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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昔日全球制造份额最大的国家，美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经过越来越专业化的分工，诸多国家在合作中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但供应链的格局，则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它具有完善成熟的“骨架”，可以通过形态加以分别。比如“离岸制造”（Of-shoring）这个概念，就很好地解释了“制造外包”这种指向。“离岸制造”意味着走向深海，从中可以简单地表明这种方式的设计者一定来自海权国家。它有着明显的海权中心的影子，也充满了开放的态度。当发达国家将看上去并不挣钱的生产基地分解到全球各地的时候，有了海权力量的保护，供应链就有了开放空间的属性。可以说，全球化企业是以供应链向外伸展的方式来扩充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空间地理的相关性并不重要，效率至上才是优先法则。
生产过程彼此分离，生产环节分散到各地，供应链的价值开始凸显出来。在供应链全球化的带动下，中间产品和半成品在各大洲之间穿梭。这跟以前以制成品贸易为特征的商品全球化流动有着很大不同。
更加松散意义上的全球化，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包括两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崛起。1950年，美国的制造能力大约占全球的40%。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化无疑都与美国制造的布局紧密相关。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处于巅峰的美国制造开始出现不可逆的变化。1971年，美国制造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除了1975年有过一次反弹，一直呈现加剧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的就业人口数量在1979年达到高峰之后，就开始扭头朝下。这意味着美国正在将制造不断外包给其他国家的工厂，其中，亚洲工厂是主要的受益者。
彼时，日本汽车、家电产品也正在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日本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在美国市场取得了它在军事上无法取得的优势。日本汽车是美国市场尤为青睐的产品之一。借助石油危机引发的节能潮，经过多年耕耘的日本汽车终于一举成功占领美国市场。而钢铁、纺织、家电、消费电子产品等，也在分头大举进入。
日本产品的质量与价格优势，让美国陷入一片恐慌。美国将迎接日本制造的挑战作为紧要事务。各种针对性的贸易政策和制裁手段纷纷出炉，公众甚至出现打砸丰田汽车的激烈事件。然而，美国的跨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本土制造，是很难击败这个竞争对手的。
重视资本市场效率的美国华尔街，逐渐看轻笨重的工厂，极力鼓吹脱离制造的轻资产运营。跨国公司成为急先锋，纷纷剥离代表重资产的工厂，此后制造和设计开始分离。以生产要素的广泛分离为特征的国家化分工制造，才是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开始。
1984年诞生的戴尔电脑公司，迎合了资本的口味。作为当时高科技产业的热门代表，电脑这类产品完全采用直销模式，因而无须自有工厂。戴尔将设计与制造分离，制造交由品牌商以外的制造商来负责。像戴尔这样的公司，只需要将供应链看成是公司的一个外部插件。而离岸制造则将这些插件进一步推离本土，在全球寻找最适合它的土壤。轻便且容易运输的电子产品，成为率先向全球移动的突击队。新兴的电脑产业，将全球化的起步速度大大提高。
也是在这个阶段，半导体行业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发生了。198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出了“芯片制造”的革命性概念，使得设计可以与制造分离。在此之前，芯片的设计与制造都是在同一个工厂完成的。芯片的早期推动者，英特尔、仙童、德州仪器、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都是采用了一体化集成的方式。而设计与制造过程的分离，将芯片的高速发展推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人们不必集中在一个地区完成所有的事情。在美国学者克里斯·米勒撰写的《芯片战争》一书中，这被称为“谷登堡时刻”，就像德国谷登堡印刷术对于信息传播的巨大作用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芯片设计与制造的分离，本来是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半导体的崛起。此时，日本6家半导体公司将存储芯片DRAM的制造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将英特尔、德州仪器、IBM等大量的美国同行挤出了赛道。日本的本土设备制造商，如佳能和尼康，它们的光刻设备也顺势成长。对美国而言，日本芯片成为当时极具威胁的力量。
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产业，供应链也开始进行分离。这种分离促使半导体成为全球化烙印非常深刻的一个行业。它也使得芯片行业后起之秀美国高通（1985）、ARM公司（1990）、英伟达（1993）的高速发展成为可能。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专业化分工得到了极大的膨胀。半导体是全球化最典型的行业之一，专业化也是非常彻底的，在每个细分领域都形成了垄断。而1987年创立的台积电，在那个时候不过是火山般喷发的半导体行业中的一束火苗。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新的专业化分工时代开始了。直到很久之后，人们才能看清楚这种分工的意义。台积电成立33年之后，成为亚洲最大、市值最高的公司，这一巨大的成功也使它陷入供应链争夺的旋涡。为了打败日本对手，美国处心积虑地推动芯片行业实现设计与制造分离，然而多年以后取得的成功带来了新的焦虑。美国极力修复制造被分离之后所留下的创伤，拥有晶圆生产能力的台积电和三星成为被再三拉拢的对象。供应链形态多变，常有意外发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会再出现巨大的分水岭。
没有工厂的戴尔电脑诞生了，1985年只做设计的高通诞生了，1987年只做芯片制造的台积电诞生了，它们共同见证了美国产业开始浩浩荡荡向外转移的一幕。“制造”已经被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离岸制造外包导致供应链向四面八方扩散。作为追求高利润的先锋，美国制造商主动参与设计，推动供应链在流动中寻找价值洼地。人力成本低的优势使得亚洲成为最好的承接地。“四小龙”应声而动，利用了这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量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导的。
这4个国家和地区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一路接手了以美国的纺织、服装、玩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随后继续推动产业升级，发展了电子、家电、半导体、汽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供应链整体搬家，伴随着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与本地廉价但好用的劳动力相结合，“亚洲四小龙”被缔造出来，继日本之后迈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日本汽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市场的崛起，被看成是从车间现场赢得的胜利。日本工厂延续工程师视角，进行了卓越的改造。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们对丰田汽车的生产方式展开调查，并命名为“精益制造”。这震动了美国产业界，精益生产的理念被车间广泛借鉴。
然而精益制造对供应链的革新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这一点历经很长的时间才被人们发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汽车制造商，都在反复实践之后意识到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在全球推广丰田汽车精益制造的理念，其实是非常难的。丰田开放了所有的要点，并且展示了清晰的理念，包括“看板”、“自働化”（Jidoka）、零库存生产等。
但是对于精益制造的拥戴者而言，只学习这些理念是远远不够的。丰田所具有的能力，其实还隐蔽地根植在一个复杂的供应链系统之中。丰田在名古屋经营多年，跟供应商形成了一个复杂决策的“巨系统”。工艺设计、质量管理、生产调度，都成为巨系统的一部分。名古屋这座汽车城，早已被“调教”成一个适应丰田生产方式的供应商体系。简单地将精益生产理念从城市“挖走”，根植在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并不容易存活。供应链的作用被折叠了。
这是日本制造经过长久实践而获得的能力。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和贫乏的资源，日本制造开始形成将原有的部分岗位变成外部企业的趋势。这跟福特汽车在胭脂河工厂实行的垂直一体化几乎包办所有环节的方式大不相同。日本形成的是一种外部分包的制度（日本称之为“下包”），让发包方与供应商紧密结合。早在1959年，丰田汽车就开始跟供应商密切合作，从价值流的角度，分析一切可能节省成本的地方。组装厂与供应商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成为惯例。这种方式开始在日本的电子、电机、仪器等行业扩散。在这个时候，日本整个制造界都陆续启动了层层外包、层层利益共享的实践。一级外包企业负责管理二级外包企业，二级负责管理三级。供应链的等级制度由此形成。
这不仅仅是外包形式的变化，它还同时带来了供应商之间的新关系：确定价格是核心。在1983年的一次调查统计中，83.4%的日本企业回答“价格是双方商谈后达成的”。双方从不对等的关系，转向共同解决问题。供应链变成一种文明的伙伴关系。
然而一级主力分包商的分层思想，在欧美仍然不入流。供应链集中化管理的价值并没有受到重视。198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12 000家厂商保持着原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关系，另外又与25 000家服务商进行“直接交易”。
需要处理如此多的供应商，使得美国整车厂已经陷入细节管理的泥沼。日本成熟的供应链分层管理方式终于受到重视，福特、雷诺、宝马也都开始行动起来。1988年奔驰汽车才计划与众多非关键零部件供应商脱钩，将责任集中到系统组件厂商的一级外包企业。汽车行业的Tier1、Tier2的供应商等级秩序，因此得以确立。
供应链的秩序，终于在欧美最重要的汽车行业得以确立。可以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制造已经做好了供应链的解耦准备。1990年之前美国企业在谈论“全球竞争”的时候，其实还是针对日本和欧洲企业在美国本土进行竞争。
在此之后，全球竞争开始走向更广阔的战场。
制造过程的各个环节之间已经开始松绑，围绕分工而形成的全球化即将拉开帷幕。1993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总逆差之比仅为3%，加入WTO的2001年，该比例为8%。这个比例逐步增加，在2015年前后达到了50%。这意味着全球所有其他国家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大约和中国持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和年份。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全球化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2年到2015年，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化1.0”；第二个阶段从2016年开始至今，我们称之为“全球化2.0”。它依然处在变化和成长之中。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开始明显加速，印度敲响了这个钟声。1991年，处于严重经济危机之中的印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极为重要的是实现与全球经济接轨。它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开创了经济自由化模式。这意味着国外资本在印度的投资可以自动获得许可，资本开始向这个交易成本的洼地流动。这个濒临崩溃的人口大国，趁着融入全球化进行了重大调整。
繁荣的物流景象也能反映全球化进程，平静的海面上行驶着忙碌的货船，海面之下正在酝酿新的力量，那就是海底光缆。从1970年到1990年的短短20年，异军突起的光纤打败了铜材料，实现了长途通信的革命。光纤成为连接长途电话中转站的角色，而且将从城市局域网一直延展到跨洋长途光纤。
至此，以光纤作为跨洋通信基础的全球化，才能够真正开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信息平权时代，也徐徐拉开帷幕。1992年，跨太平洋4号电缆PC-4连接美国和日本，是全球化极具象征性的节点。信息流的传递，被附加在物流之上。跨洋电缆对北美和亚洲之间货品往来的物流而言，有了更强大的控制神经。距离和时间，都不再成为沟通的障碍。第二年，中国第一条国际海底光缆——从上海南汇到日本九州宫崎的中国到日本（C——J）海底光缆建成。它的通信能力是7 560条通话电路，这是1976年建成的中日海底同轴电缆能力的15倍。
此时的中国，正在为融入全球化的通信网络世界积极做准备。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建设了近20条国际海底光缆。广袤的海洋形成了巨大的物理距离，但就信息流而言，光缆则将这些距离清零。中国与全球的信息开始同步。高容量光缆的带宽，让信息流动以空前速度发展。PC-4跨太平洋的带宽频率，在此期间从每秒0.56GB（吉字节）一路跳升到每秒640GB，10年间增长了1 000倍。
信息高速公路一直在扩容，在海面之下不动声色地承托起陆海空繁忙的交易，以及各个制造基地之间频繁的信息交换。外包、离岸制造被看成是优秀的管理手段，受到经营者的追捧。信息技术也开始崭露头角，它影响了企业家的管理理念。
离岸制造确立了一种完善的商业模式。跨太 平洋通信使得贸易与决策信息可以被即时传递， 加上空运和海运的有机组合，使得低成本的制造 和高效率的贸易网络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但更重要的，还是面向管理者的信息化软件的支撑。
此时的企业信息化已经开始展现巨大的力量。独立的企业资源管理软件ERP公司德国SAP以模块化、共享数据库的形式，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化支撑。任何一个部门进行数据更新，其他部门也会实时更新。这意味着企业各部门协同处理信息的效率大大提升。SAP这种打通企业各部门之间信息壁垒的信息化技术，改变了企业组织生产的形态。正是这一点，支撑了美国戴尔能够采用直销的模式进行生产。先订单后制造的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将制造工厂迁移到任何离用户最近的地方。而生产组装销售周期，则从22天缩减到3天时间。没有信息化系统，是不可能支撑供应链如此高效的。1989年，Oracle首次发布面向制造应用的库存管理模块，这是它面向制造业ERP软件的开始。SAP和Oracle成为日后全球制造业最受欢迎的两大ERP软件。
信息技术使得管理者似乎拥有了无坚不摧的武器。1993年出现的企业再造理论，完全迎合了这种技术思维与管理理念的结合。管理学家已经为企业家准备了砸碎传统流程、果敢拥抱全新流程的各种武器。供应链渐渐变成企业家手中的利器，只需要做好设计和品牌营销，将琐碎、无聊、危险的生产外包出去，就可以实现财富的集聚。而企业和机构之间只需要控制供应链的接口，用订单、信息、物流就可以相互紧密地嵌合在一起。这真是完美的商业模式。
商业的本质就是高效。如此依靠外部组织结构所形成的嵌合，需要高度精确的对接和控制。成本、质量、交期，样样都不能出差错，一定要有合适的承接地。 供应链就像是奔腾的洪流，四下散开 去寻找最稳妥的巨大洼地。
以“亚洲四小龙”的分工作业为代表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使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有了初步的形态。尽管这依然是局部的全球化，但制造外包、供应链四处安家，已经证实了经济上的可行性。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东南亚作为供应链基地的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体量小、市场容量不足的国家，还不足以成为全球化的支点。不过，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看成是全球化走向成熟的标志性节点。全球最有效率的产业工人对摆脱贫穷的渴望，加上地方政府的有效运转，承接了这股喷涌而来的巨流。此前供应链在东南亚生产基地的流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似乎都只是序幕，中国制造正式唱响了全球化的主旋律。
只是当时人们还未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2001年，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GDP总量的1/8。人们需要等到20年以后，才能看清楚这一分工的意义。2022年，中国GDP总量是美国GDP总量的70%。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占GDP比重达到33.2%；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占全球制造业比重接近30%。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占全球制造业比重分别约为11%和17%。200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成为全球第一之后，就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
不过，美国也是巨大的受益者。全球市值排名经常位列第一的苹果公司，90%的手机制造是在中国工厂完成的。从2014年起，连续9年排名世界500强第一的沃尔玛，在中国的供应商达到了20 000家，每年从中国采购的商品总量占全球采购总量的70%左右。而市值超过德国大众和日本丰田总和的科技明星特斯拉，2022年在中国市场的电动汽车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40%。特斯拉设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全年交付超过71万辆，占比高达54%。
美国这些顶级财富都建立在中国供应链的基础之上。中国不仅提供了市场，也提供了强大的制造能力。这是美国设计与中国制造联手所赢得的胜利，二者形成了系统性嵌合。
如果从股市的总市值来看，美国形成的资本财富是遥遥领先的。1990年，美国排名第一，达到3.09万亿美元，仅仅比排名第二的日本多出100亿美元，差距可以忽略。中国股市刚刚起步，中国企业的市值只有20多亿元人民币。然而到了2020年，美国为44.5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中国的4倍，也是日本企业市值的6倍。日本企业被甩在了后面。
可见，全球化分布制造让中国变得更强大，让美国变得更富有。
如果说中国制造之所以发展，得益于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那么将供应链外包出去的美国，它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一书中给出了一种解释：美国GDP的增长，已经脱离了跟实物之间的联系。
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实际GDP翻了一番，但消耗的非燃料原材料却基本保持不变。2000年以后，美国单位GDP所消耗的单位矿物商品（铜、铝、铁、镍、水泥等）显著下降。2019年，美国单位GDP能耗仅达到中国单位GDP能耗的45%。美国GDP在增长，但消耗的石油和煤炭却在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经济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信息技术本质上加速了思想和知识的传播，产生了比制造业更大的增量财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谷歌、苹果、脸书、微软创造了惊人的市值，而传统的工业巨头如通用电气、波音都只能排在后面。美国资本也对此做出了选择，2022年软件行业继续在风险投资领域占主导地位，约占美国所有风险投资的37%，而面向IT硬件设备的风险投资仅占3%。
信息技术让知识更值钱，也可以让GDP增值，而且无须消耗更多实物，而这些实物承载在供应链中。 全球化分工带来了信息高地和制 造洼地的价值交换。
跨国企业成为模糊民族国家界限的一股非常强大的商业力量，而供应链就像藤蔓一样，将这股力量蔓延到各个角落，它需要充足的养分。美国是推动供应链洪流的主导者，中国就像一个超级盆地，满足了美国的需求。如果说全球供应链的力量是一个变化的函数式，那么最大的变量无疑是美国和中国。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跨地区膨胀深化的现象。
它所形成的跨地区连接，其实也是权力关系的延伸，包含政治、军事、金融和制造体系。就制造视角而言，供应链是全球化最有力量的触角。
然而，全球化的形态在2022年有了非常明确的变化。疫情对生活的影响到2022年底已逐渐消散，但对供应链的长远影响却愈加明显起来。供应链过度集中的问题，被视为一种影响未来的不安因素。
美国在2022年接连出台了三个与产业政策相关的法案，这对于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举动。这些法案连同更加严厉的制裁、脱钩、围堵等手段，都指向了中国。
俄乌之间的冲突彻底打破了欧洲廉价能源的格局，这给欧洲工业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这些事实，让既有的供应链自由化布局受到重击。廉价且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开始受到质疑， 供应链主权的意识也飘散过来。一种 全新的“地理再发现”的全球化模式开始出现。 供应链的专业化、集中度和高效率，一度是全球化的极佳刻度尺，但这种思路似乎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