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恩荫与科举

然而，回到当时，宝元元年的科举考试，却像是晴天的大海，表面上风平浪静，海面之下暗流涌动。而司马光正在海中央。

这一年的三月十七日，仁宗亲御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试题三道：一篇赋，题为“富民之要在节俭”；一首诗，题为“鲲化为鹏”；一篇论，题为“廉吏民之表”。最终录取吕溱以下三百一十人。四月十一日，新进士授官，状元吕溱授将作监丞，在文官全部迁转梯级三十七级中位列第二十七级，第二名李绚、第三名祖无择授大理评事，位列第二十八级；第四名石扬休授同州观察推官，位列第三十三级；第六名司马光则得到了太常寺奉礼郎的官阶，位列第二十九级。

第六名的官阶比第四名高，而且不是一般地高——文官三十七级又分为两段，三十级以上为中上层，宋人称之为“京朝官”，其中二十六至三十级为“京官”，二十五级以上为“升朝官”（省称“朝官”）；三十一级以下为下层，宋人称之为“幕职州县官”。“幕职州县官”升“京官”，下层跃升到中层，是文官升迁路上最重要的关口，想要过去不容易。想当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足足熬了十七年才越过去的。司马光为何初登科第便获此高阶？若说是因为名列前茅，又为何名次更高的石扬休要从幕职州县官做起？

原因说来并不复杂。因为司马光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就已经凭借司马池的高位获得了官阶。父亲官至高位，儿子就能当官，走的却并非“后门”。这在宋朝是一项正常制度，名为“荫补”，又称“恩荫”——蒙恩以荫补官，“恩”是皇帝的恩典，“荫”是父祖的庇护。恩荫是宋代高级官员的一项重要特权。宋朝的恩荫是从真宗朝开始走向泛滥的，“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有资格恩荫子弟的官员很多，官职越高恩荫的指标越多。恩荫的对象除了儿子、孙子，还可以是兄弟、侄子，甚至门客、家丁。恩荫的机会也多，每年一次的圣节（皇帝、皇太后过生日），三年一度的南郊祭天典礼，一生一次的致仕和遗表。“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一个高级官员，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可以把二十名本家男性成员拉扯成中层官员。所以，范仲淹认为恩荫是“滥进之极也”。

荫补制度公平吗？从现代社会伦理出发，当然是赤裸裸、明晃晃的不公平。从传统社会伦理出发，则是合情合理的——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皇帝“以孝治天下”，臣子“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皇帝理应尊重臣子对于家族的孝道责任，既要给官员已故和健在的父母、妻子封赠恩宠，又要照顾官员的子孙，给他们当官的机会。但是，随着高级官员队伍的扩大，荫补制度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第一，从这条道上进来的人太多了，多一个人多一份薪水，对国家财政来说就是负担。第二，这些人进来之后都要安排工作，可是，职位的增长显然跟不上官员人数的增长。工作机会不够，怎么办？第三，相较于科举出身者，通过恩荫进来的官员子弟很多能力不强，不学无术，可是上边有爹，旁边有一大堆伯伯叔叔，升官反倒比正经科举考试上来、有能力的人快。有能力的上不去，没能力的倒上去了。对“家”来说，当然是好事；对朝廷国家来说，长此以往，则问题多多。

司马光就是这样一名高级官员子弟。他哥哥司马旦是第一个享受父亲司马池的恩荫当官的。按规定，下一个就轮到司马光。司马光懂事谦让，考虑到涑水司马家族的和谐，先把机会让给了两位堂兄，然后才接受了恩荫官阶。到二十岁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司马光就已经拥有了“将作监主簿”的官阶，属于“京官”。父亲司马池靠个人奋斗，摸爬滚打了十七年才混到的层级，儿子司马光不到二十岁靠着老爹的恩荫身不动、膀不摇就得到了。真不知道司马池心里怎么想，在为儿子高兴之余，是否也会有一丝苦涩？

那么，既然已经有了将作监主簿的官阶，司马光为什么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呢？原因很简单，在宋代，虽然恩荫的口子开得很大，但是恩荫对官员来说不算是正途出身。宋朝官员的正途是科举。通过科举，一层一层考上来的才是正途出身。正途出身有什么好处？举凡宋朝国家机构重要职位，文章写得漂亮的进士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至的，如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相反，恩荫出身者在仕途发展上有诸多限制，不得任台谏官（监察纪检部门官员）、翰林学士（皇帝秘书）、经筵官（皇帝老师），不得出任外交使节，不得主持科举考试，不得任职于国子监等教育机构。 而且，恩荫所赋予的只是官阶和入仕资格，受荫者必须等到二十五岁之后，通过一定的考试，才能正式获得职位。

荫补就像是宋朝国家和高官之间的一笔微妙的交易，给你特权，但不是无限制的。官僚子弟如果资质平平，或者不愿意努力，靠着老爹的恩荫，是可以做官的，只不过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一辈子的发展就有限了。像司马光这样有理想的官僚子弟，怎么肯窝在父亲的翅膀底下做小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正途出身，靠自己的学问和能力闯出一片天地来，这才是司马光想要的。

像司马光这样，已经有了恩荫官阶，还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僚子弟有不少，甚至相当普遍。司马光的同榜进士中，身为官僚子弟并且已经获得恩荫官阶的，还有庞籍的长子元鲁 、司马池同年的儿子郎景微 等。

为解决官僚子弟的考试问题，宋朝政府甚至创立了“别头试”制度。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解试通常由各州政府主持，通过解试获得取解资格的举人，才能进京参加省试。按照规定，举人应当在户籍所在州参加解试。随着官僚子弟大量涌入考场，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考生有亲戚在本州当官，或者担任发解考试官，如何回避？第二，官员远宦，子弟随侍，远离户籍所在地，无法及时还乡，如何解试？“别头试”就是为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产生的一项制度。对于上述两类考生，由州的上一级单位“路”另设考场，单独考试，按特定的比例单独录取，这就是“别头试”。 “别头”就是“另外单独”的意思。“别头试”正是从司马光这一榜的解试开始的！

宋朝建国于公元960年，至此已立国将近八十年。这八十年来，在宋朝政府优待官僚的政策哺育下，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力量也越来越不容忽视，他们在通过各种途径追求自己的利益、扩张自己的权力。

“别头试”解决了旧问题，又引发了新问题。“别头试”的目的：一是回避，让本州官员，特别是考官的亲戚避嫌，以便让解试显得更加公平；二是让那些远离户籍所在地的官僚子弟也有地方考试，以求方便。然而，“别头试”的录取比例太高了，“以十率之，取三人” 。正常情况下，各州的解试录取采取定额制，比如说青州的解额是三十六个 ，那么，不管有多少人来考，就录取前三十六个。一百人来考是这样，一千人来考也是这样。这叫定额制。相比之下，“别头试”采取按比例录取的制度，按十分之三的比例录取，那就太不一样了，一百个考生取十分之三，是三十，一千个考生取十分之三，那就是三百了。当然，“别头试”的考生肯定没那么多，但是就这个录取政策来看，实在是太优惠了。它把一部分官员子弟直接从普通解试当中“择”了出去，等于是开了个小灶。“别头试”，真的很特别！

那么，司马光参加“别头试”了吗？没有。当时司马池在京城做官，按照规定，司马光不用回陕州老家，可以在开封参加由开封府或者国子监主持的解试。这是比“别头试”更优惠的一项考试——一方面，录取名额高；另一方面，在这儿复习考试，能够接触最新最全的考试信息，第一时间摸准考官脉搏。所以，从开封府或者国子监通过解试的考生，比外地考生更容易通过后面的省试、殿试。在开封，司马光亲身感受到了官僚子弟与平民考生之间的矛盾。

这一年，“有官员身份”而又在开封府报名参加解试的举人高达数百。这些有官员身份的人主要是中高级官员子弟。开封府的解试一放榜，举人们立刻炸了窝。为什么？解元是当朝宰相陈尧佐的儿子陈博古！而参知政事韩亿的四个儿子综、绛、维、缜都在榜上！一时之间“嘲谤群起”，谣言满天飞。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副长官）章得象主动提出，他的远房本家章仲昌“实无艺业”，“请牒归其家”，取消录取资格。 章仲昌只是章得象的远房本家，所以章得象舍得。陈尧佐和韩亿所面对的，是亲生儿子，又怎么肯轻易放弃？陈博古和韩家四子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司马光一起参加了解试之后的省试和殿试。

谣言和不满在继续发酵。终于，在殿试之后，仁宗皇帝批示：陈博古、韩亿的四个儿子，还有这两家的“门下士”范镇、家静试卷作废，就不用看了。陈博古、韩亿的四个儿子只好黯然离场。没有人敢为他们辩白。但是，考官们却为范镇和家静做了解释，说这两个人都是真正有文才的，“久驰声场屋”，长期以来在举人们中间享有崇高声誉，“非附两家之势而得者”，他们能一路走到今天，靠的是自己的实力，而不是陈、韩两家的势力！ 这个解释，仁宗接受了。仁宗之所以被称为“仁宗”，是有道理的。仁宗下旨，范镇、家静可以录取，但必须降等。

家静后来如何，史无明文，这个人从历史上消失了。范镇是省试第一名，也就是所谓的省元。按照不成文的规矩，省元在殿试之后的最终录取排名，必须在第一甲。即便省元的殿试文章作得并不理想，也要适当照顾面子，把名次提前。具体操作则是在“唱名”仪式上。

殿试之后就是唱名赐第仪式，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之上，所有新录取的进士在殿下列队等候。礼宾官手持皇榜，按照名次一个一个唱出新进士的名字，喊到名字的新进士随即出列，上殿叩谢皇恩。在唱名仪式上，省元可以“自陈以祈恩”，自报家门，向皇帝申请调整名次。在那样喜气洋洋的气氛下，皇帝当然会恩准。通常情况下，唱过了前三名还没听到自己的名字，省元就可以上前一步，大声抗议了。著名的欧阳修就是一位通过抗议提高了名次的省元。

但是，在宝元元年榜的唱名仪式上，情况却有些特别。第一名吕溱，第二名李绚，第三名祖无择，第四名石扬休，第五名李异，第六名司马光……一个个名字唱过去，省元范镇却一直没有吭声。“左右与并立者屡趣之使自陈” ，站在范镇旁边的新进士们都在催他：“快站出去吧！”“说呀，说你是省元！”“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呀！”录取名次的先后，不仅决定所授官阶的高低，对于官员职业生涯的后续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前几名可以很快进入中央，很容易获得升迁。

旁边的人都在为范镇着急。范镇却一声不吭，安安静静地站着，听着。终于，唱名的人唱出了“第七十九名范镇”！范镇平静地出列，平静地谢恩，平静地归队，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沉默的省元范镇博得了全场新进士、所有在场官员和仁宗皇帝的敬意。省元在唱名仪式上请求提高名次的旧风气，也因此改变。司马光亲身经历了这一幕，他从心底里敬佩范镇。范镇后来成为司马光毕生的挚友、诤友和战友。范镇比司马光年长十一岁，他们相约为彼此作传，司马光为范镇作了《范景仁传》，景仁是范镇的字。上面那段“沉默的省元”的故事，便出自司马光的《范景仁传》。司马光死后，范镇也如约为他写了墓志铭，可惜的是，这个墓志铭我们今天看不到了。

沉默的省元范镇用沉默终结了宝元元年榜科举考试的喧嚣。但是，官员子弟与平民“争夺”考试资源的矛盾只是暂时得到了平息，并没有因此消失。平民考生感到委屈，认为官员子弟以不公平的手段侵占考试资源。那些饱读诗书的官员子弟也觉得委屈。为了给舆论一个交代，平息平民考生的愤怒，宰相陈尧佐的儿子陈博古、副宰相韩亿的四个儿子，被剥夺了录取资格。可是这五个人，却恰恰都是正经念书念出来的。韩亿的第五子韩维，只比司马光大一岁，当时只有二十一岁，自被取消录取资格，就赌气，“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 ，不肯再入科举考场，最终以恩荫出身。然而，就是这个韩维却突破了恩荫出身的一系列任职障碍，当过史官、皇帝老师、翰林学士和开封知府。韩维之“破界”任职，不排除有其他因素，但是，他的文字能力突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像陈博古、韩维这样的官员子弟，本身就占有优质教育资源，即使考试制度是完全公平公正的，他们也有天然的优势。可是，他们五人却因为是宰相、副宰相的儿子而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差一点被剥夺了录取资格的宰相门生范镇，又是何等人物？范镇是四川成都人。名臣薛奎主政四川，慧眼识才，请范镇跟自己的儿子们一起读书讲学。还朝的时候，薛奎把范镇带回了开封。有人问他“入蜀何所得”，薛奎答曰：“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世。” 后来范镇的成就也证明，薛奎并没有看走眼。但是，在宝元元年殿试放榜之前的风口浪尖上，范镇差一点就被当作“宰相门客”而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宰相、副宰相的儿子，明明读书读得很好，却要被取消录取资格，是因为平民考生怒火难消。让平民考生感到愤怒的，是的确有很多官员在利用考试制度谋取私利，的确有很多不合格的官员子弟在考试中获得了不应有的照顾——他们对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失去了信任。陈博古、韩家四子这五个高官子弟本来是会读书的，却做了这场怒火的牺牲品。为什么非得是他们？因为他们是最高级别官员的子弟。既然平民考生对考试制度感到不信任，既然开封的大街上已经怨气沸腾，那么，作为朝廷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仁宗皇帝就必须做出取舍。牺牲这五个高官子弟，平息众人的愤怒，这对五个年轻人而言也许是不公平的，但在政治上却是合适的。

真正公平的人才培养机制，应当不只是考试制度公平，还要提供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这一点，宋朝做不到。考试制度完全公平，宋朝也做不到。但是，宋朝政治却有一个高尚的追求，那就是尽量防止官僚子弟霸占科举通道。这种追求，值得大书特书。

司马光从头到尾经历了宝元元年的科考暗战，这场暗战让他认识到范镇的价值，也让他思考进士这个身份的价值。司马光的同年中还有一位——郎景微，跟司马光有着特别的关系。他们是两代同年，司马池跟郎景微的父亲同年，司马光又与郎景微同年带官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这年六月，郎景微要回会稽老家探亲，司马光写文章为他送行。借着这篇文章，司马光表达了对进士功名的看法，他写道：

进士此科见重于时久矣……乃至贩鬻给役之徒，皆知以为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满志，焜耀于物，如谓天下莫己若也。亦何惑哉！贤者居世，会当蹈仁履义，以德自显，区区外名，岂足恃邪！郎景微……由七品官举进士，一上中选，可谓美矣！然未尝有偃蹇之容，自满之意，或未识者卒然遇之，尚不知其为举人，又焉知其有科级邪！所谓以德自显者，殆无过此乎！

在司马光看来，新进士志得意满，到处炫耀，是糊涂的表现。真正的贤人，应当践行仁义，靠美德建立名声，区区进士功名，身外之物，又何足依靠？！他夸奖郎景微一举得中，毫无骄傲自满之意。司马光说的是郎景微，也是他自己——二十岁的年纪，七品恩荫官阶，头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高中第六名，金榜题名，继而洞房花烛。但是，即便是在这样春风得意的时刻，司马光仍然抱持着一颗谦卑的心，低调，谦逊，脚踏实地。

对现代读者来说，司马光官僚生涯初期的状况是很难理解，也不易接受的。因为他虽然考中进士正式参加了工作，却仍然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父亲司马池，看上去还像是父母身边的一个孩子。

宝元元年三月，司马光进士及第，在六七月间，他被正式分配工作，得到了华州判官的职位。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司马池出任同州知州。同州、华州相邻。所以，司马光可以“以吏事时往省觐”，频频“因公出差”到同州去拜见父母，同享天伦之乐。司马光在同州盘桓的时间应该不短，同州除了父母以外，还有他的同年、时任同州推官的石昌言。这两位相差二十三岁的同年曾经同游隋文帝下令改建的龙兴寺。寺中有隋内史令李德林所撰碑文、唐吴道子所绘壁画，虽青苔斑驳、画迹漫漶，二人却看得津津有味，“吴壁评残笔，隋碑读渍苔” 。司马光甚至还在同州搜集整理了他非常敬佩的一位儒者颜太初的文集。

司马池在同州工作的时间很短。十个月之后，宝元二年（1039）八月，司马池奉调出任杭州知州，司马光又随着调到苏州，担任签书苏州判官事，仍然有大把的时间陪侍在父母身旁。

司马池在同州，司马光在华州；司马池调任杭州，司马光调任苏州。父亲调到哪里，司马光就跟到哪里。儿子的工作随着老子走。一个正式参加工作的人，却常常陪在父母身边，在今人看来，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但是，以宋人的逻辑来看，年轻官员司马光一边工作一边陪侍父母，却是一件十分正常并值得嘉许的事情。

第一，宋朝的人事制度支持司马光的调动请求。如果说司马光和司马池第一次邻州任官的便利只是一种偶然，那么，他们第二次在邻近地方工作却是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司马池奉调杭州知州时，司马光主动“辞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 。他谢绝了升迁，主动请求调任签书苏州判官事，就是为了“方便陪侍父母”。司马光光明正大地提出了追随父亲的请求，而这个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第二，在苏轼为司马光所作的《司马温公行状》当中，有一个细节。苏轼说司马光请求到苏州去，以便陪侍父母，朝廷“许之”，而司马光却“未上”，并未赴苏上任，而是干脆“泡”在了父母身边。这个细节无疑是错了，因为司马光曾经回忆“宝元中，光从事在苏”，所谓“从事在苏”，指的就是担任签书苏州判官事。

苏轼把历史细节弄错了，但是，这个错误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别的、更有意思的信息：首先，苏轼相信司马光没有到苏州上任，而他不去上任的理由是要陪侍父母；其次，司马光一生经历丰富，像这样一个早年生活的小细节，似乎是可记可不记的，而苏轼却把它郑重记录下来，足见重视，在苏轼看来，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司马光的人品；最后，就文本性质而言，行状是司马光的生平事迹概述，它将上呈中央，成为朝廷为司马光盖棺论定的基础。苏轼自述“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故录其大者为行状。其余，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载” 。行状的事迹选取原则，是司马光生平之“大者”、事关“治乱安危者”，特地记下这样一笔，足见苏轼赞赏并且看重这件事，苏轼的态度反映的是宋朝官方主流舆论和社会风气的倾向。

综上所述，司马池调任杭州，司马光主动“辞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宋朝的人事管理制度、官方主流舆论和社会风气都投了赞成票。“便亲”的本质是孝道。司马光放弃升迁，主动请求追随父亲，是他作为儿子对孝道的主动践行；而朝廷的批准和其他人的嘉许，则是当时社会对孝道的弘扬。

儒家主张优老孝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礼记·王制》云：“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规定，“京朝官及吏部选人，亲老无兼侍者，特与近任” ，“京朝官父母年七十以上、合入远官无亲的兄弟者，并与近地” ，以便赡养。而那些父母年纪超过八十岁，兄弟几个还都在官场上追名逐利的人，不仅会遭到周围人的耻笑，而且皇帝通常还会亲自下令，让其中一个儿子回家侍奉父母。父母过世守孝三年，更是每个文官必须遵守的制度。这就是宋代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的基石是每一个人首先属于家庭，然后才属于皇帝、国家。所以，一个官员首先必须是一个孝子，然后才有可能成为皇帝的忠臣、国家的栋梁。按照这种道德观，皇帝和国家必须照顾官员的家族利益，帮助、成全官员的孝道，让官员成为孝子，然后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官员对皇帝、国家的服务。这不是交换，而是教化，是“以孝治天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制度、道德观念拿古人的行为来为现代人的无耻遮羞，也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苛责古人。司马光在官僚生涯初期对父亲的追随，是在孝道的阳光照耀下的光明正大的行为，与“不正之风”毫无关系。

其实，即使是在宋代，也不是所有官员都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来追随父亲、照顾父母的。司马光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有涑水司马家族的孝道传统在发挥作用。他的父亲司马池就是一个大孝子。司马池二十出头参加科举考试，解试、省试都过了，一路顺风顺水，再考一场殿试就大功告成、富贵在望了。殿试前夜，司马池却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头空落落的，一闭眼就看见久病缠身的母亲，看见她微笑着向自己挥手告别。

第二天就是殿试，殿试在宫中举行。天还没亮，考生们在巍峨的宫殿大门前排队进入，这些人基本上是头一次进宫，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兴奋、憧憬和紧张。只有司马池还在想着梦里的母亲。如果母亲真有个好歹，他是一定要赶回去的。行至宫城内门，司马池停住了脚步，“徘徊不能入”。

其实，这个时候，司马池的母亲已经病逝，只是报丧的信被同来的朋友截留了。这位朋友就像今天在高考之前向考生隐瞒噩耗的亲友一样，他们看重的是世俗的成功，生怕功亏一篑。司马池对朋友诉说了心中的不安，“友止告以闻有疾”。却没想到，闻听此言，司马池“遂号恸而归”，一路狂奔、风尘仆仆地赶回了家乡。 母亲已经去世，他所能做的只是抚床恸哭。考试不只有一场，而亲人却是唯一的，是我们生命之中最重要的相遇。司马池耽误了一次考试，实践了孝道，获得了心灵的安稳。弃考对司马池来说是一场冒险，他有可能以后会考中，也有可能从此运气转衰，再也无缘殿试，要在家里当一辈子农民。当然，司马池还是幸运的，他最终考中了进士，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二十七岁了。这个故事，《东都事略》和《宋史·司马池传》都有记载，文字基本相同。

司马池是一个大孝子，作为司马池的小儿子，司马光也心甘情愿地做了一个孝子，追随着父亲。在父亲的羽翼下成长，这种经历，对司马光而言，既是优点，也是弱点。优点是在父亲的指导之下，他不会走太多的弯路，不会遇到太多挫折。因此，他可以相对容易地持守诚实自然的本性，但是也会相对缺乏对人情世故的真实历练。这样的人不太会走极端，但是也稍欠锋芒。 iPEHAYVnjhHJDsz59Wsx9EbBw3h3Pg/EMotKrCbvtf6GOqpCRLagRtsApo6m0qz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