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23年的时光正在远去，但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将随之步入历史，渐行渐远。有些事物可能会长伴我们多年，甚至成为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就像1978年已远去，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一直闪耀至今。
新质生产力一词始于2023年，但注定也将拥有不凡的生命力。
新质生产力首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当月7日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提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理解新质生产力，首先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新环境与全球竞争发展的新趋势，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是本书前两章最想给大家分享的要点。
哲学上有一组词叫量变与质变。量变引起质变，经济上同样存在量变与质变。当年的八国联军与后来的八国集团有七个重合，一个变更（奥匈帝国换成加拿大）。百年来，八强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始终在50%左右，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历经百年发展，经济努力追赶，始终收效甚微。只有中国这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八国集团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50%左右下降到35%左右。一旦中国完全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标准，世界上属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将翻一番。这就是中国经济量变引起的世界经济格局质变。
这个质变有双重影响。对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升级，虽然中国人均GDP暂且只有美国的1/6左右，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生产力水平并非平均分布，东中西部有巨大的梯度落差，北上广深等超级都市圈早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准，很多企业和产业已经逼近世界技术前沿，甚至进入无人区。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内生需求。
质变的另一重影响是对外的。在中国崛起之前，世界上100多年来还没有哪个国家GDP占美国GDP的比例连续多年超过65%。根据2023年的数据，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17.89万亿美元）已经相当于第三（德国4.45万亿美元）、第四（日本4.25万亿美元）、第五（印度3.73万亿美元）和第六（英国3.32万亿美元）的总和。中国早已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无法隐身。因此并不是中国外交或传播的失败导致美国将竞争对手或打压目标锁定为中国，美国的反应是中国经济量变引起世界经济格局质变的必然结果。虽然外交与传播的优化可以改变美国打压政策的力度与节奏，但很难改变其方向，直到世界经济格局再有新的质变。目前质变的衍生反应就是，美国面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即将短兵相接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一定会严防死守，这是贸易摩擦、“小院高墙”的根源。再加上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落差本身也在缩小，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引进技术后吸收再创新的空间。
为什么一定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有一组概念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那就是渐变与突变。
中国经济本来还可以继续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一步步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这个世界本质上是渐变与突变的叠加，不是一条直直的斜线，而是一条波浪线，有时波峰波谷很大。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突变，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也都是巨大的突变。气候变化也不只是北方气温升高、降雨增多的渐变，而是伴随着极端天气的突变，就像郑州暴雨、涿州洪涝。
地缘政治的突变会使中国更难引进尖端技术，气候的突变也会压缩人们对碳排放的容忍度。欧盟已经开始实施碳关税（碳边境调节机制），中国作为碳排放增量第一大国，尤其是即将成为累计排放量第一大国，必然面临国际上更大的减碳压力。同时，日益渴望美好生活的人民也越来越难以接受环境污染，如何加快发展基于绿色技术的新质生产力早已成为一道必答题。
还有一个突变来自技术。ChatGPT的问世和快速迭代，俄乌冲突中马斯克的星链的突然发力，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质生产力的非同寻常，这不仅关系到产业竞争力，还可能关系到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就像智能手机一样，不是我们拥有14亿人它就只拥有14亿人的传统手机市场，革命性新技术的突变性和全球通吃能力不容轻视。
如果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不能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恐怕要面临更大的压力，这是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原来的“稳中求进”基础上又提出“以进促稳”的重要原因。
理解新质生产力，我们不仅要理解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理解怎么做才科学。这是本书第三至六章想重点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管理学中有一句格言：既要做正确的事，也要正确地做事。本来正确的事情，如果不能正确地做，轻则要付出不正常的代价，重则会使正确的事情变成错误的。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还要着力避免欲速则不达的问题，要认真思考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妨借助两组有辩证关系的概念来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逻辑。一个是“新质生产力”与“旧质生产力”。另一个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与新质生产力相对应，一定还存在“次新生产力”“旧质生产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显然，其关系更像一座铁塔的塔尖与塔身、基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风筝与线之间的关系。塔尖必须建在塔身上（“次新生产力”“旧质生产力”），塔身必须立在基座上（制度安排、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要不断上升的，欲与对手试比高的塔尖。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塔尖越高，塔身必须越坚实，基座更是如此。“次新生产力”和“旧质生产力”仍然是我们生产力的基本盘。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先立后破”，就是基于这个逻辑。没有房地产、建筑、交通、钢铁、煤炭等“旧质生产力”，不仅中国经济很可能严重失速，民生艰难，而且也将没有力量支撑新质生产力。“旧质生产力”不必再加大力度发展，但也绝不意味着要加大力度破掉。
林毅夫老师在多篇文章中都指出，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尤其是中高速发展，因为经济增速既影响经济总量，又影响经济结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如果年均增长率不是达到8%以上，而是2%~3%，我们的产业结构大概率还徘徊在低端。
我们要努力避免的情况就是，中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然后地方政府不分东西南北一哄而上，喜新厌旧。其实即便是北上广深等有条件发力新质生产力的超级都市圈，也不必因此而牺牲城市应有的烟火气和“旧质生产力”。举个例子，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级人才，也需要基础服务人员，人们还需要在工作之余有休闲的去处，同样遵循铁塔原理。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更没有必要去硬拼新质生产力，扎扎实实做好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也许更现实、更重要，就像哈尔滨把冰雪观光和旅游做好也是战略正确的，那是中国经济的塔身和基座。
全世界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超英赶美”的产业大跨越，结果短暂的高光之后就是长久的停滞甚至崩盘。因为很多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国家只能扭曲资源配置，强行补贴，结果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速度。我们一定要记得铁塔原理，不建基座和塔身而只建塔尖不过是痴人说梦。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其内在逻辑一脉相承，清晰而坚定。
第二组辩证关系是创新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创新。能不能创新，尤其是能不能高水平地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能不能大发展的命门。这也是在中国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创新排在首位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创新既有市场化的力量（即无形之手，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也有行政化的力量（即有形之手，用政策体制引导资源配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上，这两个创新之手的辩证关系非常清楚，必须以市场化创新为主，行政化创新为辅。
因为新质生产力既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一定的可知性，但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技术路线永远是动态的。未来产业本身就有巨大的不可知性。就人类迄今为止的探索来看，对于有高度不确定性，尤其是不可知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交给市场，这也是新质生产力所对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因此，中央给出的建议就是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打通生产要素流动的堵点卡点，建设一个高标准的统一大市场。
相比之下，行政力量、举国体制主要用来攻克方向与路线都已经十分确定的基础创新，绝不是将所有创新都交给举国体制。即便需要举国体制，中央的用词也是新型举国体制，也就是融合了市场化力量的举国体制。比如国家通过成立投资母基金的方式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而未必是亲自下场搞研发。
因此，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就像一辆自行车，后轮是动力轮，要交给市场这个无形之手，以应对不确定和不可知的问题。前轮是平衡轮，要交给政府这个有形之手，以应对市场失灵问题、发展失衡问题和方向问题。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一定是双轮并用，不能把双轮自行车变成独轮车，过度自由化和高度集权化的国家长年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独轮车仅保持平衡就已经十分费力。
当然，理解新质生产力需要阅读的文章和需要理解的逻辑还有很多。比如人才和资本。没有人才，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不是人多力量大的问题。没有资本也不行，科学家做实验，企业家做投资，都离不开资本投入。同时，资本回报也是企业家和科学家的重要动力，不能指望大家都只靠情怀做事。因此，新质生产力强国一定对应着教育强国、金融强国、统一大市场和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此，我们要大力度推进教育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提升社保与医保流转便利度，还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尤其是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融合全球的人才资源和资本力量，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所用。因为篇幅关系，不再赘述。
本书最后一章聚焦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因为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和内在要求，但不是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内涵和要求，才能更好地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价值和基本逻辑。
在此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邀约，感谢北大国发院老师和所有贡献深刻见解的学者、校友的支持，也感谢读者的关注和阅读。让我们一起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贤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2024年2月7日
北京大学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