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论君臣，说彼我
——思想早成的司马光

其实，在周围大人的眼中，司马光这个六七岁就能砸缸救人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另外一个“丁家小哥”？因为家里大人总是在拿庞之道激励司马光，所以司马光觉得自己跟庞之道比，就像把土块瓦片跟珍珠美玉放在一起。他不知道，庞籍在教育庞之道的时候，多半也是拿他当榜样的。传统的中国家长最不肯下本钱的地方，就是夸奖自己的孩子。父亲母亲们总是背着孩子才肯说一两句得意的心里话。而这些话，司马光不可能有机会听到。

司马池心里绝对是为小儿子感到骄傲的。司马光十三岁时，司马池出任利州路转运使。转运使的工作特点是要经常巡视，利州路下辖府州县众多，地方广大，司马光也经常陪着父亲出差。有一次，司马池带着司马光一起游览阆州阆中县的南岩山，乘兴题词。在题词的最后，司马池写了“君实捧砚”四个字。君实是司马光的字。长官的题词是要刻在石头上与江山同老、与日月同辉的，司马池把儿子的名字留在题词中，让它刻到石头上，就是在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儿子的赞许。司马池和阆中当地官员肯定没有想到，由于司马光后来的成就，这四个字最终为阆中带来了一座名胜古迹——就在十三岁的司马光为父亲捧砚的地方，阆中人修起了一座亭子，取名“捧砚亭”。

司马池周围的同事、朋友们也都喜欢这个孩子。司马光“为儿童时，凛然如成人” ，是个小大人儿。传统中国，以老为尊，属于尊老型社会。老就是智慧，老就是权威。就连孩子，也是老成的好，简直要在精神上长出胡子才可爱。像司马光这样，沉稳有气度、懂礼貌守规矩、“凛然如成人”的好孩子，当然会被叔叔伯伯们看好。

庞籍是头一个欣赏司马光的长辈。庞籍是司马池在群牧司的同事，两人的职位都是群牧判官。这两个人都是普通官僚家庭出身，都属于“孤寒中有声望才节可以服人者”，他俩志趣相投，常常在司马家饮酒聊天。司马家待客的饮食很简单，就是开封市上现打来的酒，就着梨、栗子、红枣、柿子之类的干鲜果品，荤菜就是简单的肉干、肉酱，现做的菜只有蔬菜羹，斟酒、盛菜的器皿不是漆器就是瓷器。既无美食，亦无美器。然而，主人不觉得难为情，客人也不觉得怠慢。“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 ，司马池和庞籍吃饭，讲究的不是排场，而是感情和思想的交流。

照当时的规矩，客人来了，家中男孩要出来拜见，拜见之后，若要陪同，则当垂手侍立。宋初的王祚有个好儿子，名叫王溥，做了宰相。客来王府，必先拜见老太爷。而王祚待客，必令王溥“朝服趋侍左右”。宰相侍立，谁能安坐？“坐客不安席，辄引避。”王祚则大大咧咧地说：“此豚犬尔，勿烦诸君起。” 司马池和庞籍饮酒聊天的时候，司马光还很小，只有八九岁。这么大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想要安安静静地保持一种状态是很难的。所以，平常人家的普通孩子，打完招呼就可以退下去自便了。而八九岁的司马光却恭恭敬敬地在一旁侍立，从头到尾都在认认真真地听大人讲话，而且眼睛里明显有内容——他听进去了！这让庞籍感到很惊讶。慢慢地，庞籍到司马家来，就不单单是跟司马池聊天，还会跟其儿子交流。根据司马光的回忆，庞籍待司马光“爱均子姓” ，就像是对待自家儿郎一样，常常抚摸着司马光的发髻，关心他的学习情况。

张存是另一个很早就“慧眼识英雄”的长辈。仁宗景祐四年（1037），张存奉调回京，出任三司户部副使。当时，司马池是三司盐铁副使。张存和司马池都是景德二年（1005）进士，有“同年”之谊。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两位“宦游人”你东我西，天南地北，实际交往并不多。这一次，两人竟然同在三司供职，正好重叙同年情谊。张存亲自到司马府上拜会司马池。司马池赶紧命令司马光出来拜见这位父执。这一年，司马光十九岁。张存一见，当场决定把自己十五岁的三女儿许配给司马光为妻——“不卜不谋，遂妻以子” 。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张存以八十八岁高龄辞世。司马光接获丧报，泪如雨下，但他当时正在御史台工作，按规定不能离岗，无法往灵前致祭，只好为文以祭，表达哀思。时隔三十四年，对于岳父“一见许婚”的非凡举动，司马光仍然充满了感激。他在祭文中写道：“自惟童騃，齿位殊绝。未尝交语，从何辱知？知己之恩，重于姻戚。没身衔戢，不敢弭忘！” 司马光感叹的是，当时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傻孩子，地位低下。张存跟他头一次见面，并未深入交谈，张存是怎样了解他的呢？在司马光心中，张存对自己的知己之恩，远远要超过翁婿之情。他没齿难忘，终身感激！

从司马光的角度来看，张存之“一见许婚”，是长辈对晚辈最高级别的肯定和鼓励，是“知己之恩”。但是，在外人看起来，张存对司马光“未尝交语”便“不卜不谋，遂妻以子”的举动，虽然确实不同流俗，但也不难理解。张存和司马池本来就是“同年”，当时又是同事，三司三个副使，司马池是盐铁副使，张存是户部副使，地位相当。张家和司马家是百分之百的“门当户对”。司马光这孩子，举止大方，彬彬有礼，聪明而老实，还曾是“砸缸”救人的小英雄。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女婿啊？！张存不是不得意的。

十九岁的司马光，在学术、文章和思想上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做好了出仕做官、服务朝廷的准备。在学问上，他对史学的浓厚兴趣，从《左传》开始萌芽，不断滋长。他的文章，虽然辞藻并不华丽，但是文辞醇深，自成一格。更重要的是，在父亲和周围师长的影响下，他对当时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关系有了清晰而成熟的认识。

当时的政治中，什么关系最重要？当然是君臣。景祐二年（1035），十七岁的司马光完成了《功名论》，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君臣关系。文章的开头，司马光自问自答，直奔主题：

自古人臣有功者，谁哉？愚以为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

司马光所设的问题是什么？“自古以来，有哪位臣子曾经建立了功业？”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从汉代的萧何、韩信到本朝名相赵普、寇准，有多少文臣武将，功在史册。问题奇怪，司马光所给的答案更奇怪：“我认为，臣子不曾建立功业，那些所谓的臣子建立的功业都是君主的功业！”一句话，所有功劳皆归君主！

奇怪的问题和更加奇怪的答案让文章充满了吸引力。接下来，司马光正面阐述了自己“所有功劳皆归君主”的观点：“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以成。”臣子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可若得不到君主的信任，肯定是成不了的。臣子依靠君主的信任成就事业，而君主也必须依靠臣子的辅佐才能做到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君主对于贤人君子，必须做到“三能”——能知、能用、能信，否则“人主有贤不能知，与无贤同；知而不能用，与不知同；用而不能信，与不用同。不用贤而求功业之美、名誉之白，难矣！”所以，司马光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是，“君主必须信任、依靠贤人君子治理国家”。

那么，“所有功劳皆归君主”是个幌子吗？绝不是幌子，而是体制内的实话实说。一方面，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废分封为郡县以来，皇帝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在这个体制框架之内，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臣子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任何有想法、有能力的政治家都必须获得皇帝的支持，“得君”方可“行道”。另一方面，承认“所有功劳皆归君主”也是在为皇帝“疏肝解郁”，帮助皇帝摆正心态，处理好与能臣的关系。帝制时代的最大特色是什么？皇帝是世袭的，选择面很小或者根本就没得可选。正常情况下，登上皇帝宝座的人也就是中等智力、中等能力，属于二流人物。而任何一位能攀上高位的文臣武将，却都是一流人物，没有过人的本领、不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摸爬滚打，哪里到得了那个位置？！如果能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得到合适的地位和适当的权力，很多人的确足以成就大事。二流皇帝领导一流臣子，如果皇帝不把臣子的功劳当成朝廷的荣耀，心生妒忌，那么，功臣的命运可想而知。反之，如果臣子居功自傲，不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不把所有功劳归于君主，那么，“搞不好”是降级丢官乃至家破人亡，“搞得好”是谋朝篡位——他倒是搞好了，但是由此而生的动荡乃至战争却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功劳皆归君主”，是君臣和睦相处，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司马光爱皇帝，他没法不爱。因为，在帝制时代，皇帝是江山社稷的代表。既然一个朝代的统治建立了，那么，让这个朝代安安稳稳地持续下去，天下太平，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这篇《功名论》其实有一个默认前提，那就是，皇帝应当是好的、靠谱的。那么，如果皇帝是荒淫无道、不靠谱的，如果皇帝对贤人不知，或者知而不用、用而不信，又该怎么办？作为现代的读者，我们很可以这样追问司马光。而作为一个热爱历史的人，司马光当然比我们更了解，在宋朝以前改换了多少朝代，有多少皇帝是不靠谱的。

现代的读者可以直接质疑皇帝制度本身是否合理，而司马光所能做的，就是告诉皇帝：“君子难进易退”，如果皇帝不给贤人君子充分的信任，如果君子“知其身死而功不立”，那么，官再高、禄再厚都无法让君子留在朝堂里，君子会躲出去，宁可种田、砍柴，甚至逃到深山老林里当野人，也不愿意为皇帝服务。

十七岁的司马光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之透彻，不知要超过多少官场老人，而他所说的，“君子难进易退”，即若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宁可退隐山林、不要高官厚禄，在温和的文字之下，透着真正儒者的高尚、激烈。这份激烈，是否会被官场世故磨灭？这种高尚，是否会被功名利禄污染、掩盖？司马光用他后来的人生告诉我们，《功名论》绝不是少年不谙世事的空话大话，而是他一生践行的行为准则。

君臣关系之外，司马光还讨论了另外两种重要关系：一种是“人我关系”，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还有一种是人的内心追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十九岁这年，司马光写过一组《修己箴》，一共三篇，题目分别是《勇箴》、《逸箴》和《友箴》。前两篇讨论“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友箴》说的是“人我关系”，其文如下：

余何游乎？余将游圣之门、仁之里。非圣不师，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游众人之场，闻善而迁，观过而改。

大意是，我要往哪里去呢？我要到达圣人的门庭、仁义的所在。不见到圣人不认老师，不见到仁人不交朋友，行吗？不行。还不如就混迹于芸芸众生，发现谁有长处就努力学习，发现自己有错误就尽心改正。

这一段《友箴》，体现了写作者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充满了中庸的智慧，平和理性，完全不像是出自一个十九岁的毛头小伙子。关于“人我关系”，司马光还有一篇具体写作年代不详的箴言，叫《我箴》。与《友箴》相比，《我箴》对“人我关系”的论述更为周详，文字也更为浅显：

诚实以启人之信我，乐善（易）以使人之亲我。虚己以听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

自检以杜人之议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俭以补人之侵我。警悟以脱人之陷我，奋发以破人之量我。逊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销人之鄙我。静定以处人之扰我，从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艺以备人之鄙我，励操以去人之污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彻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济人之求我，尽心以报人之任我。弊端切勿始于我，凡事毋俾有私于我。

圣人每存心于无我，天下之事尽其在我。

这篇《我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正面论述如何“为我”：要诚实、乐易（平和），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要虚心，才能得到别人的指点；要尊敬别人，才能获得尊敬。第二部分谈如何避祸。怨天尤人、以恶制恶皆不可取。倘若那样，“我”就先坏了。司马光所主张的，是在心理上、行为上、能力上加强自我建设——若“我”够强大、够坚硬，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打倒“我”。在“人我关系”上，司马光强调的是从“我”做起，在“我”身上找原因。这是看似胆怯，实际上非常有效的做法，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际关系就像是照镜子：你对着镜子笑，镜子里的那个人也会对你笑；你对着镜子暴跳如雷、大吼大叫，镜子里的那个人怎么可能一脸甜蜜地对你微笑？！当然，司马光并没有否认小人的存在，他也提醒自己，要保持警惕，以防陷害。除此之外，司马光甚至还提醒我们，对待别人的求助，比如借钱，要“量力以济”，不要做力所不及的事情。

在第一、第二部分中，司马光的“我”是谦卑的。然而，这个谦卑的“我”却有大用，这就是《我箴》的第三部分：“圣人每存心于无我，天下之事尽其在我。”只有在姿态上“无我”，才能成就大我，成就天下事。

以谦卑之心灵、平和理性之姿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成就天下事，这就是司马光的“人我关系”论。这样的司马光绝对当得起“少年老成”四个字！

以上是《友箴》《我箴》中所体现的司马光的“人我关系”论。下面，让我们透过《勇箴》《逸箴》这两则箴言，看看司马光对“内心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司马光勉励自己做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勤奋的人，要和内心的懒惰、外界的诱惑做坚持不懈的斗争，永远牢记“宴安之娱，穷乎一昼。德著名成，亿年不朽” 。对于勇敢，司马光有着深刻的理解。古代有位勇士，力大无比，武功高强。这位勇士要坐船过河，把前边五个排队的人都扒拉到一边去，抢先上船。船家看不过，用船桨拍了他一下。船到河中间，勇士发作了，怒眼圆睁，嗷嗷大叫着把一船人全扔进了河里。这能叫勇敢吗？司马光说，“致诚则正”，“蹈正则勇”，勇敢的人是能够坚持正义的人，是诚实对待自己和他人的人；“临义不疑，呜呼勇哉”，面对外界的诱惑，可以做到不动心，这才是勇敢！

十七岁作《功名论》，勘透君臣关系，十九岁作勇、逸、友三箴，摆正人我关系、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算张存没有读过这些文章，站立在张存面前的十九岁的司马光，也必定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成熟、理性与稳重。张存一见，如何不喜欢？就在张存许婚的第二年，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高中进士第六名。过了没多久，二十岁的司马光和十六岁的张氏在开封完婚。宝元元年真是司马光的幸福年，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人生之中的两大乐事，司马光都在这一年中完成了。 IoFQCrJPR/NGD4Q1b5iK8VltaMJroOOTvxnieRmRAMOOwIWnqZsIYdCHTCpqo9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