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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增长的“烦恼”，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大概率是高收入国家。数据显示，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其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通常越高，因为这些国家的医疗条件、居民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改善。另外，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通常越低，因为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上升。
人口既会受到经济的影响，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发展。本文将从劳动力市场、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四个方面谈一谈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大家的直观感受是，人口老龄化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劳动供给。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劳动年龄（16~59岁）人口为8.8亿，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减少了4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6.8个百分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先上升一段时间再下降的趋势，表明拐点已过。
劳动年龄人口不代表实际工作人口，所以就业人数也是需要考察的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就业人数在2017年左右也出现了拐点。
这两个指标告诉我们相同的信息，即以劳动年龄人口数衡量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这会对我们的生产造成负向影响。
影响产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积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靠高速投资拉动，投资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内储蓄。人口结构恰恰会影响储蓄，因为人退休之后收入减少，但消费没有立刻减少，伴随着储蓄率降低，资本积累逐渐放缓。因此，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国家，储蓄率会持续下降。如果想维持高速增长的投资，就需要维持足够的储蓄率。
这对于我国的挑战体现为，储蓄率在2010—2020年十年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且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深，如果储蓄率不能上升，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国际收支调整来维持强有力的投资增长。这意味着，过去长期积累的顺差可能会慢慢消失，甚至可能出现逆差，需要从国外吸引资本来帮助我们实现国内的高速投资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是投入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生产效率。能否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取决于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不足，甚至能够实现对一些低技术含量劳动力的替代。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推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得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更高，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
我们的研究发现，老龄化严重的国家，的确有更大的动力去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并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老年人口数量与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以及人力资本指数都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在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优势也越明显。
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2020年的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到2020年的2.67%，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老龄化带来的另一个影响通过经济结构施加。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消费结构不同，分析全国居民消费构成可以发现，越是人口老龄化，对于医疗等服务品的消费需求越大。消费结构的变化将进一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
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以非贸易品为主，包括医疗服务、财富管理、养老等。如果不能通过贸易获得，就必须增加本国供给。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对于这类服务品的需求会大量增加，导致相对价格上升，进而吸引生产要素逐渐从第一、第二产业转移到服务业，最终导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就业人数增长，经济从工业化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
虽然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并不代表这是完美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要警惕“鲍莫尔病”。“鲍莫尔病”是指，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缓慢的部门，如服务业，通常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却居高不下，比如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当技术进步较慢，难以规模化复制的服务业部门占比又很大的时候，会拖累整体经济增速。
尽管第三产业中也有进步很快的领域，但平均来说，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增长率低于第一、第二产业，特别是教育、城市服务、医疗保健等。“鲍莫尔病”会使得一旦经济过早去工业化，整体技术进步率会被拉低太早。由于长期决定人均收入的是技术进步率，所以经济总体增长率会随之下降。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首次取消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目标，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方向。
老龄化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改革的机遇。针对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来改善劳动力市场；完善金融市场、吸引外资流入以促进资本积累；促进创新、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升级服务业同时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并始终维持强劲出口优势，以优化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