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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期，军王村村民的经营成果分配主要分为农产品分配和现金分配。村民一般选择“存粮不存钱”，因此使得家庭分配以农产品分配为主。农户围绕国家、家庭等分配主体，由当家人掌握分配权，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分配惯行和关系。
在传统时期的军王村，分配单元与产权单元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一致性，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
不分家的小家庭，分配单位与经营单位是一致的。分家后的小家庭主要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家长没有填房的家庭。家长没有填房的家庭分家后，父母一般由儿子轮流供养。这样的小家庭的劳动成果除了自家分配，还得留出父母的养老粮。
二是家长有填房的家庭。比如弟兄仨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老大、老二是同一个母亲生的，母亲死后，父亲又找了一个妻子，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分家后，老大、老二单过，父亲跟小儿子住在一起，地都归小儿子。这个时候分家，就得先把老人的地留出来，留多少没有标准，按人口分。在1949年以前，大部分是轮流供养父母，跟一个儿子生活的不到十分之一。
一是老人单独居住。老人的养老田平均分给儿子耕种，儿子们每年交养老粮给老人。老人不参与儿子们的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但可以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
二是老人与儿子居住。产权单位与分配单位不一致。养老按照老人的意愿，他愿意跟谁，就跟谁，愿意让儿子轮流供养就轮流供养。如果不轮流供养，父母跟着的那个儿子分家时会多分一些。
1. 当家作主
在军王村，关于当家人，有外当家和内当家的说法。在2代或者3代或者4代同堂的家庭中，如果没有分家，一般情况下爷爷当家，掌握家中的分配权，奶奶相应地被称为内当家。对此，王世良老人说道：“那时候，经济权一般在老头子、老妈子身上。”当老人与儿子一起居住时，儿子结婚后，也是老人当家。当老人年老体弱，不能下地干活时，便不会负责地里农活的安排，但仍然有分配权。
2. 当家不做主
当家人与家长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当家人因年龄关系或者其他事务缠身，会将具体做事的权力交给儿子，不过自己还是家长。儿子在重大事情上要向家长报告，对外交往均以家长名义进行。王世良的爷爷是村里的“问公益”，即村长，比较忙，因此家里的事就交给父亲打理。但是家中的事情父亲还得向爷爷报告，爷爷同意后方可实施。“我们家当家人是大爷，家务活儿是奶奶安排。遇到大事，大爷会请示爷爷，一般情况下，爷爷都会同意。遇到大事，大爷会先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去请示爷爷看是否合理，如果可以就这么定了，如果爷爷决定不妥，就会提出意见。外人借钱、借粮食得给大爷说。”王世习老人对此说道。
1949年以前，绝大部分家庭是男的当家，享有家庭中的分配权，但也有例外，出现过妇女当家的情况。虽然有妇女当家的情况，但是在当地，一个家庭中的妾是不能当家的。有的老财主家庭，家里需要操心的地方多，家中的男人能力弱，不愿操这个心，其媳妇脑子聪明，能操持好，也会让媳妇当家。
例如，村落里老财主王守荣家，1949年以前，王守荣的父亲还活着，但是他们家里的事以王守荣的娘决定为主。当时王守荣的娘已经是村民眼中的“老妈子”，去她家借东西，不管是借什么都要经过她同意。王守荣的娘能当家，是因为她脑子快，各方面都能操办，也能支配农活。
在以自耕农为主的军王村，对于村民而言，因少租佃，在农产品分配中，主要是税收、自食、变卖、养老这四个方面。
1. 纳粮
1949年以前，当地村民称呼交税为“纳粮”。需要纳粮的土地被称为“大粮地”，所谓“大粮地”是指政府有档案的土地。年年得打差纳粮，军地属于大粮地的一种，比一般的大粮地纳税政策优惠，所缴纳税额比较少。村民会用“人家有大粮地”说明这人老实可靠。
日军入侵以前，收税标准不是按照人口，也不是按照土地面积的多少，而是按照每户应纳多少银子来确定。而每户应纳银子数目是以前就传下来了的。刚开始税收很轻，二三十亩地的农户所交税收不到一顿饭钱，可以找人代缴。例如王世良家有大约4钱的纳粮地，不足半两。在1949年以前，军王村纳粮地最多的为8钱，没有超过1两银子的农户，后来纳税标准一直在涨，甚至超过了1000斤。保长给每户1张粮单，上面写着“×××乡×××庄 户主××× 应交粮食×××斤”，虽然粮单上写着多少粮食，但实际上纳税是给银子。
2. 自食
军王村地主王世良家丰年大约种50亩地，可以收入大约8000斤小麦；高粱种植10亩，一年可以收获2000斤高粱；种豆子的地，大约也是50亩，一年可以收获两三千斤豆子；芝麻种植15亩，一年收获不到300斤的芝麻。王世良家中有10口人，在口粮分配上，一年大约3600斤用于自家吃饭，也有亲戚不干活儿来家里蹭饭的。
表3-17 1949年以前王世良家耕种及收成情况
图3-5 军王村王世良家一年豆子的分配情况
3. 变卖
豆子，60%打油上地，20%用来卖，剩下的20%用来吃。村民卖粮食，平时卖得不多，一个月卖150斤左右。一般是建房子时才会大量卖粮食，卖了来买梁、槫等材料。
4. 养老
分家的家庭需要专门分配粮食用于养老，儿子们是一年一年地给，平时也得给零花钱。村中流行一句俗语“够不够，三百六”，一年至少给360斤粮食，其中70%是细粮，如图所示，再给点小米、豆子、高粱等小杂粮。当老人无法自理时，儿子们还得负责给老人磨面，不然老人吃不了。儿子们轮流磨面，老大磨面一次后，老二磨面，然后是老三，这样依次轮流。无论长幼、贫富，每个儿子每年交一样多的粮食。在口粮上，村民认为每个儿子都种有一份养老地，这一份地收了一份粮食，交给老人作口粮，就不用动用儿子家庭的经济。
图3-6 养老粮食中各类粮食占比
1. 生产分配
第一，农具购买和维修。在农具置办或维修方面，当大型农具被损坏时，需要请木匠来家里干活。春天里请木匠的人比较多，比如犁头、耩等生产工具需要收拾一遍。请木匠时，家里得吃四个菜，如鸡蛋、黄瓜、白菜、豆腐、鱼，还得有一壶小酒，大概有半斤，工钱另外算。小型农具的维修在每年春天，大约在农历二三月的时候，会有串街打铁的来到军王村。农具修补后不能使用了，村民会重新购买，如在赶矿山会时买农具，扫帚、帽子等收麦子时的工具。在农具购买和维修方面，以王世良家为例，1945年以前每年大约花费150斤麦子购买或维修农具，1945年以后，农具贵了，一年需要500斤麦子。
第二，购买大粪和给看坡费。肥料是生产投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军王村距离县城较近，村民会去城里买大粪。中农以上的农户会分配一部分粮食作为看坡费。1945年以前给的少，发水没有收成，就不用给看坡费。1945年以后，据王世良老人讲述，他们家一年大约给100斤麦子作为看坡费。
第三，买地与建房。村民家中有盈余时，在家庭的多次分配中，买地成为分配中重要的一部分。村中有的家庭会因做小买卖挣钱而买土地，例如王万亮老人的父亲用买卖粮食的收入置办土地。建房也是在多次家庭分配中完成。在1949年以前，村民盖屋子得准备几年，就算村中的地主，建房子都要准备三年。
2. 生活分配
首先，日常生活分配。受地形和气候影响，村民们在丰年和歉收年生活分配不一样。村民不舍得吃，所以日常饮食占家庭总分配的比重较低，地主王世良家日常饮食分配占家庭总分配的比重也不足10%。不过即使再穷的家庭对过年家庭祭祀也很重视，都会分配一部分资金用于买祭祀用品，宁愿过年吃差一些，也要备足祭祀用品。条件好的家庭，每年会留出一部分资金给家庭成员买衣服，主要是内当家决定，根据需要进行添置，该买的就买，不该买的，要也不给。
其次，人情支出。在军王村，村民的人情支出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家随礼的人情支出，二是自家办红白喜事的消费。第一，自家向他人随礼的比重比较大，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以实物为主。村民王世良回忆时感叹：“家庭日常消费中，人情消费也不少。至亲摊上什么也得给些。”人情消费事项主要包括吃喜酒、喝豆腐汤、吃喜面，亲戚看病、祝寿等。随礼时，村民们一般遵循“看账随礼”原则，即别人给了多少礼，就还多少礼。如果是因请犋子欠下人情，此时可以选择多随一些礼。就一个家庭而言，随礼时，姐姐妹妹、姑娘家随礼最重，姨家轻一些，姥娘家跟姨家差不多。总体而言，父亲这边的亲戚礼多一些，母亲这边要少一些。也可根据经济情况随礼，如果经济条件好，随礼可格外拿得多。家里穷，拿不出，也可以只挂一个虚名，显得好看。第二，每个家庭都遇到“喝喜酒”“喝豆腐汤”等红白喜事。红白喜事随礼在家庭分配中，占比较大。穷人家庭担心承担不起，于是形成了“红会”“白会”等针对红白喜事的村民互助民间组织。有的家庭在老人健在时就开始准备棺材，富裕家庭还会卖2亩地，以此彰显自己对父母的孝顺。
再次，教育支出。在1949年以前，村子男孩子的读书率达80%以上，因此教育支出也是家庭分配中的重要部分。村民的读书目的，在蒙学阶段是为了认个字，不会“吃瘪子”。比如去城里街上办事，别人说了名字自己就可以找到那个地方，不认识字的话，就算到了也不知道。读书后能写字，可以记账，没有读书就只能靠脑子记，有可能遗忘。当时没有为了当大官而读书的。
最后，疾病支出。本村村民王守虔行医，能开药方，主治外科，尤其在治生疮方面有奇效，并且从不收取本村村民的医药费。村中另一位张广元医生，世代行医，医术高明，给富人治病采取包治，治不好不收钱。村里请不起医生，同时病人病情很严重时会请“下神”。有去郑家堂、莱家那边的村子请下神的，距离军王村4—5里，费用比请大夫便宜。遇到重大疾病时，村民常说“黄金有价，药无价”。一服药最便宜也得1斗麦子。对有重大疾病病人的家庭，疾病支出是一笔不可小觑的开销。
3. 家庭储蓄
据老人讲述，在1949年以前的军王村，村民家中现金储存很少。大部分农户不习惯在家中存现金，大户人家才会存现金。村民遇到事情需要用钱时，便开始卖粮食。
1. 妇女与家庭分配决策
对于家庭的长期规划，一般由男性掌握分配权。也有例外情况，家中男子能力不足，或者家中女子能力超过男子，也出现个别女性主导家中分配权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如厨房中的日常开销，每天的饭菜，每顿吃什么，吃多少，由女性负责分配。家中有婆婆在，儿媳需要向婆婆请示分配。
2. 教育分配重男轻女
传统时期，军王村在教育上，注重启蒙基础教育。在启蒙教育中，男性普及率比较高，而村中女性受教育的少之又少。普通家庭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均将教育投资在家中男子身上，只有地主家庭才将教育资源分配倾向于家中女子。
1937年以前，军王村因地属军屯，享有赋税优惠政策，赋税比非军屯的村庄要轻。有的村民的赋税还不够一顿饭钱，缴纳赋税需要去县里的赋税机构“房里”。有村民因赋税太少而欠税的情况，负责催欠税的官员来村里催村民纳粮，也不会为难村民。在这段时间，农民与国家关系和谐。随着日本士兵的侵略，赋税从之前的“纳粮”转变为“抢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