患者在家时或者在控制支配着另一个人时，他的焦虑感就会消失。所有神经症患者都会排斥让他们感到自己不够强大、无法掌控的生活领域。
这些情绪感受的基调就和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那样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例如，一个胆小之人会一直胆小怕事，哪怕他在比他更弱的人面前表现得傲慢自大或者在他人的保护下表现得勇敢无畏。他可能会给自家的门上三把锁，用警犬和捕人陷阱
保护自己，还坚称自己充满了大无畏精神。没有人能够去证实他的焦虑感，但是他大费周章的自我保护已经充分展现了他人格中的懦弱。
性和爱情的领域也给出了相似的证据。在一个人渴望实现自己的性目的时，总会出现和性相关的情绪感受。通过专注于这个目的，他会排除与之冲突的任务和互不兼容的兴趣，而唤起适当的情绪感受和功能。这些感受和功能的缺失——如不举、早泄、性变态和性冷淡——都产生于拒绝排除不适于性目的的任务和兴趣。这样的异常状况总是由追求优越这个错误的目标以及相应的错误生活方式引发的。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总会发现患者倾向于期待得到他人的体贴而不是去体贴他人，并且社会情感不足，缺乏勇气和乐观的姿态。
我的一位患者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饱受让人无法逃脱的负罪感的折磨。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十分重视诚实。他7岁的时候，在学校告诉老师他独自完成了作业，然而实际上这个作业是他哥哥帮他做的。这个男孩隐藏了他的内疚感三年之久。最后，他还是去向老师坦白了他曾经撒下的糟糕的谎言，而老师仅仅是一笑了之。不满足于此，他又泪眼汪汪地向他父亲坦白了自己犯下的罪行。这次比上次更成功，他的父亲为自己儿子的诚实感到骄傲，表扬了他并且对他给予安慰。然而，尽管他的父亲已经宣告他无罪，他依然感到十分沮丧。我们很难不去给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男孩在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对自己进行如此猛烈的自我谴责，是想要证明他拥有正直和小心谨慎的伟大品质。他家庭中极高的道德氛围让他产生了想要在正直上获得优越的冲动。因为他的成绩和社交吸引力都比不过他的哥哥，他对此感到自卑，所以他试图在其他方面获得优越感。
在往后的生活中，这个男孩也受其他自我责备和羞耻之苦。他形成了自慰的习惯，并且在学业上一直无法完全摆脱作弊行为。他的负罪感总是会在考试之前加剧。随着他的成长，他一直积累各种各样会让他感到愧疚自责的困难。由于他那敏感的良知，他比哥哥承受更重的心理负担，而这也成为他为自己的所有失败准备的借口。离开大学后，他打算去做技工，但是他强迫性的负罪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终日都在祈祷，希望上帝会宽恕他。因为如此，他无暇于工作。
到现在，他的情况糟糕到被送去了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被认为是无药可治的。然而，一段时间过后，他的状态有所缓解并离开了那里。但是，他也寻求许可，希望自己日后如果复发还能再回到精神病院。他换了职业，并开始学习艺术史。在临近考试时，他在礼拜日去了教堂，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倒在地，大喊：“我是全人类中罪孽最深重的人。”用这种方式，他再次成功地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敏感的良知上。
再次在精神病院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家中。一天，他一丝不挂地下楼吃午饭，以展示自己的体格健硕，能够在这一点上把他哥哥和其他人都比下去。
他的负罪感是让他表现出自己比其他人更为诚实的手段，他以这种方式来获取优越感。然而，他的这些尝试都用在了生活中毫无意义的地方。一方面，他对考试和工作的逃避显示出他的懦弱以及极大的无能感。另一方面，他的整个神经症有目的地让他得以排除和避开每一项他害怕自己会失败的事情。同时，从他在教堂中跪地自白和赤身裸体走进饭厅这些行为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同样的尝试，那就是使用低劣的手段获取自身的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让他需要用这样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优越感，因此他种种行为所带给自己的感受都是恰当的。
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人是在他出生后的四五年时间内建立起心智的统一性，并建构起心智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他将自己的遗传所得以及从环境中接收到的印象结合起来并进行调节，以便实现自己对于优越感的追求。在五岁末的时候，他的性格已经成形了。这意味着，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他追求的目标、他采取的方式，以及他的情绪倾向全都固定了。这些东西在日后可以被改变，但是只有在这个人从自己童年性格成形过程的错误之中解脱时，改变才可能发生。那是因为，一个人先前的所有表达都与他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诠释相符，如果现在他要纠正先前的错误，那么就必须先纠正之前他赋予生命的意义；如此，他才能够形成与新的生命意义相一致的行为表达。
人通过身体器官与环境进行互动，并从中形成对环境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训练方式中看出，他准备让自己从环境中接收到怎样的印象，以及他将如何使用他从中获得的经验。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一个人怎样去看、怎样去听，他的注意力被什么吸引，我们就会获得很多对他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的姿势如此重要，因为它们展示了一个人如何训练自己的身体器官，并且如何使用它们来筛选自己对环境的印象。姿势总是受限于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心理学的定义了。我们可以认为心理学的目的是去了解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印象所持的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始理解人与人之间在心智上的巨大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身体如果不能适应环境并且难以完成这个环境所提出的要求，那么通常会被心智认为是一个负担。基于这个原因，受身体缺陷之苦的孩子在心智的发展中会遇到比常人更大的障碍。对于他们的心智而言，去影响、移动和掌管他们的身体以处于优越地位是更为困难的一件事。心智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投入比其他人更高的专注度，才能达到和他人同样的目的。如此，他们的心智会变得不堪重负，而他们自己也会因此而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大的人。当一个孩子一直受到身体缺陷和移动困难的困扰时，他没有多余的注意力能给到自身之外的世界。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可以让自己对他人产生兴趣，因此他会成长为一个拥有较少社会情感以及较低合作能力的人。
身体缺陷会给个人带来很多阻碍，但是这些阻碍绝非不可逃脱的命运。如果心智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并且努力训练自己克服这些困难，这个人就很可能做到让自己和那些身体负担较少的人一样成功。实际上，尽管有种种阻碍，身体有缺陷的孩子常常会取得比正常孩子更多的成就，因为这些阻碍刺激着他们要比常人走得更远。例如，一个男孩也许因为自己眼睛的缺陷而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因此，他比常人花更多时间去努力看见；他对于自己能看见的世界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他对辨别颜色和形状更有兴趣。到最后，比起那些从来不用努力或者关注细节的孩子，他对有形可见的世界会拥有更多的经验。如此，有缺陷的身体器官可以成为巨大优势的来源。但这仅当心智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正确方法时，才有可能实现。画家和诗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都遭受过视力缺陷之苦。而这些缺陷被训练有素的心智所掌管，因此到最后，这些人用有缺陷的眼睛能比正常人的眼睛看到更多。也许我们在从未被认可为左利手的孩子身上，能更容易地看到同样的补偿。在家或刚开始上学时，这些孩子就被训练要使用他们更弱的右手。因此一开始他们无法很好地写字、画画或者做手工。基于前面的例子，我们也许会猜测，如果他们能用心智克服这些困难，那么往往本身更弱的右手会发展出比常人更高的技艺。事实也正是如此。很多左利手儿童会更善于书写和画画，或者有更高的手工艺技巧。通过找到正确的方式、兴趣、训练和练习，这些孩子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了优势。
只有那些不以自我为中心、渴望对他人及所在的群体做出贡献的孩子能通过自我训练，成功克服自己的先天缺陷。反之，如果孩子仅仅是希望摆脱自身面临的困难，他们将无法前行。只有当他们找到一个为之努力的目的，并且实现这个目的对他们来说远比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重要时，他们才有可能保持勇往直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将兴趣和关注投注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们努力追求的是自己之外的事物，那么很自然地，他们会训练自身，让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困难不过是他们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一个需要占领的阵地。然而，如果他们将关注点放在自身，强调自己的缺陷或仅仅是因为不想受缺陷之苦而与之抗争，那么他们将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进步。就如，一只行动不便的右手并不会因为个人希望它能不那么笨拙，或者极力避免笨拙，就成为灵巧的右手。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训练，并且个人改变现状的动机比因当下的笨拙而产生的挫败感更为强烈时，上述目的才有可能实现。如果一个孩子想要用尽全力来克服自己的缺陷，就必须有一个超越自身的目的——一个基于对现实世界、他人，以及合作的兴趣而产生的目的。
我曾对有肾脏疾病遗传问题的家庭进行研究，其中有一个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家庭遗传的身体问题以及它的潜在作用。在这样的家庭中，通常孩子小时候会有遗尿症。身体层面的缺陷是真实存在的，也许是肾脏或者膀胱有问题，又或者脊柱先天性发育畸形，并且常常伴有由这个位置的痣或胎记所暗示的腰椎段的问题。然而，身体层面的缺陷无法为遗尿症的病因提供充分的解释。因为，孩子并非受迫于他的身体器官或部位，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使用身体。例如，有些孩子晚上会尿床，然而白天却一次也没有尿湿过裤子。当环境或父母的态度发生变化时有些孩子的尿床习惯会突然消失。除了智力低下的孩子，其他孩子如果能停止将身体的缺陷用于错误的目的，就可以克服遗尿症。然而，对于遗尿症患儿来说，他们所受的外界刺激更多是让他们维持这个症状，而不是克服它。一个有经验的母亲能够给尿床的孩子以正确的教导，但如果母亲缺乏相关的处理经验，那么尿床这个无用的弱点将一直持续。通常，在一个有着肾脏或膀胱遗传问题的家庭中，所有和排尿相关的事情都会被过分重视，而母亲常常会大费周章地试图解决孩子的尿床问题，然而这其实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孩子们注意到父母是如此重视这件事，他很大概率会抵抗父母的意愿。这为孩子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去表达对这种教育的反对。当一个孩子不满于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时，他就会用自己的办法来攻击父母最大的软肋。一位很有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犯罪分子当中，很多人（比例相当惊人）来自父母从事打压犯罪工作（如法官、警察或者监狱看守）的家庭。而教师的孩子成绩常常落后于他人。我也在自己的个人经验当中发现了同样的事实。我还发现医生的孩子中很大一部分人有神经症，而宗教人员的孩子当中则有很多违法者。类似地，如果孩子的父母过度在意排尿功能，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找到非常清晰可循的方式来彰显他们不同于父母的个人意志。
遗尿症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例，让我们看到梦是如何被用来激发与我们欲做之事相符的情绪的。尿床的孩子常常会梦见他们起来上厕所，这样他们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尿在床上的借口。通常，遗尿症是孩子获取关注、主导别人，让自己不仅在白天而且在夜里也占据他人注意力的一种方式。有时，遗尿症也是对抗他人的方式，孩子通过这种习惯来宣示自己的敌意。从每一个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尿床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孩子让膀胱代替口舌，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从这个意义上，身体缺陷不过是为他提供了表达自己想法的途径，仅此而已。
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孩子总是处于紧张的精神状态中。一般而言，他们属于那类曾经占据家庭的中心地位，独享所有宠爱，但后来失去了这种专宠的孩子。也许，家庭中又迎来了一个新生命，这让他们感觉更难去获得母亲所有的关注。因此，遗尿症代表了以失败者的姿态来接近母亲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并不让人愉悦。实际上，孩子想要传达的心声是：“看，我其实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已经能够照顾好自己了，我仍然需要被好好关注。”在不同的情境下，或者身体缺陷部位不同时，他们也许会选择别的途径来表达。例如，他们也许会通过声音来表达自己需要被关注的心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夜间会哭闹不止，难以入眠。有些孩子则会梦游、做噩梦、从床上掉下去或者口干舌燥喊着要喝水。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是背后的心理背景都是相似的。至于孩子选择哪种身体症状来表达自己，一部分取决于他们的身体状况，另一部分取决于所处环境对他们的态度。
这些例子很好地展示了心智对身体的影响。极有可能的是，心智不仅会左右对具体身体症状的选择，还掌管和影响着体格发展。对于这个假设，我们还没有直接凭证，并且很难设想如何能找到证明这个假设的凭证。
然而，证据本身似乎已经足够清晰了。例如，如果一个男孩十分胆小，那么他的整个身心发展都会体现出他的胆小。他会对体能上的成就不以为然，更确切地说，他压根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会有所成就。因此，他不会想到要有效率地锻炼自己的肌肉，同时他也会隔绝外界所有会推动一个人进行肌肉锻炼的刺激源。相反，那些对肌肉训练欣然接受并产生兴趣的孩子，则会发展出更好的体能。而由于他阻断了这方面的兴趣，他将一直在体能上落后于他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身体的形态以及发展都受心智的左右，并且反映出心智的错误或者不足。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身体表达完全是因为心智在面对困难时无法找到正确的克服方式，用了错误的方法而导致的失败结果。比如，我们也许能肯定的是，内分泌腺在生命的头四五年是易受影响和可塑的。它本身的缺陷从来都不会对身体行为产生强制性影响，反而是它自己会持续地受到整体环境、孩子获取环境印象的方向，以及心智在其中的创造性活动的影响。
另一项证据也许会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因为它是人们更为熟悉的，并且带来的只是暂时性表达，而非长期存在的身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每一种情绪都会找到身体的表达方式。个体会以一些可见的形式来进行情绪的表达，或许是身体姿势和态度，或许是表情，又或许是颤抖的双腿。身体内部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例如，当一个人脸色涨红或变得苍白时，意味着他身体里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当人处在愤怒、焦虑、悲伤或其他任何情绪中时，他的身体总会进行表达，并且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例如，对所处情境心生恐惧时，有的人会全身战栗，有的人会汗毛直竖，有的人会心跳加速，还有的人会一身冷汗、喘不上气或声音嘶哑，又或缩成一团、踉跄而逃。恐惧有时也会影响身体肌肉的紧张度，或影响食欲，或引发呕吐。对有的人来说，这样的情绪主要会刺激到膀胱，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性器官会被刺激。举例而言，很多孩子在考试时会感觉到性器官受刺激；并且广为人知的是，很多罪犯会在实施完犯罪行为后，频繁光顾妓院或到自己的情人家中。实际上，在科学的领域中，既有心理学家宣称性和焦虑如影随形，也有心理学家主张性和焦虑毫无关联。他们的观点往往来自亲身的经历，对有些人来说，性和焦虑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不然。
不同类型的个体对情绪有着不同的身体反应。有些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因遗传所致，而这类身体表达往往会揭示我们家族系统中的弱点和特质。在这样的家庭中，别的家庭成员对情绪可能会有类似的身体表达。然而，最有趣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心智是如何通过情绪来激活和影响身体状况的。情绪以及情绪的身体表达会告诉我们，心智在它认为有利或不利的情境中是如何行动以及回应的。例如，当一个人怒火中烧时，他希望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情绪，他的心智认为咒骂或攻击他人似乎是当下最好的方式。这时，愤怒就会左右身体：指挥身体行动起来或是对身体施加额外的压力。有些人在生气的同时会出现肠胃不适或脸色涨红。又或者他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引起头痛。我们往往可以在腹泻或者习惯性头痛这些身体不适的背后找到不被承认的愤怒或羞愧。在有些人身上，愤怒甚至会引起三叉神经痛或癫痫。
身体受情绪影响的方式至今仍未被全面了解，并且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掌握它们的全貌。心理紧张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每当心理有压力时，自主神经系统就会有相应的活动，个体会敲打桌子、咬唇或者撕纸张。如果一个人感到紧张，他就必须要动一动。咬铅笔或吸烟都是释放紧张的途径。而这些举动会让我们知道，这个人处在很大的压力当中。不管是在陌生人面前脸红，开始颤抖还是脸部抽搐，这些身体反应全是紧张导致的。经由自主神经系统，紧张感被传导到整个身体。因此，每一种情绪都会让全身陷入紧张状态。然而，个体对这种紧张的表达并不是一直都清晰可见的，我们所谈论的身体症状仅限于那些可发现的身体反应。更进一步，我们就会发现情绪的表达实际上牵涉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这些身体反应是人的心智和身体互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仅有必要找出心智对身体的影响，同时也有必要探究身体是如何影响心智的，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从上述例子中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方式以及与之对应的情绪性格会持续影响身体的发展。如果说一个孩子的生活方式很早就已经固化成形了，在经验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他当下的生活方式看到他以后会形成的身体表达。一个勇气十足的孩子长大后的体格会反映出他的这个性格特质。他的身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得到锻炼，肌肉更强有力，身板更结实。他的体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身体的发展，也许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肌肉比其他人更强。同时，他的面部表情也会有所不同。最终，身体的所有体征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甚至连颅骨的构造也可能受影响。
如今，我们很难否认心智可以影响大脑。在病理学中有这样的案例，一个人因为大脑左半球的损伤而丧失了读写能力，但是通过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他又恢复了这一能力。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中风了，并且大脑受到的损伤无法修复，但是大脑没有受损的部分弥补了这部分的功能，从而让大脑能再次完整运作。这些事实对帮助我们展示个体心理学应用在教育中的可能性极为重要。如果心智能够对大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且大脑充其量也只是心智的工具，尽管说是最重要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可以寻找能让我们发展和改善这个工具的方法。不论我们大脑的先天状况如何，我们都可以积极地去训练和改善它。那些生来大脑状况就不好的人也绝不应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我们可以找到方法，让大脑更好地适应我们的生活。
如果心智在错误的方向上设定目标——例如不去发展与人合作的能力——那么它就无法对大脑的发育产生有益的影响。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孩子长大后智力和理解力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既然一个成年人方方面面的作为都揭示出他在生命最初四五年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既然我们可以清晰明了地看到他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赋予生命的意义，我们就可以找到他妨碍他与人合作的障碍，并帮助他克服这一障碍。事实上，个体心理学已经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
很多作者都曾指出心智和身体的表达是相互关联的。然而，似乎他们当中没有人尝试去找到连接心智和身体的桥梁。例如，克雷奇默
描述了如何发现与体型对应的心智类型，并且做出了适用于大多数人的体型分类。举例而言，矮胖型的人脸圆而鼻子短小，身体有肥胖倾向。莎翁笔下的裘力斯·凯撒说道：
“我要那些身体长得胖胖的、头发梳得油光油光的、
夜里睡得好好的人在我的左右。”
这说的正是这类型的人。克雷奇默将这种体型与一些特定的心理特征关联起来，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给出这种关联的原因。在我们的理解中，这类体型的人并没有表现出受身体缺陷的困扰，他们的身体也很好地适应于我们的文化。他们感到自己在身体层面是与他人平等的，并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他们不会感到紧张，并且如果他们要打架，他们也会感觉自己是有能力战胜对方的。然而，他们并没有视他人为敌或与世界抗争的需要。心理学中有个流派会把这类人称为外向者，但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我们会认为这类人是外向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受过任何身体问题带来的痛苦。
与之相反的是克雷奇默称为细长型的人。这类人要么就像婴儿，要么就十分高大，鼻子细长，头呈椭圆形。他认为这类人是内敛而寡言的，并且如果遇到心理挫折，容易产生精神分裂。对于这类人，裘力斯·凯撒是这样说的：
“那个卡西乌斯瘦瘦的，一副饥饿的样子；
他总在思考；这样的人十分危险。”
也许这类人从小受身体缺陷之苦，因此长大后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悲观消极，也更“内向”。或许他们更常寻求他人的帮助，而当他们发现别人没有充分地为自己考虑时，就会变得刻薄和充满怀疑。然而，克雷奇默也承认，还有很多混合的类型，甚至有些矮胖型人会发展出细长型人的心理特征。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这些人的生活遭遇让他们承受了别的负担，让他们变得胆小而气馁。也许，任何孩子经受了足够多的挫折沮丧后，都会表现得像精神分裂者那样。
如果拥有足够多的经验，我们就能够将一个人的各种表达拼凑起来，从中推断出他合作能力的强弱。其实人们一直都在寻找这些暗示合作能力的迹象，只是并不自知。合作的必要性一直都向我们施压，哪怕不诉诸科学，仅仅是透过自己的直觉，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告诉我们如何可以让自己更好地应对这混乱生活的提示。同样地，纵观历史，我们会看到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前，人们的心智已经看到了做出改变的必要性，并且努力尝试实现这种改变。然而，这种努力要是仅仅依随直觉，就很容易出错。例如，人们一直都不喜欢那些有着十分引人注目的身体特征的、毁容的或驼背的人，并会不自知地在心里认为他们并不擅于与人合作。这种判断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但是或许他们之所以会如此认为也是基于个人的过往经验。人们还没有找到让这类人群更多地与他人进行合作的方法，因此过度强调了他们的缺陷，从而让他们成为大众刻板印象的受害者。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在生命之初的四五年中，孩子统一了自身心智的种种努力，并建立了心智与身体的根本关系。他的生活方式开始固化，并且发展了和生活方式相符合的情绪和身体习惯。他个人的发展或多或少包含了一些合作，并且我们正是通过合作的程度来衡量和理解这个人。所有失败的个人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这个个体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很弱。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为心理学下定义：它是对人们在合作中的不足的理解。既然心智是一个统一体，并且同一种生活方式会贯穿心智的所有表达，那么一个人所有的情绪和想法必然都与他的生活方式相符。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发现一些情绪明显给个人带来困难和伤害，那从情绪着手，尝试去改变这些情绪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些情绪对这个人而言是他的生活方式的正确表达，而只有当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情绪才有可能被根除。
此处，个体心理学在教育以及治疗方面都给了我们一些洞见。那就是，我们永远不要仅仅只是着手去治疗症状或单一的表达方式本身，而要去发现个体的生活方式哪里出错了，心智对经验的诠释哪里有误，个体赋予生命的意义出了什么错，以及个体对身体和环境中接收的印象所做出的回应有何不妥。这才是心理学真正的使命。如果只是用针戳孩子以便看他跳得有多远，或者挠他痒痒来看他笑得有多大声，那不配被称作心理学。这类尝试在当代心理学家中十分常见，它们或许能揭露出个体的一些心理特征，但最多也不过是为个体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些佐证。生活方式才是心理学应该探讨的议题和研究的内容，而那些关注别的议题的流派实际上主要专注于生理学或生物学。例如那些研究刺激与反应的，尝试找出创伤或震惊体验对个体的影响的，还有研究遗传的能力如何进行发展的，实际上都属于后者。而个体心理学则是聚焦于个人的心理，这个统一的心智本身。具体而言，它旨在研究个体赋予世界以及自身的意义、他的目标、努力的方向，以及应对生命问题的方式。而迄今为止，我们拥有的理解个体之间心理差异的最佳钥匙，就是去考察个体与他人合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