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司马光是谁

司马光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

人们心目中的司马光，首先是“砸缸救人的小英雄”。小学课本里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司马光小时候，跟小朋友们在花园里玩，有个小朋友没留神，一头栽进装满了水的大缸里，当时，周围一个大人也没有；性命攸关，别的小朋友全吓傻了，千钧一发之际，司马光搬起一块大石头，三下两下就把缸砸破了；缸破，水出，小朋友得救。“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以及故事中勇敢有急智、遇事不慌张的小英雄司马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当然，也有人怀疑“砸缸”故事的真实性。其事为真，为假？宋朝有没有那么大的缸？若其事为真，司马光又是在哪里砸的缸？以上种种，且容后文仔细分辨。至少，“司马光砸缸”故事的原型，在宋人笔下已经出现。

然而，司马光的生命又何止于“砸缸”？！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活到六十八岁，“砸缸”只是他童年生活一个小小的插曲。它瞬间发生，传为佳话，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记忆的一部分，故事里的司马光也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榜样。“砸缸”故事，外人、后人可以反复讲述，不断强化，而司马光本人和他的父母却必须淡化甚至遗忘，不然的话，司马光的人生就很可能沦为“伤仲永”的又一版本了。司马光六十八年的人生岁月，“砸缸”之后，精彩无限。

人们对司马光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伟大的史家”。中国素有“史界两司马”之说，第一位指《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第二位指的便是司马光。司马光的史学成就与《资治通鉴》同光。《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巨著，皇皇二百九十四卷，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历史，“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 ，旨在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一部历史教科书。南宋大儒朱熹称赞《资治通鉴》：“伟哉书乎，自汉以来未始有也！” 现代史家也从不吝啬对《资治通鉴》的赞美之辞，陈寅恪说它是“空前杰作” ，岑仲勉说“论到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详细，文字的简洁，综合评论，确算它首屈一指” 。自《资治通鉴》问世以来，各种注释之作、考据之作、延续之作、改写之作、研究之作相继出现，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已经成为史学研究领域中一处占尽风光的园地。

可是，“伟大的史家”又岂足以赅括司马光的人生？！历史学家，这是今人按照现代职业分类标准给司马光贴上的标签。现代职业的特点是专业化和终身化，分工越来越细，专业领域越来越窄，专业人士所追求的，是成为“一领域之专家”，“从一而终”直至退休。然而，若以此标准评判和衡量一千年以前的宋朝人司马光，则必然失之偏颇。

宋朝是中国“科举社会”的开端，“取士全然不问门第，士大夫多出草野，贵族无论新旧而皆消亡” ，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新型士大夫是学者与官僚一身二任的。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步入仕途，此后一直到死，他的官僚身份都未曾改变，他对学术的追求也从未停止。对司马光这样的学者与官僚一身二任的宋朝士大夫来说，“治学”与“从政”就像是一个人的思想与行动，无法分割，或者说“治学”本身也是“从政”的一种方式。从二十岁中进士开始，司马光在宋朝官场上奋斗了四十八年。这四十八年当中，有十五年，他远离首都，退闲洛阳，专事《资治通鉴》的编修。但我们万不可因此误认为司马光的官僚生涯中断了十五年。对司马光来说，“得君”可以“行道”——如果皇帝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他愿意留在朝廷用理想改造现实；如果皇帝的选择与自己的主张背道而驰，那么他只能选择通过学术来传递思想、教育皇帝、影响官僚。换言之，历史写作是司马光表达思想、参与政治的方式。在司马光那里，古代历史与现实政治之间不是了不相关，而是息息相通的，过去是现在的镜子，了解过去是为了建设现在。事实上，洛阳十五年，司马光虽然被排斥在政治中心之外，但他的政治影响力却在慢慢积攒、不断增长之中。

司马光的学问绝不限于史学，他的著作也不止于《资治通鉴》，他的学问要比我们通常所知的广大得多。司马光死后，苏轼为作行状，历数其一生著述：“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论》二卷，《集注太玄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谘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 司马光的礼学成就，得到南宋大儒朱熹的高度评价。朱熹认为司马光的礼学在北宋儒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既有儒家经典做根基，又参考了当时通行的做法：“本诸《仪礼》，最为适古今之宜”，“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八分好”。朱熹甚至嘱咐他的学生，在编修礼典的时候，祭礼部分拿司马光的《书仪》做基础，略加修改，就可以了。 司马光甚至还留下了一部诗歌鉴赏小品《续诗话》，部头很小，只有一卷，而后来学者对它也是评价颇高，说：“光德行功业冠绝一代，非斤斤于词章之末者。而品第诸诗，乃极精密。” 除此之外，司马光对医学也颇有心得。照南宋人的看法，司马光“于学无所不通”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全才。

因此，关于“司马光是谁”，典型答案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仍然是正确而不全面的。

下面来看第三个典型答案，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领袖。中国历史上以变法著称的历史人物不少，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数出几个来，比如赵武灵王、商鞅、吴起、王安石、张居正。但是，这些变法派的对立面是谁？普通人能说得上名字来的，恐怕就只有王安石的对立面——司马光了。教科书把变法派的对立面称作“保守派”。司马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派。

司马光是保守派，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这个答案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给出的有关司马光的标准答案。高考历史试卷上如果出现“司马光”或者“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照下边这样答，应该问题不大：宋神宗时，为了解决宋朝政府长期存在的积贫积弱的问题，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宰相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神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哲宗幼年即位，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掌权，请保守派领袖司马光还朝担任宰相；在一年零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司马光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尽数推倒，全部废除。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如果高考这样答，谁来阅卷也不能扣你的分。教科书上写着各种标准答案，背下来就能换来分数，这是教育体制跟学生签的合同，谁也不能违反合同。然而，教科书上写的实在不能等同于真理，在教科书、考场和分数之外，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认认真真、心平气和地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司马光的确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一点儿没有问题。那么，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是不是就等于他是一个顽固守旧、抱残守缺、情愿看着国家走向衰败也不愿做任何改变的人呢？或者说，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就一定是错误的吗？反过来说，王安石变法就一定全面正确、没有任何问题吗？这些问题是可以问也应该问的。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可以讨论一下“保守派”的含义，“保守的”就一定是“反对变革”的吗？在激烈的变革与顽固的守旧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条更稳妥的道路？

作为一个本分的历史学者，对于典型答案三，我同意“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但是对隐藏在这个叙述之下的价值判断——“司马光是顽固守旧、反对改革的”，我则持严重怀疑态度。在本书之中，我会尽我所知，从历史事实出发，为司马光辩护。

综上所述，关于“司马光是谁”，存在三种典型答案：第一，砸缸救人的勇敢男孩；第二，《资治通鉴》的作者——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第三，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领袖。这三种答案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非常简洁明快，就像是京剧舞台上的人物脸谱，特征鲜明、类型突出、一目了然。它们简单抽象，最大限度地省略细节，以突出主题。

然而，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这就是司马光，哪怕我们把这三种答案拼凑在一起，说“司马光小时候曾经砸缸救人；后来编著了《资治通鉴》，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政治上趋向守旧，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的司马光，也是不真实、不准确、不全面的。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个故事，说图画课上，老师拿了个杨桃让同学们写生。正对着杨桃横切面的孩子画了一个五角星，同学们都笑他乱画，说这不是杨桃。但是，当他们一个一个坐到那个面对着杨桃横切面的位置上时，却看见了同样的五角星。那个敢于把杨桃画成五角星的孩子，诚实而勇敢。然而，如果这个孩子从此坚信杨桃就是五角星那样的，那他就跟盲人摸象故事里的盲人差不多了。杨桃不是五角星形的，大象的长相既不像扇子、柱子，也不像墙和绳子。对待比杨桃、比大象复杂丰富千万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实，只做脸谱化的简单抽象，只会让我们远离真实。杨桃可以画成五角星，但五角星只是从特殊角度看到的杨桃，杨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要从各个角度看过，还得摸过、尝过，才能知道。要想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司马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就必须回到历史本身，到史料中去，进行严谨细致的考察，还必须抛开成见，才有可能窥见真相。

关于司马光，最“靠谱”的史料应当是宋朝人的记载。那么，宋朝人记忆中的司马光是怎样一个人呢？

司马光去世之后，与他有师生之谊的苏轼为他撰写了行状，也就是“生平事迹总述”。行状中有两段十分“催泪”的记载。第一段所记之事发生在1085年神宗去世之后不久，原文如下：

神宗崩，光赴阙临。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

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主动请求远离首都开封，远离政治中心，到洛阳居住，一心编修《资治通鉴》。到神宗去世为止，司马光已经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

神宗去世之后，司马光从洛阳赶往开封奔丧。守城的禁军军人看到司马光来了，都将手掌放在前额说：“这就是司马相公啊！”开封的老百姓看见司马光，奔走相告，围观的人来了好几千，路都堵上了。人们哭喊着：“大人不要再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皇帝，给老百姓争一条活路吧！”

最终，司马光回到开封，担任了小皇帝哲宗的宰相。司马光的宰相生涯非常短，只有一年零两个月，而后便因病去世。这第二段记载的就是司马光去世前后的故事：

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

意思是说，司马光病情加重，不停地喃喃自语，就像说梦话一样，可是说的都是朝廷事、天下事，没有一件是私事、家事。司马光去世之后，家人把他最后的八纸遗奏进奉给朝廷，上面讨论的都是当世要务。开封有老百姓画了司马光的像，刻印出售。开封居民一家一幅，恭恭敬敬地供奉着，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对像祷告。全国各地都派人到开封来买司马光的画像，有的画工因此发了财。

这两个片段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其实很复杂，其中最核心、最显而易见的信息，是司马光深得百姓爱戴。一个什么样的官员或者说宰相能得到百姓如此爱戴？生活作风简朴，工作作风严肃，讲原则而通情理，关键的关键，是他时时事事，要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所有这些，司马光做到了，老百姓也看到了！这是口碑，是群众舆论。

那么，司马光的官方评价又是怎样的呢？司马光去世之后，大宋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文正”。谥号，是古代国家对个人最简明扼要的人生评价。“文正”是一个文官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谥号。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执政者二百三十八人” ，宰相、副宰相级高官加起来有三百一十人，得到“文正”谥号的只有三位 ，其中之一就是司马光。“文正”之难得，关键在于“正”。“文”所强调的是文官的文化修养、学术造诣，“忠信接礼”“敏而好学”“道德博闻”皆可称“文”。“正”所强调的是公众舆论的评价，“惟众人之所同服者正也，天下之议惟众为最公” ，只有得到群众的爱戴、舆论的广泛拥护，才配称作“正”。“文正”公必须是表里如一的君子，是按照最高标准践行了儒家道德标准的人。

司马文正公，公认的至诚君子，深受百姓爱戴，为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宰相。这就是苏轼笔下的司马光形象。这个司马光与历史教科书上那个顽固保守的旧势力代言人，简直就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历史上的司马光只有一个。那么，究竟哪一个司马光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宋朝当时人对司马光的认识就更加正确或者说准确吗？苏东坡《司马温公行状》里的司马光形象就一定比教科书里的更接近真实吗？苏东坡《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苏东坡揭示的哲理来衡量苏东坡笔下的司马光，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苏东坡记载的真实性。作为司马光的同时代人，苏东坡，还有当时的其他记录者很可能因为利益相关或者恩怨相结，故意扭曲事实，制造了一个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司马光形象。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读者已经被我弄糊涂了：“你刚才说我们教科书里的司马光形象不靠谱，说要回到史料，到史料中去寻找真相。苏东坡的记载是史料了吧，你又说苏东坡没准儿也不靠谱。那究竟还有靠谱的没有？我们还能不能了解一个真实的司马光？”

当然能。唯一的历史已经消失，唯一的司马光早已不在。但是，借助当时人的记载，我们还是有可能认识一个相对真实的司马光的。只不过，要想得到真实的认识，就必须做到两点。

第一，抛开现代人的成见。如果你还是把“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顽固派”这个成见堵在大门口，那就不用听我讲了，因为听也听不进去。我不能也不敢要求大家把这个成见彻底忘掉，只希望大家把它放在旁边，当我讲到那部分的时候，请你把它跟我讲的做一个心平气和的对比，看看哪种更合情合理、接近真实。

第二，要警惕史料的记载偏向。当时人记当时事，好处是真切，问题是可能有偏向。这种偏向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故意的。比如儒家传统就讲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如果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儿子应当为他隐瞒而不是告发，反之亦然，这样做虽然涉嫌隐瞒犯罪，但是它符合孝道、符合家庭伦理需要，因此是正直的做法。所以，司马光的朋友、学生对司马光的记载多半会偏重于他好的一面，而他的敌人则多半会抹黑他。我们看到的史料多多少少会带有偏向。这是读史的人必须警惕的。我会尽量参考、比较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尽量去除史料的记载偏向，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司马光。当然，也请读者朋友监督、警惕我可能出现的个人偏向。

我为本书设定了三项任务。

第一，讲述一个人的成长史，揭示司马光的生命历程、政治生涯与思想变化。生命、政治和思想三大主题相互交织，理想、学术与现实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了司马光六十八年的人生经历。他从二十岁开始官僚生涯，服侍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位皇帝，最终做到宰相，激昂过，低沉过，得意过，失意过，而忠君爱民之心始终如一。一个人做一时君子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君子。保持表面上的温文尔雅已是不易，更何况要做到至诚至忠、表里如一？司马文正公，这“文正”二字是如何炼成的，我希望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第二，讲述一段激烈变革时代的思想交锋史、政治斗争史。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大家所熟悉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缠斗。“变”并不是王安石的发明，在王安石变法开始之前很久，现状必须有所改变，就已经成为大宋有识之士的共识。如朱熹所言：“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 司马光也有相当多的变革主张。只不过司马光想要的“变”是在维持现状基础之上的稳妥的、渐进的“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改变”。而王安石的主张则要激进得多。哪一个更好，这里暂且不做评判。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称得上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都是理想至上的人，如果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如果现行政策违背自己的政治理念，那么，这两个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高官厚禄，情愿退隐，情愿闲置。这样的两个人，即使成为政敌，也不妨碍他们给对方以公正的评价。这样的两个人是宋朝建国近百年来宽容的政治气氛培育和造就的，随着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一年之内相继陨落，这种宽容也逐渐消散，直到完全不见。最终，我们看到了北宋灭亡之前宋徽宗、蔡京时代专权独断的腐败政治。宽容消失的源头，就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最初交锋之中。呈现那段思想交锋、政治斗争的历史，揭示宽容消失的过程，是我想要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讲述巨星们互动的历史，揭示司马光与同时代其他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司马光时代的政治舞台上可以说是星光闪耀，有着“超豪华”的“演出阵容”。在司马光的故事里，有范仲淹、欧阳修、包拯，有王安石，有苏轼、苏辙兄弟，有宋神宗。是的，原来他们曾经在一起，曾经有互动。我将怀着一颗仰慕的心，跟大家一起回顾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当然，在我的讲述中，司马光是毫无疑问的第一男主角，所有的故事都将围绕他展开。 jFuCLSiELEfdOPj/J4T9q9q4zECk0RNlkKeSlJlDpCs5fILCStCdG+nUmRfn5O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