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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论丛》中将历史分成了三个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
长时段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中的一些变量和因素基本是恒定的，例如气候、生态、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这些对人类的影响非常深刻，但是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绝大多数人一生仅有百十来年，在长时段这一维度里，历史几乎是宿命的。
中时段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一时段内会有一些形成周期和节奏的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物价、产出、工资、技术、制度等等，这些变量对人类生活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和长期变量比起来，决定性可能稍微弱一些。
短时段内主要发生的是一些突发的事变、革命、自然灾害等，这些事件如同尘埃般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
之所以说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因为这三个时段的变化叠加到了一起。
过去不怎么变化的长时段变量，例如气候、生态环境，现在都在发生非常严重且紧迫的变化。很多中时段变量，特别是数字技术，发展和全球产出总量增加，不同经济体，特别是主要经济体（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产出对比也都发生了变化。大国之间的博弈使得国际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国际货币体系也发生了变化。短时段变量发生变化的包括通货膨胀等，目前美国、欧洲的通胀率都非常高，虽然后来略有缓和，但会导致货币政策调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新冠疫情的影响和疫情后恢复、乌克兰危机等。
气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讲道：“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火正变得越来越糟，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这些灾难不是天然的。”这意味着上述灾难是人类行为造成的。
在2022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COP27）上，古特雷斯说：“我们人类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合作，要么灭亡。”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升温逼近了1.15摄氏度。根据“全球碳计划”（GCP）的测算，在全球升温1.5摄氏度的情况下，剩余碳预算仅为3800亿吨，这些二氧化碳的排放配额如何分配需要很复杂的计算。2022年11月，COP27指出，21世纪头10年碳排放增长3%，第二个10年会放缓至0.5%，各缔约方同意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对特别脆弱的国家进行补贴。
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大。2022年10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发布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69%。”
全球问题日趋严峻。牛津大学的年轻学者托比·奥德在2021年出版了《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他在书里谈到了人类面对的很多风险，除了核武器，还谈到了目前最紧迫的未来风险，包括气候变化、大流行病、人工智能等。
将上述各种风险组合得出人类未来100年面临的总生存风险的概率为1/6，这个概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所以人类长期的战略是：首先离开悬崖，这是我们的时代任务，其余的可以等待，然后进入“漫长的反思”，在这个时期人类将再确定最美好的未来。
很多问题都是和人类只追求经济增长、单纯考虑GDP，不考虑环境、气候等因素相关的。
一些国际机构，主要是联合国的机构推出了一个新的指标体系——IWI（inclusive wealth index，包容性财富指数），希望能够用这个指标慢慢替代GDP。能否很好地理解这个指标，与能否很好地理解人类所处的困境以及世界经济紧密相关。
与侧重短期货币价值的GDP相反，IWI将一国财富置于三大资本存量上：一是生产资本，主要包括机器设备、建筑物、道路等，还包括基础设施，范围比较广；二是人力资本，主要由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构成；三是自然资本，由化石燃料、矿物、森林、农业用地、渔业组成。其中，对自然资本的重视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相符。
IWI和GDP的主要区别是：IWI除了涵盖内容变多，还是一个存量指标；而GDP计量的是一年之内新增的财富，是一个流量指标。发起这个指标的是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阿罗等重要的经济学家，还有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等。
解决全球问题靠的是全球治理。
现在全球治理存在赤字。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解决不了？这涉及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集体行动难题。每一个国家都想搭便车，却不想让别的国家搭自己的便车。全球治理一旦取得好的效果，所有国家都会自然而然地享受其好处，这是一个公共产品。但“好事多磨”，由于这个好处是由所有国家分享的，实现这一目标又要付出成本，所以就出现了集体行动难题。
如何解决全球治理赤字？
首先要在理念上、理论上把全球治理赤字解释清楚，形成真正的共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需做到“大家的事，要商量着办”。
这里提出五个原则：
一是同意或自由原则。由于国家之上不存在权威，因此约束性的国际规则必须征得被约束国同意，这里涉及主权原则。
二是平等原则，国家之间是平等的，约束他国的国际规则也必须同时约束自己。
以上两个原则讲的是公正问题。
三是权利和义务的统筹与匹配原则。这一原则讲的是合理性问题。例如，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每年的排放量占全世界的30%，但是从存量来看，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了5200多亿吨温室气体，中国到今天才排放了2700多亿吨。虽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多，但美国的存量多，这时就要遵循权利与义务统筹对等的原则来进行平衡。
四是效率原则。这一原则是说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问题时要有效。
五是补偿原则。有些问题的外部性太强，比如亚马孙雨林的31%，或者是受到了破坏，或者是被改成了农田、牧场。亚马孙雨林被形象地称为地球的“肺”，它的面积缩小，不光影响巴西，还影响整个人类。虽然亚马孙雨林主要位于巴西境内，但是其外部性太强了，为了同时满足全球的福利和巴西的诉求，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在补偿原则中就需要被放松。
以上就是我心目中的全球治理五项原则。
此外，建立理论非常重要。这里讲一个故事。熊猫的发现者是法国人，1869年，法国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戴维在四川广安发现了熊猫。几千年来，当地的农民天天和熊猫在一起，但在科学上发现熊猫的人却不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对动物物种分类的理论体系。
去碳减排已成为世界潮流，这对未来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以及短期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否接受，去碳减排都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最担心的还是全球变冷，现在我们担心的已经变成全球变暖了。
技术进步是把双刃剑。 技术进步对人类的影响很大。人工智能（AI）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中讲到了人的财富、信息、隐私等，讲到了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能力很强，还提到认为人工智能夺得控制权需要由机器人来实现是一个误解，实际情况是只要AI系统能够诱使或胁迫人类听从它的物理指令，它就根本不需要通过机器人。
人工智能是一套系统，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不能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它能控制人的财富，然后以此控制政治家、将军甚至国家，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风险。基辛格和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专家丹尼尔·胡滕洛赫尔合著了《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书中阐述了这项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危险，也特别谈到了“必须对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加以限制”。
人口结构在发生变迁。 人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其结构可以划分为两方面：一是年龄结构，二是族群结构。
年龄结构方面，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面对这一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日本、欧洲国家、中国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韩国更是低到了0.81。印度的人口在2023年超过中国，印度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人口总量对一国的财政、金融、创新等影响非常大。
族群结构也对一国有很大的影响。以美国为例，近5年美国新出生婴儿中一半以上都不是白人，2022年2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特朗普曾提出在美墨边境修墙，签发所谓的“禁穆令”，可即便他触碰了美国敏感的“政治正确”的问题，还能当选总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美国很严重。
这个问题在欧洲更严重。根据皮尤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人口中基督教人口最多，到2060年穆斯林人口占比将达到1/3，和基督教人口占比一样。美国的极端“白人至上主义”里有一个所谓的“加速主义”的概念，认为现行的体制不足以阻挡非白人对白人文化的侵蚀，必须通过暴力活动阻止，例如新西兰就出现了袭击清真寺的事件。
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就是其产出的变化。在过去40多年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从1980年不到美国的7%提升到2021年占美国的约77%。早在2004年的时候，重量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在《经济学展望》上写了一篇文章，把技术进步因素和国家相对福利因素引入李嘉图—穆勒模型。他在论证中非常严谨地给出了一个新模型，结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将让美国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该文试图从理论上推翻自由贸易造福各参与方的结论，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两国互相开放市场，最后一个国家获益，另外一个国家受到永久性的损害。
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都对自由贸易理论提出了学理上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对经济学来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保罗·克鲁格曼曾经说，判断一个经济学家是真经济学家还是假经济学家，就看他支持不支持自由贸易。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限制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规锁”，二是建立平行体系或者逐步地“脱钩”。我们国内目前生产鞋、服装、玩具这些商品没有问题，但是在高科技领域，明显可以感觉到有所限制。
“规锁”是规则之锁。拜登在竞选时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把他的对华政策讲得非常清楚：美国要联合盟国、伙伴国制定一系列国际规则以阻止中国主导高科技、先进的未来产业，要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其中的规则体系包括对WTO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涉及非市场经济扭曲问题、补贴问题、强制技术转让等等。
建立平行体系就是在用规则约束不了对手的时候，另起炉灶，通过小院高墙、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以及拆台、架空、改组、扩建、新创国际组织等方式打造平行体系。
过去，外包往往是按照经济学原则，把产业链布局到成本低的地方，这样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友岸外包则是以意识形态来划线，外包给自己的朋友国家，这对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世界市场体系的影响都是比较深远的。
2021年5月，在欧洲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财长耶伦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都在谈友岸外包，所以友岸外包确实是在一步步推进的，包括“印太经济框架”等。
美国华盛顿有一家非常著名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它做过一项研究。2018年美国国会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与审查范围，并授权其在必要时修改或阻止投资。PIIE在研究CFIUS的审查情况后发现，2016—2021年只有4%的并购来自中国，但受审查量却占到了15%。中国的审查指数为3.7，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平均不到0.5，日本、韩国为1.5，新加坡为2.6，从中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发生的变化。
美国从美元霸权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这种好处是市场力量慢慢形成的，不是强迫的。然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14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统计，202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为12.7万亿美元，以美元计价的世界外汇储备资产比例连续5年下降，跌至59%，创下25年来最低。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提出，近20年美国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美国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长期来看，这对美元的地位会有影响。这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我把这个现象称为“罗格夫双难”。
影响美元地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欧盟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了一个7000亿欧元的欧洲复兴计划。这7000亿欧元主要来自发债。在成立了欧洲央行、发行了欧元后，欧洲货币一体化仍一直做不起来的原因是没有统一的财政，这次以欧盟的名义发债使其在财政上迈出了一大步，以后欧元就有了一个类似于美国国债的统一的可投资产品。这对欧元的国际地位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2022年，美国及其盟国制裁俄罗斯，极大地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力量。把俄罗斯剔除出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冻结它的外汇储备，这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冲击很大。
另外，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在逐步推进。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三种货币共享荣光，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走出了疫情，基本恢复了正常，但下一次病毒大流行何时到来，这个风险值得关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在2021年左右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做过一项研究，结论是，爆发政治危机的风险会出现在新冠大流行峰值过后的两年，其间很多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出问题。现在，很多国家暴露出了财政问题、货币危机等，这值得关注。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是美国和欧洲等国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因为美欧CPI（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的速度很快，2022年美国通胀率达到9.1%，欧元区的通胀率超过10%，所以必须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升至4.5%~4.75%的水平，欧元区也在提升基准利率。
这会带来溢出效应，比如发展中国家会出现债务问题，斯里兰卡、加纳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巴西等很多国家也都有爆发债务问题的迹象。
贸易保护主义也是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来源之一。大国博弈转向负和博弈。零和博弈是“我赢你输”，负和博弈是一方可以承受损失，只要另一方的损失比自己大。友岸外包就是负和博弈，这会增加成本。WTO认为，从长远看，如果全球脱钩为两大独立的集团，将使全球GDP至少减少5%。
对于世界经济的走势，IMF在2023年1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9%，相比2022年10月上调了0.2个百分点；中国2023年将增长5.2%，上调了0.8个百分点。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接近18%，经过换算，全球增速上调的0.2个百分点里面大约有70%是中国做出的贡献。世界银行2023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的预测则比较悲观，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将增长1.7%，比2022年6月预测下调了1.3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从2.5%下调至0.5%。
最近这段时间，欧美通货膨胀的势头有所缓和，似乎美国加息的速度也在放缓，强度也在下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当前的国际环境和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一段非常精准的描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报告里还谈到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后面这几句话的分量很重，对今天人类所处的整个历史方位做了非常精准的描述。
报告里面也讲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言，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