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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王村气候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受气候影响，每年降水不均。加之村内洼地多，每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旱灾、水灾发生。村民靠天吃饭，逃荒成为村民的一种生存方式。
1949年以前，军王村每年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旱，有时甚至会出现连续几年大旱的情况。根据区志记载，自清道光以来至1948年，当地共发生了8次特别严重的旱灾。其中有旱蝗灾并发，造成百姓饥荒。
表2-10 任城区1825年至1948年部分年份旱灾情况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任城区志》，第89页。
面对每年不同程度的干旱，村民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村中老人讲述了村民判断旱灾的俗语，“八月初一下一阵，旱到明年五月尽”，意思是如果农历八月初一这一天下雨，那么当地必然会出现干旱。
据老人回忆，每年农历四月底五月初，当地特别容易出现干旱情况。此时刚刚收完小麦，需要种豆子等晚秋作物，是最需要雨的时候，但是老天就不下雨。此外，春季也容易出现干旱现象，春季一旦出现干旱现象，便会影响小麦产量。严重干旱时，会出现“把麦儿”。
从前都是凭天收。春天要是不下雨，麦子就旱，产量就不高，下雨，麦子产量就高。那个时候没有水浇地的条件。下雨收300斤，不下雨只能收100斤。春天不下雨，小麦干了，用手就可以薅麦子，产量低，10亩不抵现在1亩，称为“把麦儿”。
干旱除了对粮食产量产生影响，还会影响村民对作物种植制度的安排以及对作物种植类型的选择。有的年份，在急需下雨时节，出现严重干旱，村民便种不上麦子，此时则只能收一季麦子。面对旱灾造成的不能种植小麦的情况，村民取而代之的是种植春芝麻，因为春芝麻不怕旱。
面对每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情况，当地村民形成了自己的应对策略。
1. 首选“晾禅”求雨
所谓“晾禅”，简言之，就是由寺庙的老和尚将寺庙的一部佛经请到寺庙的院子里晒，村民相信此举一定会带来降雨。当地村民常说“一晾禅，就下雨”。根据老人经验，一般“晾禅”后，不超过三天，就会下雨。因为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旱，所以“晾禅”求雨每年都会举行。每年农历五月初，小麦收后，种豆子等晚秋作物，需要雨水，但是天不下雨，此时则会举行“晾禅”。“晾禅”所用的佛经平日放在寺庙里，由老和尚看管。“晾禅”时，由老和尚将佛经请出至寺庙院子。因为寺庙附近各个村庄的人都可以去参加“晾禅”，所以“晾禅”时，人山人海。有的带鞭炮，有的带供品，不过带供品的人比较少。
2. 偶有多村联合求雨
除了通过寺庙的“晾禅”求雨，老人还记得曾经有过多村联合的集体求雨。农历四月底五月初，在收完小麦不降雨时，以十多个庄为组织单元共同举办一场求雨。每家每户都参加，各家主动烧水，通知求雨烧水的不是保甲长，而是邻居。求雨队伍有70—80人，其中有老和尚和老道人。求雨队伍抬着一个佛像，每个庄走一遍。求雨队伍都是义务求雨，不会向村民敛粮食。
1. 水井
水井根据产权分为私人水井和公共水井，村庄大部分水井为公共水井，在自家地里打的水井属于私人水井，私人水井大多为土井。
1937年以前，军王村有3个砖井，分别位于家东、家南、家中。三眼砖井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水井的位置跟天上的生门三星排列一致。古时候，有一种传说，夜观天象，“生门上，把麦耩；生门落，把麦割”。井大约是在明朝末期打的，由全庄的村民共同出力。
表2-11 军王村公共水井基本情况
2. 公坑
公坑刚开始为几户农户所有，坑崖挨着谁家便属于谁。东坑属于四五家所有，庙坑东边是地主王万和的，北边是王万祥的，南边是王安边的，西边是地主王守荣的。私坑是指只有1户村民自家修建房挖的坑，归自家所有，如王世习在自家东边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坑，后来盖房屋又将此坑填平。私人坑，其他人不能去挖土，以地契为证，也有界石。
表2-12 军王村公坑情况
3. 运河
济宁市郊区地处南四湖和北五湖之间，梁济运河贯穿其间。运河以东为山丘地区，水流自北向南，系山水型河道；运河以西为黄泛平原，水流自西向东，多系平原洪水型河道。
据《任城文史》资料记载，梁济运河，其前身为京杭大运河之一段。最早开挖于元朝初年，后经历代疏治，贯穿南北，主要用于“皇粮”漕运，故又被称为“运粮河”。1949年以前，军王村离此运河7里路程。据老人回忆，流经此段的运河水面宽为20米，运河两岸有5米宽的大堤。但由于年久失修，河身弯曲，河床高悬，每逢洪涝灾害时，航运闭塞，已成害河。此外，军王村附近还有一条小河沟，村民不知其名，但知道以前小河沟上有白石桥。
1. 公共水井的管理
对于村民居住地范围内的公共水井，村民的饮水用水规则是谁愿意用水谁用，不禁止他人使用。因为公共水井泉眼大，万年不干，即使是天旱的时候也有水，大家都能用上水。外村的村民也可以用本村公共水井的水，即使是出现天旱的时候也可以，但是外村的村民在自己村子也有水井，一般不用军王村的水。王世良老人对此说道：“庄上的水井，跟太阳似的，在哪里晒太阳没有人管。”村里没有看井的人，村民过年过节也不会在井边祭拜井神。
军王村以家户为单位提供取水工具。在军王村，家家户户都有柘沟罐子、柏木筲、钩担等取水工具。柘沟罐子的罐子口直径大约为30厘米，高大约60厘米，外形呈现椭圆。也有村民用大栲栳取水的。
此外，还有荣户儿提供的取水工具——水绳。家北的井有水绳，大约4米长，二指粗，直径有3厘米粗，绳子的末端有一个钩子。没有人看管，因为村民认为没人会去偷井绳。没有村民会用村内居住地的水井浇地，离的近的农户在落场的时候会用井水。
2. 私人打井的管理
位于村庄西边的土井是村民王继跃家挖的，挖土井不花钱只需要出力，其他村民也可以去他家的水井挑水。大部分村民是去北井，因为觉得土井的水不甜。谁到谁先打水，打井的人没有优先权。东西大街以北的农户基本在家北的水井挑水。最远的农户距离这口井300米，他们认为家南的井水不好喝。
3. 井的维护
私人水井多为土井，维修次数少，一般由挖井的农户自行维修。公共水井由村中好事儿的人组织村民一起淘井，组织淘井的好事儿的人都是自我推荐产生的。
4. 摆渡及其关系
村民赶王家集会经白家咀渡口，渡口距离军王村有5里路。军王村与白家咀村边界相连，两村之间隔着一个洼，两村的村民也都互相认识。渡口由白家咀的村民自己修建，河两岸有木头打的木板，过河的人踩着木头板上船。过摆渡，要给钱，两个人给5毛也行，给1块也行，没有标准。摆渡人不会赖着村民要钱，也不会说“没钱就下去”之类话语。村民们赶矿山古会时，人多摆渡人收的钱也多。摆渡人的船由庄上提供，公家不管平时渡口的维修。
1. 水井灌溉
第一，水井用水规则。1949年以前军王村的地都是靠天收，不会专门打井浇地。1937年以前，军王村只有王万典家地里有1口土井。因他家种园，即种植蔬菜售卖，需要经常用水。这口土井长2米，宽1米，深3米。日军来了以后，因为种植烟草的人多，土井随之增多。土井一般使用1—2年便填上。
第二，打井规则。2—3人就可打井。地里的土井都是在农户自家的地里，农户自己挖土井。土井底部一般是一边高一边低，这样的话，淘井的时候方便人上下。地里的土井也是自家人淘井，不会请村里人帮忙。
2. 公坑
公坑水的使用。一是附近的农户浇萝卜，离坑近的农户，利用坑里的水浇萝卜。二是落场（脱粒）收麦子需要用水浇地碾压场，使场溜光。三是意外失火，村民在坑里挑水灭火。四是“饮牲口”即喂养牲口喝水，牲口干完活就去坑里喝水。五是村民房屋排水，自然流到坑里。除此之外，由于南坑水质干净，水位低，有泉眼，村中的村民会取南坑的水做豆腐。据说比井水做的豆腐好吃，也比其他井水出的豆腐多。
1. 水灾概况：年年都发半坡水
据县志记载，清朝的268年中，境内大的水灾32次，特大水灾8次。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七月二十四，风雨交加，连倾数日，济宁城内房屋倾塌，民无栖处。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龙卷风从东南入境，民房被毁，重修城垣。民国年间，境内共发生水灾9次，特大水灾4次，其中1935年7月发生一次。1947年7月6日、7日，连续两天运河、府河、泗河泛滥成灾。7月、8月也都受灾，济宁县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淹。
民国时期，据王世良老人回忆，从记事起，年年都发半坡水，军王村内有70%以上的土地种不上小麦。在七七事变前发生过两次特大水灾，当时庄子四面被水围住，出门都得划船，村民们都束手无策。1937年至1940年左右，水灾每年有发生，但水量逐年减少。1948年和1949年也发生过水灾，收成不好，一半以上的农户都去逃荒，逃往河北。
当地年年发水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老运河开河口子。如前所述，流经军王村附近的老运河，由于年久失修，河身弯曲，河床高悬，当河流水流量大时，容易决口。二是下暴雨。连续多日的暴雨，容易造成特大洪灾。三是地形引起的“干发水”。当地有句俗语，“九岗十八洼十二连洼”。对此，王万坤老人说：“水都朝这个坡里来了，北边的水都往这边流。”
2. 水灾中的社会关系
第一，集体出动拔河堤。京杭大运河是悬河，河堤水的外面是豆子等庄稼，河堤一旦开口子，河水就流出来把庄稼都淹了。村干部每年都会带头去修河堤，有时候老百姓也会自发上山去拔河堤。拔河堤时，只要村干部在街上一喊“拔河堤去啦！”村民们就拿着钎，披着蓑衣去了。不去的也不会受罚，一般成人都去，从十七八岁到六十岁，岁数大的一般去看看就回来。河堤上全是人，不光有自家庄的，还有其他庄的。夜里也有人，由村干部安排。
第二，各村联合堵河口子。虽然每年都修河堤，但也有开口子的时候，水一冲，口子就开了。几十个庄子的人都去打桩，即石锷当锤子砸树桩。各庄都出树，底下让人把着，找四个人打石锷，锷直径有半尺。一个人喊号，喊声跟唱戏似的，大家一起用力。
第三，政府的惠民政策。清朝时期，因洪涝灾害发生灾荒时，在村民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政府会开具逃荒证明，以方便村民外出乞讨逃荒。民国时期，当发生特大水灾时，负责征粮的官员会下来查看，若确实无收，则会免除一年的税负。
历史上曾出现干旱与蝗灾并发，造成百姓饥荒，此时老百姓容易外出逃荒。年年发大水，也是造成贫困家庭的村民外出逃荒的原因。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先旱后涝，两手空空”，旱灾水灾并发，最容易造成大规模逃荒。
“先旱后淹，两手抓天”，每年都有灾，只是大点儿小点儿。1949年发大水，村民都去逃荒。先去市里逃荒，都是吃菜，吃不饱。往北逃荒，南边不行，北边好要饭。
1. 家庭内部关系
发生灾荒时，当年收的粮食都给家里不去逃荒的人吃。不够吃的时候，村民会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有时甚至出现卖耕牛的情况。军北村村民王万亮老人回忆时说道：“那会儿家里还有一头牛，不够吃的时候，就把牛卖了，用卖牛的钱买来吃的。”逃荒时，养不起童养媳就不养，把童养媳送回去，谁家的闺女归谁。
2. 逃荒单元：几户结伴
逃荒一般是联合几户一起逃荒。村民一般会选择邻居、近门子的亲戚一起逃荒，因为熟人之间能互相照应。例如，当时王世习家逃荒时，一起逃荒的有世昌家、万光家。“世昌家种我们家的二八粮，万光家跟我们家是邻居加近侄。”王世习老人回忆这段逃荒日子时说道。
3. 逃荒中的贫富关系
自然灾害的轻重程度会影响村庄中富裕农户是否逃荒。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七七事变前发生过两次特大水灾，当时庄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户都出去逃荒了。家里有粮食的也出去逃荒，有土地的也会出去，土地多的也有去要饭的，因为地被水淹没了，无法收获粮食。王世习老人家在1949年以前算是村里的“荣户儿”，他们家也出去逃荒。王世良老人说：“村子经常涝，村民要逃荒，有钱的人家也担心歉收，因为村里的土地不是旱涝保收的。”
4. 雇佣与雇佣关系
军王村是以自耕农为主的村庄，但在发生灾荒时，有租佃关系的农户，没有收成就不用交租。王万亮老人说：“老早的给东家说说，就不交了。”发生水灾的年份，家里请的长工工资照常给。长工工资不高，逃荒时就不再雇用，需要的时候再另外找人。
5. 逃荒与信仰
发生灾荒时，村里不会组织求神、拜神的活动，也不会祭祖。村民认为一穷就什么都不怕，也不怕鬼，也不怕神。此时既拜不出钱，也拜不出粮食，拜不拜都无所谓。越是穷的时候，越没有人张罗这事。逃荒时，没有跟祖先烧香的习惯，因为饥饿时都没有心思干这些事情。
6. 逃荒与国家村庄家族救济
发生灾荒时，国家、村庄、富裕人家及家族都没有救济。国家不光没有救济，还会下来收粮食。村里也没有救济，因为村长也去逃荒，“那会儿是王万忠当村长，他也去逃荒。他家还有一二十亩地，喂着小牛儿，算是中农户。”王世亮老人回忆说。富裕人家会照顾近门子的亲戚，不过也只是临时关照，长期照顾也不行。家族本家之间没有相互帮衬的，分家的兄弟之间也没有，外面的亲戚更没有。
7. 逃荒与治理
逃荒时，不跟县里打招呼，也不跟保长或村庄治理者打招呼。如果长期待在这个村庄，就得找个闲置院子，就说自己是从哪里来要饭的，向村民们打听村里的闲屋，热心的村民就会告诉他“某某家有闲屋”。逃荒者经过主家同意就可以住下，一般有闲屋的人家都会答应。要饭也得实在，不能偷人家东西。
旱灾、水灾的双重压力形塑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村民及村民之间关系也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村民信仰的影响。在传统时期，因为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旱，所以村民每年都会举行“晾禅”。但当村民因水灾、旱灾而逃荒时，信仰就会受到影响。村民离开家之前，不会祭祀祖先或者神灵，他们认为饭都吃不起，求神拜佛已经没有作用。
第二，对村民之间感情联系的影响。水灾旱灾增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当遇到灾情时，村民会结伴，几户一起逃荒。遭遇严重灾情时，地主家庭也会出去逃荒。同时因为村民有逃荒的习惯，所以对外来逃荒者态度友好，允许外来逃荒者定居。
第三，对村民之间合作关系的影响。水是生命之源，水井连接着村民的生活。村内有公共水井和私人水井，在水井的使用和管理上形成了共用水井、共同淘井、私井公用等习惯。此外，村内还有因修建房屋而形成的公坑，公坑里的水也是村民共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