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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意义的领域。我们并非仅是纯粹地经历各种人生境遇，而是透过这些境遇对我们的意义来体验它们。我们的人生经历，即便是在其最本源处，都是由是否满足人类需求来被定义的。“木头”被“木头之于人类的关系”所定义，“石头”则由“石头作为人类生活中的因素”而定义。如果一个人试图逃脱意义，而仅仅是投身于各种生活境遇中，这是十分不幸的：他会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如此，他的行动不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人而言都是毫无用处的。换句话说，他所有的行动都不再具有意义。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意义。我们总是经由我们所赋予现实的意义来体验现实；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对它的诠释。因此，我们可以十分自然地认为，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未完成的、不完整的，甚至永远都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意义的领域，实际上是人们犯错的领域。
如果问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或许会不知如何作答。这是因为很大程度上，人们并不会纠结自扰于这个问题，更莫论尝试构思回答。但事实上，这个问题自人类出现以来便存在至今。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管男女老少，都时不时会心生感叹，自问：“究竟生活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会发现，人只有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才会如此发问。只要生活仍然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他就不会如此发问。然而，透过个人的行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在问出并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听一个人说了什么，而仅仅是观察他的行为，我们会发现他有着属于他个人的“生命意义”，并且他所有的姿势、态度、动作、表达、举止、志向、习惯、性格特征都与这个意义相呼应。人的一言一行似乎都根植于他对生命特定的诠释。他所有的言行举止都隐含着他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评估；一个“我是这样的人，世界是那样的世界”的裁决；一个他给予自己以及给予生命的意义。
世界上有多少人，生命就被赋予了多少种意义。并且，如之前所言，也许每种意义或多或少都有错误。没有任何人能掌握生命的绝对意义。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任何意义，只要能服务于我们，就不算是绝对错误的。所有意义都存在于绝对正确与绝对错误这两个极值之间。然而，我们可以从它们中辨别出哪些是更好的，哪些是更糟的，哪些错误更小，哪些错误更大。然后，我们可以发现究竟那些更优的意义有什么共同点，那些更差的意义又缺失了什么。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科学的“生命意义”，一个衡量真实意义的通用标准；通过这个标准，我们足以面对与人类相关的所有现实并衡量其意义。在此，我们必须记住，“真实”意味着对全人类以及对人类的所有目的而言都是真实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真实。如果有别的真实，那它定是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我们对它也无从知晓。从这个角度而言，它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每个人都有三种主要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组成了一个人的现实，是他不得不去考虑的。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问题都离不开这三种关系，而这些问题是我们无法避开需要持续做出回应的。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告诉我们这个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这三种关系当中的第一种是指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并且仅生活于此，别无他处。因此，我们必须在居住地所设的限制下及其所赋予的可能性中发展自己。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必须得到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延续个人在地球上的生活，并帮助子孙后代确保他们在地球上的未来。这是所有人都面临的挑战，无从逃避。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为都是我们自己对于人类生活境况的回答：它们揭示了什么对我们而言是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以及称心的。每一个回答都必定受制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灵。
现在，如果我们把人类身体的脆弱以及身处之地的不安全感考虑在内，就可以看到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命以及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不辞劳苦地去巩固并完善我们的回答，让它们变得具有远见并且前后一致。这就像面对一个数学难题一样，我们必须努力寻找解题方法。但答案并不是靠一时运气或者连猜带蒙就能找到的，而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竭尽所能地去付出努力。并且，我们也无法找到一个能让我们一劳永逸的绝对完美的答案。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不遗余力地去寻找一个近似的答案。同时，我们也必须一直努力寻找更优解，而这个答案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适用于这个事实：我们生活在地球这颗贫瘠星球的表面，就得接受栖身此处所带来的一切利弊。
至此，我们就来到了人的第二种关系。我们并非人类种族中的唯一成员。在我们身边有其他人，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结中。人类个体生命的脆弱和限制使我们无法在自我隔绝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人若是与世隔绝，试图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去应对生活的挑战，那他无疑会走向灭亡。他将无法维系自己的生命，并且也因此无法延续人类种族的存活。一个人永远是处在与他人的联结中的，这种联结建立在个体生命的脆弱、不足与限制之上。可以说，对个人乃至对全人类的福祉而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结，都是最为重要的基石。因此，对生命中各种问题的每一个回应，都必须将这个前提考虑在内。换言之，我们对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所做出的回应都必须建立于这个事实之上：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结中，若切断这种联结，我们将无法生存。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甚至连我们的情绪都必须与这个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及目标和谐一致——我们要和我们的人类同胞们一起，通力合作，在这颗我们所寄居的星球上，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命都得以延续下去。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关系束缚着我们。那就是，人类存在着两性。不论是个体生命还是集体生命的延续，都离不开这个事实。在这第三种关系中，我们遇到爱情与婚姻的问题。没有任何人，不论男女，可以避开这个问题而不作答。当面对这个问题时，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人们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应对这个问题，而每个人采取的行动总是基于他们自己所认定的这个问题的唯一解法。因此，这三种关系为我们设下了生而为人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一是如何找到一份让我们能够在地球本身自带的种种局限下生存下去的职业；二是如何找到自己在与他人关系中的定位，让我们能与他人合作并且共享合作成果；三是在人类生命的延续离不开两性关系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如何能找到我们的心之所向、身之所依。
个体心理学中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不外乎这三大问题——职业问题、社交问题，以及两性问题。一个人内心深处所秉持的生命意义，毫无例外地，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回应中展露无遗。举例而言，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并不美满，对工作松懈怠慢，也几乎不交朋结友，因为与他人接触会让他感到痛苦难堪。基于他生活中的这些限制，我们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感到活着是一件既困难又危险的事情，因为生活给予了他太多的挫败和太少的机会。而我们可以把他十分狭隘而受限的行动诠释为，他对于生命的判断是：“生命意味着——让自己不受伤害，将自己封闭隔绝起来，以便能毫发无伤地逃过所有伤害。”此时，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情形。假设一个人的爱情生活甜蜜而美满，在各方面都可以与对方相互理解和协调，而他的工作成就辉煌、硕果累累，同时还有着很多朋友，交往范围既广又深。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的结论也许是：他认为生命就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任务，满载着各种机会，并且没有什么挫折是不可跨越的。而我们可以将他直面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勇气理解为这样一个判断：“生命意味着——对他人怀有兴趣，成为整体中的一部分，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找到对生命意义的所有误解和正解的通用衡量标准，那就是，一切失败者——精神失常者、心理障碍者、罪犯、酒鬼、问题儿童、自杀者、变态者和妓女——的失败都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他人的情感以及社交兴趣。他们并不相信职业、社交和两性问题是可以通过与他人的合作而得到解决的。换言之，他们赋予生命的意义是非常私人的：他们对于自身目标的实现并不会惠及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并且他们也并不对其他人感兴趣。取得成功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为了一种虚构的个人优越感，而他们获得的胜利也只对他们个人具有意义。就如，谋杀犯招认自己在手持一瓶毒药时会感到一股力量感油然而生，但很明显，他们所感受到的这种自我重要性也仅仅是对他们自身而言；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拥有一瓶毒药并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具有更优越的价值。因此，私人的意义实际上毫无意义。意义仅可能存在于相互的沟通交流中：如果一个词的意思只有一个人知道，那么这个词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目的以及行动也是如此，它们唯一的意义就是对他人带来的意义。每个人都力求让自己的存在变得有意义，但如果没有意识到个人存在的全部意义都建立在对他人生命的贡献之上，那么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
有这么一则逸事，是关于一个小众宗教教派的首领的。一天，她把她所有的追随者都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布世界将于下一周的周三终结。这个消息让这些追随者们大为触动，纷纷变卖家产，抛弃一切世俗依恋，兴奋地等待着首领允诺的世界末日的降临。然而，周三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周四，这些人忿忿不平地去找首领要求得到一个解释。“啊，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多么窘困。”他们说道，“我们舍弃了一切身外之物，逢人便说周三就是世界末日。我们因此而受到嘲笑时，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一再重复这个消息来自绝不会出错的权威。然而，周三过去了，世界依然如常。”
“可是，我所说的周三，仅仅是对我而言的周三，”这位女先知如是答道，“并不是你们大家都认为的那个周三呀。”就这样，她用“周三”对她个人而言的私人意义，让自己免受质疑。这则逸事说明了，他人永远无法检验一个人所秉持的私人意义是否成立。
可见，所有真正的“生命意义”都有一个标志，那就是，它们都是普遍适用的意义——这些意义能被他人所共享和接纳，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成立的。因此，一个生活问题的良方必定也会为他人铺平道路；这个良方可以让人们成功地应对生活中普遍遇到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天才也不过是那些被定义为极有用处的人：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被认为是对他人有意义时，这个人才会被称为天才。而这样的生命永远传达着“生命意味着为自己所在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个意义。这里所指的并非此人公开声称的动机，我们并不听他的口头表态，而是看他的实际成就。
能成功地应对生活中各种问题的人往往在行为中就展现出他已经自发地、充分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对他人有兴趣并且与他人合作。他做的所有事都似乎是为了他人的福祉，并且当他遇到困难时，他只会用有益于人类福祉的方式去努力克服困难。
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十分新颖的观点，并且他们也许会质疑我们赋予生命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为世界做贡献，对他人有兴趣并相互合作。他们或许会问，“那么个人呢？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为他人考虑，并且以他人的利益为己任，那这个人作为个体是否会受苦？至少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他们自身要得到发展，难道他们不应该考虑一下自己吗？我们当中难道就没有一些人把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强化自己的个性作为首要任务吗？”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并且它所带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如果一个人把希望为他人做出贡献作为生命的意义，并且他所有的情感都导向这个目标，那么自然而然地，他一定会成为最好的自己。他会让自己有能力实现为他人做贡献这个目标；他也会训练自己的社交能力，从实践中获取所需技能。只要心中有这个目标，自我训练就会如影随形。当且仅当那个时候，他才会准备好应对那三大人生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自身能力。就让我们以爱情和婚姻为例，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伴侣有兴趣，我们会努力让伴侣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丰富，那毫无疑问地，我们就会全力以赴让自己变得更好。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必须在与人隔绝的状态下发展自身，没有为他人做贡献的志向，那么我们只会让自己成为专横跋扈、令人生厌的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提示中推断出为他人做贡献是真正的生命意义。在当今时代，如果我们环顾祖先所留下的传承，会看到什么？他们早已归于黄土，而所有流传至今的不外乎他们对人类生活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到种满作物的土地、道路和房屋建筑这些有形之物；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传统习俗、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处理人类生活种种境况的技巧中所传达的个人生活经验的结晶。这些成果都是由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人留下来的。那其他人呢？那些从来不与人合作、那些对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理解的、那些只会问“我从生活中能得到什么”的人，他们又会如何呢？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存在的痕迹。某种意义上，他们就如同从来没有活过一样，他们的生命是徒然的。就好像我们栖居的地球本身曾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你并不适合生活在此。你的目标和努力、你所珍视的价值以及你的心智和灵魂，都不会有任何未来。离开这儿吧！没有人需要你。灭绝吧，消失吧！”对于那些赋予生命与人合作之外的任何意义的人而言，他们得到的最后审判都会是“你是无用之人。没有任何人需要你。走吧！”。在当前的文化中，我们毫无疑问会发现很多不完美之处。而当我们找到了这些不再适用的、有缺陷的部分时，就需要去改变它。但是，这个改变必须是能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的。
了解这个事实的人一直都有，这些人知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自身之外的、更大范围的人类感兴趣，并且这些人会努力发展社会福祉和爱。在所有宗教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对人的救赎的强调；在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中，人们都竭尽全力去提高社会福祉，宗教则是其中伟大的努力之一。然而，宗教常常会被误解，并且除非我们进一步把宗教应用到提高人类福祉这个大家共同追求的任务中，不然很难想象它们如何能比现在做得更多。个体心理学从科学的途径出发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并且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方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许，通过让人类对自己的同胞以及对全人类的福祉更有兴趣，科学会比其他运动——不论是政治还是宗教活动——都更能接近这个目标。因此，虽然我们换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他人更感兴趣。
既然我们所赋予生命的意义就如同守护我们的天使或者尾随我们的恶魔一样，会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我们就很有必要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相互之间有何不同，以及如果它们导致了重大的错误，我们可以如何进行纠正。这些都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完全区别于生理学或生物学——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如何影响他的幸福，以及这些意义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的行动乃至命运。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如在黑夜中寻光一样摸索着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即使是婴儿，也会努力地想去估量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在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到五岁末时，孩子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统一的、固化的行为模式，以及应对问题和任务的个人风格。他此时对于世界是怎样的和自己是怎样的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深刻的，并且会长久持续的认知。从此时起，他会用一个稳定的认知滤镜来看待世界：所有生活经历首先都通过他那固定的认知模式来得到解读，然后才被他纳入自身经验，并且这些解读总是和他对生命意义最初的理解相一致。哪怕这个原始意义是对生命的严重误解，甚至哪怕我们建立于这个意义之上的行为方式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陷入不幸与痛苦中，我们也绝不会轻易地摒弃它。然而，生命的意义如果出了错，唯一的修正方式是重新思考被我们错误解读的境况和经历，辨别我们的解读哪里出了问题，并以此来修正调整我们的认知模式。在少数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被错误解读的结果所迫，不得不去修正自己赋予生命的意义，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实现了这一改变。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社会压力，或者个人没有意识到如果一直采用旧有的行为方式会让自己穷途末路，那他就永远不会去做出改变：通常，如果有受过专业训练、对生命意义这个领域十分了解的人提供协助，一起发现并探讨原先模式的错误并提出更加适当的生命意义，改变就会取得最佳效果。
让我们一起简单地看一下对童年经历的不同解读方式。首先，不愉快的童年经历也许会被赋予截然相反的意义。有些童年不幸的人并不会沉溺于这些痛苦经历，只是让这些经历告诉他若想拥有更好的未来，有哪些东西需要改变。这样的人会感到“我们必须努力避免未来再发生这些不幸的事情，确保我们的孩子能有更好的童年”。然而也有些人会感到“生活如此不公，其他人活得那么幸福，而我却如此不幸。如果这个世界以痛吻我，那我为何要报之以歌呢？”。基于这样的想法，有些家长在谈及自己的孩子时，会说：“我小时候受了那么多苦、那么艰辛都熬过来了。凭什么他们不能如此呢？”而还有的人会觉得“因为我的童年如此不幸，我的所有不对都应该被原谅”。在上述这三类人的言行举止中，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解读会显露无遗。他们永远都改变不了自己的行为模式，除非他们改变了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解读方式。正是在这，个体心理学打破了宿命论。没有任何经历本身一定会带来成功或失败。我们并不是在自身不幸的经历——那些所谓的创伤——中痛苦沉沦，而是从那些经历中得到日后能服务于我们目的的东西。尽管当我们将一些特定的经历作为日后生活的基准时总会或多或少出现偏差，但我们所赋予自身经历的意义会决定我们的行为。换言之，意义并非由生活境况所决定，但我们会通过我们所赋予这些生活境况的意义来决定自身。
然而，在童年期发生的一些特定情况，常常会让人因此总结出一个严重错误的生命意义。大多数失败者出自有过这些特定经历的孩子。第一类是器官有缺陷的、在婴儿期遭受过疾病折磨的孩子。这些孩子本身就已经承载着过重的负担，因此很难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他人做贡献。除非他们身边有人让他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转移到他人身上，让他们对他人产生兴趣，不然他们很可能只会关注自己的感受，困于自己的世界中。到他们再大一点时，他们也许会拿周围的人和自己做比较，并因此感到受挫。在当今时代，他们的自卑感甚至会因为别人的同情、嘲笑或者冷落而加重。种种遭遇都会让他们隔绝自己，对在生活中做一个对他人有用的人不抱任何希望，并认为自己受到了世界的羞辱。
我想，我是第一个对器官有缺陷或者腺分泌异常的孩子面临的困难做出描述的人。这一科学分支虽然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却并没有按照我所期待见到的路径发展。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一种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把个人发展的失败归咎于遗传或者身体状况。没有任何器官缺陷本身会让人迫不得已地采取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同样程度的腺分泌异常并不会在不同的孩子身上造成同样的影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克服了这些困难的孩子，以及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发展出非同一般的有用技能的孩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心理学并不是优生论的有力支撑。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最卓越的人当中，很多都有器官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往往很糟糕，有时不免英年早逝。然而，正是这些努力对抗身体和外界境况中的重重困难的人，让人类发展进步，并对世界做出贡献。与困难作斗争让他们增强了前行的力量。身体状况本身并不能让我们判断出个人心智发展的好坏。然而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有着器官或腺体缺陷的孩子，都没有被引导至正确的方向。他们并没有明白自己遭受的困难背后的意义，并且他们大多也只对自己感兴趣。正因如此，我们会发现很多失败的人都是早年受身体缺陷所累的孩子。
第二类会赋予生命错误意义的是被溺爱的孩子。一个被溺爱的孩子会期待他所有的愿望都被当成必然得到执行的律法。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极高的重视，这会让他逐渐觉得他生来就有这种备受重视的特权。而这造成的后果是，当他处在自己不是众人焦点的情境中，或者当别人没有优先考虑他的感受时，他会感到不知所措、怅然若失：他会感觉被世界所辜负。这样的孩子学会了从他人身上索取，而不是去给予。他没有学到任何其他面对问题的方式。他一直以来所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服从让他失去了独立性，并且不知道原来自己是可以亲力亲为而不是假手于人的。他只对自己感兴趣，并且从来没学到与他人合作的作用和必要性。当遇到困难时，他只有一种解决方法——要求别人为他解决。他似乎认定，如果他能重拾众人瞩目的位置，如果他可以迫使别人认识到他是天选之人，并理应得到任何他想要的，那样，并且只有那样，他的处境才会好转。
这些被溺爱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或许是我们当中最危险的一类。他们中的有些人或许会坚决声明自己的好意，他们甚至会表现得十分“讨人喜欢”，从而确保自己有专横的机会；但他们会抗拒作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任务中进行合作。有些人会更为公然地进行反抗：当他们不再拥有习以为常的、从他人身上轻易得到的温暖和顺从时，他们会感到自己受到背叛；他们会认为社会对他们有敌意，从而会尝试报复身边所有人。并且，如果社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时（而这几乎毫无疑问会发生），他们会将这种敌意作为自己被针对的新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惩戒对他们永远不会生效，因为惩戒只会让他们更确信“别人都对我有敌意”这个想法。但是不管这个被宠坏的孩子是以更委婉还是更公开的方式进行抗议，不管他是用示弱的方式来支配他人还是用暴力的方式为自己报仇，事实上都是犯了同一个错误。实际上，有些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两种方式都试过。不论用了哪种方式，他们的目的始终不变。在他们看来，“生活意味着凡事争第一，要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只要他们仍然认为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他们采取的每一种方法都会是错误的。
第三类容易犯下错误的是被忽视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从来不曾知道爱和合作是什么样的，因此他对生命的解读并不会包含这些正面向善的力量。当他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他会高估它们的困难程度并且低估自己在他人的善意和帮助下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他曾经被社会冷漠以待，因而认为社会永远都是冷漠无情的。尤其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可以通过对他人有益的行为来为自己赢得他人的喜爱以及建立自尊的。相反，他会怀疑他人，也无法信任自己。没有任何经历能够取代无私的爱意。母亲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让孩子体验到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而后她必须去拓宽孩子的这种信任感，直至孩子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值得信任。如果她在第一大任务中就失败了，那么她的孩子将很难发展出对他人的兴趣，也难以对他人产生亲切的同伴感。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对他人产生兴趣，但是这种能力必须得到培养和不断实践，不然就无法发展。
如果有纯粹的完全被忽视、被怨恨或者没人要的这类孩子，我们也许会发现他完全意识不到合作的存在，因为他是被孤立和隔绝的，无法与他人交流，并且对如何活在与他人的联结中一无所知。然而，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处在这种境况中的人会无法生存。实际上，一个孩子如果能够活过婴儿期，就已经证明他是得到了一些关爱和照顾的。因此，我们面对的从来都不是完全被忽视的孩子，而是曾经得到过的照顾远少于常人所得的孩子，或者虽然在一些方面被忽视，但是在别的方面有被照顾的孩子。简言之，我们所说的被忽视的孩子指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出现在他的生命中的孩子。另外，在我们的文明世界中有如此多生活中的失败者是孤儿或者私生子，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悲伤的事实，而我们也必须把这一类孩子归为被忽视的孩子。
这三种情形——身体缺陷、溺爱和被忽视——都是巨大的挑战，让人给予生命以错误的意义。因此，有这些遭遇的孩子几乎总会需要得到帮助，去改变他们应对生活问题的方式。他们需要帮助来找到一个更好的生命意义。如果我们能够识别这些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关心他们并且精通这一领域，那我们就能够从他们的一切行为中看到生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梦和联想也许能帮得上忙：人在梦中的性格与醒着时的性格是一样的，但是在梦里面迫于社会要求而产生的压力不会那么剧烈，因此人的性格得以更加自由地展现出来，而不会像在清醒时那样有太多的保护机制和自我隐藏。然而，最能帮助人快速理解他对自己以及对生命赋予了什么意义的是他自身的记忆。每一段记忆，不管我们认为它多微不足道，都代表了一些对我们而言值得记住的东西。值得记住是因为这段记忆影响了我们对于生活的印象，告诉我们“情况理应如此”或者“这是你必须避免的”，又或者“这就是生活！”。此处，必须再次强调，一段经历本身如何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段经历会在记忆中留存下来，并为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可以说，每一段记忆都是我们生命意义的备忘录。
童年早期的记忆尤其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所形成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是多么地经久不衰，同时也提供了线索，告诉我们这个人的生活态度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形成雏形的。一个人所有记忆当中最早期的那部分记忆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原因有二。其一是，最早期的记忆包含了一个人对于自己以及对于他所处境况的基本评估：这是他对世界的初印象，是他对于自己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首次形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其二，最早期的记忆是一个人主观意义上的起跑线，是他为自己编写的自传的序言。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其中发现：他对于自身的脆弱和不足感，以及他视为理想目标的力量及安全感，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心理学的目的而言，一个人自认为的最早期的记忆究竟是否真的是在他能记事起发生的第一件事并不重要，甚至这个记忆中的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发生过也无关紧要。记忆的重要性只在于它们对于个人的意义。换言之，重要的其实是个人对记忆的解读，以及记忆给这个人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现在，我们不妨举一些早期记忆的例子，来看看它们所强化的是怎样的生命意义。“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了下来，把我烫伤了。”这就是生活！当我们看到一位自传始于这样一个事件的女孩一直感受到深深的无助感，并且高估生活中的危险和困难时，我们不应感到诧异。同样地，如果在她心里充斥着对别人没有照顾好她的指责，我们也不应感到意外。毕竟，把一个还那么小的孩子置于那么高的风险中，是多么疏忽大意的行为呀！另一段童年早期的记忆也呈现了对世界的相似认知：“我记得我三岁的时候曾经从婴儿车中掉出来。”而这段初始记忆给当事人带来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梦，那就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我在半夜惊醒，发现天空如火焰一样通红。星星全部都坠落了，我们所在的地球即将撞上另一个星球。但是就在它们即将相撞之前我醒了”。当这位学生被问到他害怕的是什么时，他答道：“我害怕我无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很明显，他的童年早期记忆和反复出现的梦都让他感到沮丧受挫，并且让他更加确信失败和灾难会降临到他头上，从而心存恐惧。
一个12岁的男孩因为遗尿症和反复与母亲发生冲突而被带到诊所，他讲述了自己的最早记忆：“我妈妈以为我不见了，就跑到大街上大声喊我的名字，十分害怕我走丢了。而实际上，我一直躲在家里的柜子中。”在这段记忆中，我们大概可以推测，这个男孩从此认为：“生命意味着通过制造麻烦来获得关注。获得安全感的方式就是去骗人。我被忽视了，但是我可以通过欺骗别人来引起注意。”而遗尿症其实也是他发展出来的能使自己一直处在被担心和关注的焦点的方式。同时，他的母亲对他的症状产生的焦虑和紧张，也让他肯定了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解读是对的。和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在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这样的印象，并且总结出他获得安全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其他人代替他去担心焦虑。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让自己放心，相信在他需要得到保护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
一位35岁的女性有着这样一段初始记忆：“我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下到地窖中，当我在一片漆黑中坐在楼梯上时，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哥哥，打开了地窖的门，也走了下来。我非常怕他。”从这一段记忆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她自此之后一直都不能适应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并且异性的在场尤其会让她感觉不自在。当时我猜测她是家中的独生女，这一猜测被证实无误。而35岁的她，一直没有结婚。
下面这个例子则展现了比前面更高程度的社会情感的发展：“我记得我妈妈让我推妹妹的婴儿车。”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些迹象，也许当事人只有和比自己弱的人在一起时才感觉到自如；又或许当事人会形成对母亲的依赖。但是，即便如此，另一个孩子的出生总是一个最佳机会：让大一点的孩子在照顾他的过程中学会与人合作，让他们对家庭的新成员产生兴趣和关注，并分担照顾新成员的责任。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从中学会了合作，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感觉到大人对于新生儿的关注削弱了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性。
渴望自己有人陪伴并不总是意味着对他人有真正的兴趣。当被问到童年早期记忆时，一个女孩答道：“我在和我的姐姐还有另外两个女孩一起玩。”在这个例子里，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的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但是当她提到自己最大的恐惧是“害怕自己落单”时，我们可以对她在社交上的努力产生新的洞见。因而，我们可以去寻找她作为个体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一旦我们发现并理解了一个人给予生命的意义，我们就拥有了掌握这个人全部性格的钥匙。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的性格无法改变这样的论述，但是这种情况仅仅对那些从来没有找到这把钥匙的人才成立。然而，就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如果没有找到这个错误的生命意义产生的源头，任何论证或者治疗都不会成功。而改善这种状况的唯一可能性在于让这个人养成更加善于合作的以及更有勇气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与他人合作也是防止我们发展出神经质倾向的唯一保护措施。因此，训练和鼓励孩子与他人进行合作，允许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来和同龄人一起玩耍、一起完成任务是极为重要的。任何对孩子与他人合作的阻碍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一个被宠坏的、变得只对自己有兴趣的孩子，会将这种对他人兴趣的缺失和淡漠带到学校。只有当他觉得自己能够得到老师的宠爱时他才会有兴趣学习，他也只会听从那些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指令。当他接近成年时，社会情感的发展不足会愈发明显地给他带来不幸。在错误的生命意义形成之初，他就不再让自己学会承担责任和独立自主，所以到了现在，他无法应对生活对他的各种考验，这也让他痛苦不堪。
我们不能现在去责怪他的缺陷：只有当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缺陷造成了严重后果时，我们才能够帮助他去纠正这些缺陷。正如我们不能期待一个从来没被教过地理的孩子会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地理考试答卷一样，我们也无法期待一个从来没被教过怎样与他人合作的孩子在需要合作的任务中能够表现良好。但是，生活中的各种难题都需要合作能力才可以解决；生命中的每一个任务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中，以一种有益于人类福祉的方式得到解决。只有那些懂得生命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做贡献的人才能够充满勇气地迎接各种挑战并取得成功。
如果老师、家长和心理学家们了解孩子在赋予生命以意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错误，并且他们自己没有犯下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那些一直缺乏社交兴趣的孩子将会对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对生活所蕴含的机会有更多的信任。这样，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寻求退路，试图逃避问题或者把问题扔给别人解决；他们也不会要求别人对自己温柔以待，尤其不会要求别人同情自己，并时时感觉自己被羞辱而伺机报复，或者质问“生活有何用处呢？我从中得到了什么？”不，他们不会这样。相反，他们会说：“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开辟道路，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并且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者。如果必须做出新的尝试或者说要改变旧的做法，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没有任何人需要对此负责。”倘若这些独立自主的个体以合作的方式来应对生活，那么，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结将会取得长足进步，再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