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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学楼是苏联人设计的，沿街而落，坐北朝南，总共三层，左右以中轴对称，近似涅瓦河畔的冬宫，一把灵匕铡入大地的腹中，孕育着圣母、圣徒与圣子。始建于一九五一年，盖了两年半，中途停工一段时间，许与国际形势有关。外墙斑驳，经年涂改，标语被拆成了笔划，如同折线，向上延至无尽。顶部镶着一颗泛暗的钢制五星，原本底下还有一柄斧头和一把镰刀，于一九五八年某日连夜拆除，去向不明，仅存这颗五角星，重新钉嵌，移至正中央，风雨不蚀，透着幽沉的赤色。外墙黄绿相交，一度长满了爬山虎，不知何人所植，密布覆盖，像远古异兽的鳞片，彼此挤压倾轧，渗出汁液，楼体沉静，隐匿其中，也像虫族的暗室巢穴，一张一弛，缓慢地呼吸着，吐出瘴气与毒液。后因植物长势凶猛，遮光过度，壁虎栖息繁衍，墙体开裂，瓦面岌岌可危，不得不一次次地请人修整，校方对此甚为头疼。一九九七年，两位外地口音的男性拜访后勤处，带来了五箱苹果，两桶十斤装白酒，以及一种自己调配的药水，呈油状，颜色接近止咳糖浆，如被夕阳煅烧过，装在玻璃器皿里，据说功效显著，目前尚处保密阶段，正在申请科研专利，只需随意喷洒在叶片上，过不了几天，便可自行掉落，且不再生长，绝无后顾之忧。校长亲自督阵实验，后勤主任献出办公室里的一盆君子兰，遵照嘱咐，先以茶水稀释药水，平稳倾入搅动，又加入半箱消过氯气的自来水，一并灌入喷壶，轻轻按压，射出水雾，均匀落洒在宽厚油绿的叶片上面。校长极为满意，很享受这一过程。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与绑着头巾的范伟联手出演小品《红高粱模特队》，里面有句台词，形容时装模特的登台亮相也如在给作物洒药：收腹是勒紧小肚，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斜视是要看清果树，这边加压，那边喷雾。为此，校长召开了一次誓师大会，动员全校教职员工上阵，为学生们做好表率，齐心协力，共同铲除反动祸患。实验很成功，没过多久，那盆君子兰的叶片尽数枯亡，向内萎成一朵，如被抽去了筋脉与血液，仍保持着一种小小的绽放形状，似可团入掌心。校长命人拍下一张照片，储存记录，以供后来者借鉴参照。二〇〇四年，校史馆重新开放，我们班级被派去清扫卫生，灰尘铺天盖地，滚滚袭来，大小物件凌乱散落，没有历史，全是破烂。邱桐后来跟我说，她见到了当年的这张照片，装在一个旧文件袋里，保存完好。我不太信，问她说，真有？她说，骗你干啥。我问，到底长啥样？她说，就跟冬天里你的鸡巴篮子似的，缩缩着，冻成个逼型。我说，我跟你没法唠。她说，不是你非得问的么，我还犹豫着要不要揣回来，给你留个纪念，后来想了想，好像也不大吉利。
两位外地男性是跟后勤主任一起被抓起来的。那时，人们醒悟过来，他们几个长得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嘴部肌肉，讲话时总爱往右侧轻咬一下，似要将那些窜出来的句子再吞回去。三人本是兄弟，另外两位在老家的化工厂上班，老大当库管，身体不好，有糖尿病，老三是司机，闷头闷脑，不善言辞，有过婚史，媳妇被打跑，留了一个四岁的孩子，患有小儿麻痹。厂子周转不灵，工资拖欠一年有余，厂长说，要钱的话，那是一分也没有，要我的命，那也是一分不值，东西都摆在这里，谁有办法销出去，那算谁有能耐，谁有能耐，谁就能走进新时代，谁的心情就豪迈。所以，不光是为了生计，也想要活得豪迈一点，老大和老三承接军令，运出一车浓硫酸，往西再往西，直接奔了过来，在郊区租了间平房，套上起毛的西装，揣着介绍信，四处苦心推销，几个月过去，持续碰壁，毫无成果，俩人成天脸对着脸，闷头抽旱烟，互相看不顺眼。跑到学校里向老二求助，实在是走投无路，才有此下策。后来东窗事发，也不是因为这些爬山虎，事实上，那次修整的效果不错，可谓历年最佳，叶脉迅速枯死，争先恐后地掉落下来，折绕成枯林，盘踞在地，如蜕掉的一层死皮，或化疗后脱落的大把头发。只是清理起来有些麻烦，需三五人一起，抱在胸前，连拖带拽地移出校门，情态近于那幅世界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事故起因是储存车罐的泄露，开始是一点一点向外渗，随后窟窿渐大，锈蚀严重，无法判定是否人为。平房不远处就是大片的农田，种着一株株玉米，已进入蜡熟期，籽粒由绿转黄，形状饱满，长得很密，还有一道民用沟渠，罐车就停在旁边，当日无风，平静流淌着的黑水里突然向外鼓出白汽，升成一道十几米的烟柱，笔直射向天空，味道刺鼻，无人敢去接近。上报之后，拉来好几卡车的建筑材料，大家戴着口罩，抄起家里的脸盆，盛着石灰往上面铺，又盖了几层厚厚的沙土，如在埋棺，即便如此，白雾还从地底往外面钻，粘滞在空气里，许久不散。农田肯定是废掉了，被冲毁的也不仅是庄稼、水渠，还有那间平房的狗窝和地洞，他们兄弟养的杂种狼狗早就不知跑去何处，而在灌满黑色液体的地洞里，意外发现了一具尸体，腐蚀严重，似被镂空，身体蜷在一处，看着像小孩儿或者一位佝偻的老者，地洞外边是两把铁锹和一副尿黄色的橡胶手套。没人知道死掉的是谁。
我问邱桐，这事儿你咋这么清楚？她说，废话，后勤主任是我爸，剩下的那两位，一个是我大爷，一个是我老叔，都实在亲戚，你可别给我说出去啊。我说，原来你家的基因这么出色。她说，是，你看着办。我说，我现在有点想去退房，还来得及吗？邱桐说，怕了？我兜上裤子，说道，也不能这么讲。邱桐伸手过来，扒拉了两下，说，你看，又往回缩，真随你啊，啥也不是。我说，内心多少泛起一点波澜。邱桐说，咋还拽上词儿了，这会儿又显你是语文课代表了。我说，我谁也代表不了。邱桐从床上蹿出来，搂紧我的腰部，半天不放，空气静默。我咳嗽了两声。她说道，要不，我给你嗦嘞两口？我说，那委屈你了。邱桐听后，一脚将我踹开，说道，怎么也不要个逼脸，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我一边骑着车，一边在心里忿忿不平，我没以为自己是谁，你也不要以为自己是谁，我啥也不是，你也不是个啥。邱桐横跨在后座上，两手乱晃，也不搂我，她的腿偏长，脚掌要保持着上抬的状态，才不至于拖到地面，我骑得飞快，故意往沟里引，她一声不吭，像在赌气。付完房费，我兜里还剩二十五块钱，她一分也没有，避风塘十八元一位，时间不限，枣茶随便喝，没了自己续，还能吃瓜子，下跳棋，看过期的彩图杂志。我进去后，在角落里找了个座儿，越想越不是滋味，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没过几分钟，邱桐跟着一大帮外校的混了进来，勾肩搭背，有说有笑，不知道怎么聊上的，她就是有这个本事。落座后，还陪着打了几把扑克，扫视一周，才回到我这边。我没理她。邱桐自斟自饮，一口气喝了半壶水，问我，最近肖旭跟你说我啥没？我说，没。我问她，孔晓乐跟你说我啥没？她说，说了。我说，啥。她说，说看你好像一个根号二，遥哪出溜儿。我说，啥意思。她说，身高，一点四一四。我说，我操你妈啊邱桐。她说，别自卑嘛，你看你这个人，又不是我说的啊，我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你很高大，特别威猛，身体灵活，动作矫健，烫个头就能去演《灌篮高手》，登梯暴扣，你看我说的行不。
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为何那时每天要跟邱桐待在一起，虽是同桌，但不至于课余时间也往一起凑。有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是她爸，只要她一叫唤，我就像接到了某种指令，立即奔去查看情况，解决问题。得知她爸进去之后，我就不怎么敢往这方面想了。我知道，邱桐不喜欢我，她喜欢能在晚会上说相声的，懂点儿杂技曲艺，爱好很独特。当然，我也不喜欢她。我谁也不喜欢。非得挑一个的话，可能比较倾心于孔晓乐，梳个五号头，长得干干净净，不多说话，据说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小就读过不少世界名著，比我可强多了，我就看过几本作文选，不属于一个系统的。有一次，老师让孔晓乐朗读自己的作文，什么题目忘了，反正里面引了一句米兰·昆德拉，当时我心尖儿一颤，如蝶破茧，迎向光明新世界，既有酸楚又有甜蜜。原因是前一天在网吧里听过首歌，里面唱道，你终将认识一个女友，在她面前，你不小心掉出一本米兰·昆德拉。我是没掉，但孔晓乐掉落在我的面前，轻轻地，翩然而至。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邱桐不这么认为，她觉得不论轻还是重，都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你不受着呢么，我也在受着，她妈跟她说过，人生无非就是三个字儿：活受罪。我说，这是一个词儿，习惯俗语，不是三个字，你语文真的太差了。邱桐说，不对，得先分开来看，活，人嘛，无论你我，都在活着，受，意思就是承受，忍受，自作自受，反正都不好受，罪，出生之前就有，活着也有，像钟乳石一样倒悬在洞穴里，一点一点生长，世界也就是一个溶洞，喀斯特地貌，我们坐着小船从此经过，你看，我的比喻是不是还行，所以，连在一起，不是活着就要受罪，而是得去感受我们的罪，这样才算活着。我说，你跟我在这儿排列组合呢？她说，你就说有没有道理吧，受不受教育。我说，不受。邱桐说，那你觉悟不够。我说，我也没罪。邱桐说，像你能说了算似的。我说，你妈说了算，行不。
我猜我是我们班里唯一见过邱桐她妈的人，高中三年，她妈连一次家长会都没来过，这导致我有时觉得邱桐是个孤儿，无依无靠，进而又多出几分莫名的怜爱。后来有一次，我骑车送她回家，她妈在街边喊住我们，穿一身淡黄色的睡衣，裤脚儿飞边子，看着脏兮兮的，手里掐着烟卷，我跟她妈问好，她妈连忙热情地点头回应，东一句西一句，嘘寒问暖，表现出来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谄媚之态，邱桐的脸沉在一旁，半天不讲话。那一刻，我几乎确认了自己就是她爸，也即这个女人的前夫，离异之后，负责照应女儿，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将女儿抚养长大。这些年里，她一定做过许多对不起我的事情，那些虚假的笑声意味着无可弥补的愧疚。而我到底会不会原谅她呢？确实想不清楚，有点超纲。她妈长得跟邱桐一点也不像，个子矮，小脸盘儿，妆化得很浓，眼睛滴溜乱转，看着发贼。我问邱桐，你妈平时是干啥的？她说，做买卖的。我就不再往下问了。那些年里，如果谈起一个人的职业，不管是做买卖，还是炒股票，或者干工程，其实都是在说，没有工作，靠打麻将为生。我当时不太理解这一点，月有阴晴，赌有胜负，再怎么厉害的高手，也要讲一点运气，无法一直赢下去，更不可能每天都往家里拿钱，负担日常开销。后来等到我彻夜打牌时，才反应过来，打麻将也不是为了赢，而是一种构建自我认同的方式，以最小的单位对外部世界进行一次抗诉，也就是说，必须要维持着一种根本性的运动，投入自身拥有的时间与意义：四个人团结紧张地结成一桌，那便是精神上的守望与互助，而打出去的每一张牌，又都是一次次的独立行动。
邱桐家住的房子很旧，楼前有一座残破的环形花坛，内外两层，无人打理，里面没花，也不长草，全是碎玻璃和砂砾，蚂蚁爬来爬去。她上楼后，我总在花坛边上坐一会儿，再骑车回去，精神恍惚。邱桐说，我有时候在楼上看你一眼，就待在那边，也不知道想啥，装他妈深沉。我说，不是，我本来就深沉。邱桐说，我不知道你？我说，咱俩这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邱桐说，其实我那天一进房间，就后悔了。我说，我也是。邱桐说，咱俩真不至于的。我说，我也这么觉得。她说，后来万幸，没成，我还挺感激，不然现在算咋回事，对吧，我就想试一试，俩人儿抱在一起，到底是啥感觉。我说，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之前好几宿没睡着。邱桐说，本来也什么都没发生，别往心里去。我说，那行，但我还有一个问题。邱桐说，你问。我说，你这跟我是第几次？之前是谁呢？总共有几个？我都认识吗？邱桐说，这都他妈几个问题了。我说，能不能跟我说一说。邱桐说，这些你就别管了，跟你关系不大，我妈还老跟我说一句话，你也记住，她说，别操没有用的心。
高中期间，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期许，无论是感情还是学业，好或者坏，都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不过，我有着一条自己的原则，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我始终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灰溜溜的人。很难去描述这样的人到底如何，但我确实见过不少次。比如校史馆对外开放当日，毕业多年的校友回来参观，学校为此特意重做一块大理石牌匾，黑底金漆，嵌入墙内，校名那几个字是郭沫若当年题写的，被一位教职工私自存留下来，当作至宝，传给后辈，只是一张泛黄发脆的纸条，不过一拃长，那天展示时，那位后辈小心地站在旁边，像一位没怎么得到过上场机会的守门员，举手投足生硬异常，精神高度紧张，生怕损坏或被盗去，结束后，饭也没吃，屁滚尿流地带回家里，摩挲着入梦，从此再未出现。以及，我那位离家出走的同学，留下一句话，说要骑着自行车去北京，找一幢最高的楼，从上面跳下来，以示对教育制度的抗议，两天之后，安安稳稳地回到教室，背起手来继续听课，没人关心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有一天他自己也会明白，即便跳了下去，我们所能给予的也不过是鄙夷罢了。我们比制度本身还要残忍得多。再比如，我跟邱桐出去开房的那天夜里，我回到家后，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我妈在厨房里骂我爸，原因是她刚翻过我的口袋，知道我这一天花掉多少钱。她说，这就是你的儿子，我他妈没白天没黑夜，快要卖血供他了，他拿着钱出去跟女的花，真随了根儿，以后这孩子我不管了，你自己管。我爸说，随了谁？我给谁花？我妈说，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爸说，我他妈怕你知道？我妈说，不是有孩子的分儿上，我能跟你过？我爸说，你爱过不过。我妈又开始翻他的兜，钥匙撞在一起，稀里哗啦地乱响，然后她问，你的钱呢？我爸说，没了，花了。我妈说，花哪儿去了，不说明白，今天咱俩没完，我的话放这儿了。我爸说，逛窑子吃豆腐渣，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就他妈花，操你妈的，我现在出去接着花。
然后是关门的声音，总有一个人要离开。不是用力摔响，而是轻轻地，那么轻，锁舌弹出来又悄悄扣紧，合拢不动，怕把这个夜晚吵醒。我又想起孔晓乐的作文，这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做梦，也不想分辨。走出去的人们，总归是灰溜溜的，像那位揣着纸条的后辈，或者离家出走的同学，再或者我爸和我，惴惴不安，一无所有，灰溜溜地走在前面。人越是不想成为什么，就越会变成什么，如同一个诅咒，你所惧怕的事物总会来临，跑是跑不掉的。别操没有用的心。
十几岁时，我目睹过很多次的坠落，它们在我的生活里接续发生，层出不穷，不止于背驰的成长行径、糟糕的情感经历与不可理喻的生存姿势，而是显现为一种真正的疲态。我亲见他们自行步入泥沼，任其摆布，打不起精神，四肢软弱，没有挣扎与抵抗。我感觉得到，接下来漫长的时光里，他们将渐渐沉没下去，悄无声息。甫一出场，便抵顶峰，之后竭尽全部的想象，也没有一个可供去往的方向，无法再次振作起来。我对此怀有一种深切的恐惧，时常提醒着自己，千万不可堕入其中，我与他们不同，更肮脏也更坚硬。米兰·昆德拉说过，人一旦沉迷于自己的软弱，便会一味地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比地面更低的地方，无非艰险的溶洞，如洪钟，如塔林，仅可一人穿行，我从此游去，保持着绝对的机警，唯恐陷落，或被割裂身躯。事实上，多年之后，我发现这种忧虑毫无道理，预感悉数破产，那些凝滞其中的人们，总会寻得一个冲出重围的方法，如复燃的灰烬，轻而易举地将过往付之一炬，他们比我更加游刃有余，紧抱着命运，重新书写刻度，从此变成切合时宜的新人。我却依然行在死荫之地，劳作历险，耗尽心血，投入诸多的努力，只是艰难地维持着普通与平庸。我想，这并不存在公平和公正的问题，亦非个人境遇所能完整概括，当我们意识到自身不过是吸附在岩石、荒野与海洋上的一堆无机物，在更为广大的虚空里环绕飞驰之时。
我上一次见到邱桐是在二〇〇八年。高考过后，我们有过几次简短的通话，没什么要紧的事情，无非问询彼此的境况。她在重庆的一所三本院校读法律，军训时差点儿跟教官谈起恋爱，离别晚会上，寝室的女生合唱了一首刘若英的《后来》，下台之后，哭得一塌糊涂。邱桐问我，你听过没有。我说，没。邱桐说，那你应该听一听，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我说，很有道理，我爷就是，我很想念他。邱桐说，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我说，没有啊。她说，不是，没问你，我说的是歌词。我说，问没问那也是没有。还有一次，她哭着给我打来电话，说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独自在医院里，没人照顾，而她正在备考，相距遥远，无法及时赶回，内心担忧，日夜不得安眠。她对我说，这么多年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守在一间旧屋里，度过冬夏，屈辱受尽，好不容易捱到现在，母亲却又病倒了。接电话时，我在外面租的房子里，坐在床沿上，刚抽完一整根，精神灿烂流转，盯着满地的垃圾，眼里全是星空与河流，暗若丝绒，柔软得令人心碎。她还没讲完，我便开始痛哭起来，撕心裂肺，完全无法抑制。听见我的哭声，她沉默半晌，反倒清醒一些，坚定地对我起誓道，谢谢，谢谢你听我说话，我一定要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全力以赴，在所不惜。我说，我的心里下雨了。她说，我也是。我说，妈妈啊。她说，是的，我的妈妈，我唯一的亲人。我说，妈妈，一起飞吧。她说，什么。我说，妈妈，一起摇滚吧。
邱桐以及许多的朋友们，在那些年里，都使我感到无比困惑，仿佛自从分别之后，他们开启了一种向后的生长，逗留于时间的反面，重新拾起被遗落的情感，不再冲动、疯狂，变得规矩而正常，为进入另一个世界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时光向前流去，他们看起来却更加年轻了。这种改变突如其来，我一度将之视为虚妄与伪饰，做梦都想着要去痛斥，也觉得总有一天，它们将自行剥落，从而显出本来的成色和质地。但这一天并不存在。或者说，它正逐渐远去，只在某个偶然的瞬间闪现小小的一角，虚虚实实，真伪难辨，之后便藏匿起来，无迹可寻。
那一年暑假，我以复习英语考级为理由，没有回家，租住在学校附近，不怎么出门，也很少吃饭，每天近乎疯狂地打着游戏。当时，我很沉迷于一款仙侠题材的网游，晨昏颠倒，日均在线超过十六个小时，还负责组织管理一个帮会。我在里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一个名为“愤怒的机器”，拜入少林，游荡苍山，无起无念缘无灭，无相无我世无端。另外一个叫作“无政府主义者”，以笔为戟，梯云四纵，我身本似远行客，清秋剑气蔽苍穹。我偏爱后者所带来的操作体验，技能丰富，自由度很高，玩起来具备挑战性，在游戏里，我结识了不少朋友，还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在服务器里热爱争斗，行侠仗义，在社区里发帖撰写攻略心得，获得不少信任与敬重。大家喊我的名字时，常用简写，开始叫“政府”，后来觉得歧义过大，像在跟谁告状，就改叫“主义”，但也依然奇怪，私聊和公屏里经常读到这样的话：主义，今晚在哪里摆摊。或者：主义，带好你的队伍，战场上见。如果战败，屏幕暗下来的同时，还会出现一行血红的小字：无政府主义者已经阵亡。如果使用回城卷轴，则是一行绿字：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无政府主义者就此别过，诸位后会有期。
邱桐放假返沈，想约我见面，我说没回家，还在学校里待着。她说，谈女朋友了？我想了想，说，没有。游戏里的算不算，实在说不好。她说，那我去看你吧。我说，来是可以，但我没什么钱了，食宿均需自理。说完这话的第三天，她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因为要组队打一个任务，我没去车站迎接，只发了个地址，直至收到她的信息，说已在楼下，我才很不情愿地套了件衣服出门。
邱桐换了一个造型，看着比过去成熟不少。她穿着一件暗色碎花连衣裙，化了淡妆，挂着一对儿银色的耳钉，也不再扎马尾，一袭乌黑的直发，平平垂落，抚过肩膀。她跟我说，这叫离子烫，花了一百三，刚弄好的，问我好不好看。我说，还可以，跟从前确实不太一样了。她说，你怎么还这样，也没个变化。我反问她，我应该有什么变化？邱桐见我不满，又问道，咱俩几年没见了。我说，将近三年。她说，你跟其他同学还有联系吗？我说，没有，班级的群我都退了。邱桐说，这两天我看他们张罗着聚会呢。我说，我不去，你去吗？她说，肯定不啊，我这不是来看你了么。
学校旁边开着一家火锅自助餐，二十五元一位，另收锅底十元，肉和青菜随便吃，不浪费即可，啤酒饮料也不限量。我带着邱桐来吃晚饭，这一路上，她特别兴奋，东瞧西望，看见什么都想问一问，话说个不停，我跟她讲，经济条件有限，就请这一顿，表示一下心意，你尽管多吃，最好能吃出三顿的分量，这样日后回忆起来，也显得我比较热情。邱桐拍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吧，用不着你，我妈给我拿钱了。我说，你妈身体如何？她说，谨遵医嘱，术后恢复得很快，坚持锻炼身心，天天出去跳舞打麻将。
每张桌子上都摆了一个电磁炉，上面放着变形的铝盆，羊肉卷、鸭血、午餐肉、粉丝和青菜放在进门处的网筐里，只能捧着橘色的塑料托盘去夹，来来回回，走动不便，地上积着一层滑腻的透明油污。麻酱小料是调好的，齁得要死，两块钱一份，不提供免费纸巾，一块钱一盒。我们就着自来水煮火锅，血沫一层一层沸腾泛起，荡至边缘，我夹起一团翻滚着的碎肉片，放入口中，毫无滋味，如同被人塞进一把锯末。只吃了两口，邱桐便把筷子放下来，说道，这里跟重庆真没法比。我说，是吧，对付一口，怠慢了，见谅。邱桐说，咱俩喝点酒吧要不。我说，不行，晚上有事儿，得保持清醒。她说，我都来了，你还有啥事儿，总不能去玩游戏吧。我说，就是游戏，今晚要开荒，我的位置很关键，跟你也说不清楚。邱桐叹了口气，说道，这么多年你都在干些什么啊。我抬头郑重说道，邱桐，咱俩就是同学关系，我不是你爸，你也不是我妈，你以前告诉过我的话，我也还给你，记住，少操没用的心。邱桐说，你这人还挺记仇的。我平稳情绪，说道，没特意记，话赶着话儿，唠到这里，就想起来了。
邱桐说自己的酒量不错，喝到第五瓶时，开始说胡话，破口大骂她的学校，还要教服务员说重庆方言，反复指导，发音不准的一律不放过。之后便趴在桌子上，低声自语，怎么叫也不起来。我心里很急，也有点上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游戏里的朋友发来信息，问我怎么还不上线。实在没办法，我拖着她回到我的住处，精神与体力濒临崩溃。这一路上，她吐了两次，一次在校门口的石桥上，与底下奔涌着的污水合流，第二次是在楼道里，我使劲拍打着她后背，她一边呕吐，一边自省道，这点儿酒让我喝得，也没多少啊。进屋之后，她一头栽倒在床上，我去厨房烧水，回来见她换了个姿势，单腿外露，夹着我的被子，咬住一角，迷迷糊糊地说，你可别碰我，听见没，不然我他妈饶不了你。我说，你放一百个心，我绝对不，但你也得答应我，想吐提前说话，不要弄到床上，我没法收拾。邱桐说，真他妈没良心，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谁能明白呢，我心里很苦。我说，人生之苦，始于有欲，或尊至帝王，或卑如草芥，皆念念不得逃脱，神明上苍，怜世人此般疯痴，乃采朝露，撷晚霞，绕越云雾，炼化五色奇石，育成灵兽种种，方置成幻境一处，名曰太虚，凡入得此地者，有志抒志，望利得利，钟情得情，以解世间之苦也。还没等我说完，邱桐便睡着了，一呼一吸，散出浓烈的酒味，如贪杯酣眠的小兽。
太虚幻境的副本我打了四次，集结群雄，改换两套装备，均以失败告终。食人草，琴仙子，火麒麟，被无限复制出来，层层叠叠，蜂拥而至，我守在一处，招数用尽，无论怎么布置，始终无法应对。整个屏幕上，皆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提示着我：幻境情志缠绵，一旦陷入，便无可逃脱。打到最后一局，已近凌晨，邱桐清醒过来，穿着我的拖鞋，自己去倒了一点热水，双手捂着茶杯，站在椅子背后，也不讲话。待我关掉电脑，沮丧地决定中止这个失败之夜时，她小声问我说，头还是很痛，能不能陪她躺一会儿。
我重新铺好被褥，松开绑带，用力将窗帘拉严，最初的这一抹晨光里，久积的灰尘滚滚倾泄，在空气里游动，无声漂浮，落入我们的呼吸。邱桐穿着外套，还觉得冷，我将被子对折起来，全部覆在她身上，自己侧身缩于墙壁一侧。我说，睡着了就不冷了。她说，我到底喝了多少酒？我说，没数，记不清。她说，感觉也没多少。我说，不重要，心情问题。她说，可能喝的是假酒。我说，那不至于。她说，这酒叫什么名字，以前没喝过。我说，黑冰。她说，听着像毒品。我说，这个还行，零售也要一块五一瓶，不是最次的，本地还有一款更难喝的，叫作公牛，味道接近于稀释过后的尿液，喝醉一次，保你三天起不来床，头疼得想给卸下来，看见酒字儿都迷糊。她说，黑冰，公牛，名字太怪了，行动代号似的。我说，也还好吧，名可名，非常名。她说，提到公牛，我总能想到那个篮球队，芝加哥公牛，你知道吧，我小时候不认识美国，也不知道什么芝加哥，听电视里老提，一直以为说的是石家庄，石家庄公牛队，也挺顺口，反正都仨字儿。我说，芝加哥，石家庄，可能也差不多，都很国际化。她说，我以前对国外没概念的。我说，我现在也没有啊。她说，跟你说个事情，我要出国了，下个学期做准备，学语言，毕业之后就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回不回来了，所以这次过来看看你。我说，去石家庄啊？她说，没跟你开玩笑，日本吧也许。我说，没想到，你妈这么厉害，打麻将也能送你出国，确实佩服。她说，不是，不是我妈的钱。我说，有人包养你了？她说，滚犊子，我爸的。我说，你爸？她说，对。我说，你爸不进去了吗？给果树喷药，一嗒嗒，二嗒嗒，三嗒嗒，四大爷。她说，骗你的，还真信，我爸不是后勤主任。我说，那是？她说，地洞里的那具尸体，其实是我爸，快十年了，赔偿金刚发下来，他以前是化工厂的厂长。我说，我操。她说，尸体也不止一具，还一个女的，厂里的会计，坐办公室的，也在同期失踪，不太确定，但应该是她，我还见过两回，能说爱笑，梳着大波浪，见了我就搂着，可亲了，性格特好，他们俩死前抱在一起，难解难分，加上腐蚀严重，处理草率，当时就以为是一个人。我说，原来如此，你妈肯定挺恨他们的吧。她说，也还行，就那样，活着肯定恨，死了就算了。
我起床撒了个尿，冻得直哆嗦，也是奇怪，不过八月份，夏天却正在褪去，空气渐冷，外面安静且萧条，像是沈阳刚入冬时，尚未供暖，寒风不息，四处透着阴，嘶嘶低叫，直往怀里窜。尿到一半时，我想到有一部电影里说过，我不害怕痛苦，当你生活在寒冷里的时候，你会感到爱的痛苦，并且无法割舍。爱不爱的，我不太有把握，痛苦是切实存在的，也难以舍离，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它们往往会转化为一种钻石，近于不朽，闪烁着坚硬的光，将我们的生活切剖开来，一分为二。我很懊悔，没在她处境艰难的时刻去重庆看望，向她倾诉，关于那些不太结实的情谊，我没那么喜欢她，只觉得理应这样去做，如若不然，便如此刻，我的慰藉再也无处安放了。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喝醉后对我说过的另外一些事情，不是语言、教育或者感情问题，也不是那两具尸体。她说，总有一个声音，仿佛从腹中上升，萦绕着她的手与心，眼和肩，对她说道：这就是你的选择，你无非想要如此。现在，这个声音也回荡在我的耳畔。
我躺回到床上，邱桐仰着面，半闭着眼，将被子分过来一部分，我搭在腿上，翻了个身，斜卧在她旁边。我问她说，你想去哪里转一转，睡醒了我陪你。她说，你不至于因为这个来同情我吧，真没必要。我说，没那意思，忽然有点醒悟，你来一次也不易，再见不知何年何月了。她说，别了，要么你带我打打游戏。我说，什么？她说，刚才看了半天，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我说，你要愿意，那我没问题。她说，是不是还分个门派？我说，对，武当，少林，丐帮，五毒，昆仑，唐门。她说，女孩儿一般选什么啊？我想了想，说，峨眉吧，也分为两类，一种使琴，峨眉俗家，断水迷心，造成对方大范围混乱；一种用剑，峨眉佛家，加攻加血，藏于万人之后。她说，后面一种能帮到你，对吧。我说，是，战场上必不可少，能迅速提升状态，我们一般管她们叫佛，只是辅助，没有什么伤害，杀不死人，玩着不太过瘾，所以很少有人去选择，茫茫武林，铠甲万千，一佛难求啊。她说，那行，我来当佛。
我每年至少要去两次上海，一次在元旦过后，一次是在秋天，差不多十月底，都是参加行业内的展会。通常住在浦东区的一家快捷酒店，离机场不远，打车不到五十块钱。年初时，我办理入住，前台服务员看过身份证，跟我说道，你是沈阳的？我说，是，过来出个差。她很高兴，笑着说，真巧，我也是啊，我住皇姑区，岐山一校附近。我说，你在上海生活？她说，不是，假期在这里边玩边打工，今天是第三天上班。我说，休假这么早。她说，不是，我自己放了个长假，出来四处转转。我说，羡慕，年轻就是好。她说，那倒也没觉得。我说，当时都不这么以为，过后才能想明白。她说，先生，房卡请收好，电梯在楼的后面，右侧一拐，也需要刷卡，你是做什么的啊？我说，干工程的。
退房那天不是她值班，换了个男的，说话声音很小，腼腆得像小女孩，手腕上露出来一点点的花臂文身，看着极不相称。我买了一瓶可乐，一块巧克力，放在前台，跟他说，请帮我留给你的女同事，沈阳来的那位。他有些困惑，仍点了点头，没再多问。然后我便出了门，不知为何，总觉得他一定不会转交，对他来说，这也许相当棘手，无法处置。
晚上九点的航班，我叫了个车先到市内，去见两位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妻，以前在游戏里认识的，很难得，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丈夫在机场上班，曾是部队的飞行员，妻子一直没有工作，赋闲在家，有一段时间想开美容院，还问过我要不要入股，后来也没成。他们都不喝酒，生活规律、简朴，到约定地点后，带我去了一家美式风格的汉堡店，全实木装修，灯光昏暗，环境略显局促，但味道不错，薯条上还撒了黑松露。我头天醉酒，胃里吐得一干二净，身体发虚，没什么食欲，只是听他们讲话，主要是妻子不停抱怨着丈夫。她说：你能信吗，他这个人真的太无聊了，十几年来，业余生活就两件事情，读书和看电视剧，而且只是一本书，一部电视剧，翻来覆去，无止无休，书就是《三国演义》，电视剧是《编辑部的故事》，那里面每一集的内容，听得我都快背下来了，他可一点也不腻歪，你服不服，反正我是服了。丈夫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妻子说：还别不信，我现在都能给你唱上一段儿，投入蓝天，你就是白云，投入白云，你就是细雨，在共同的目光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她唱得很忘我，我本来想着要不要鼓个掌，以示激励与尊重，刚顿了两秒钟，她又接着唱道：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别有顾虑，敞开你的心，别再犹豫。歌声停下来时，餐厅的音乐忽然抬高了音量，一曲轻快而逍遥的小调，像是剧集结束后渐入的广告部分，几位朋友在树荫之下并肩行走。我说，唱得我都要哭了。妻子挤着眼睛，笑道，太难听了是吧？我说，不是，唱得太好了啊。
妻子说，你可别哭啊，你一哭，我也想哭。丈夫说，我也是。妻子说，谁问你了。丈夫继续嘿嘿一笑，取下眼镜，用纸巾揩着脸。妻子说，有时候他出门上班，我实在没事儿做，就去游戏里看一看。丈夫纠正道，不是有时，是每一天。我说，我很久没登录过了。妻子说，后来几个大区合并在一起，冒出来很多不认识的，打得乱七八糟，相互吵个不停。我说，现在还有人玩吗？妻子说，也有，很少很少，队伍组织不起来，帮会都散掉了，一座座的空城里，没有活人，全是外挂，只有郊外的灰色野兔，偶尔蹦进来看一眼又再跑掉，我上了号，不去打怪，也不做任务，只是四处转一转。我又想到前台的那个女孩，此时此刻，好像所有人都是四处转一转，不为见到谁，也不为发生一点什么。妻子说，记得吧，你走之前，把账号密码留给我们了。我说，有印象。妻子说，对，技能加得特好，很威风啊，偶尔我也会登一下你的号，还见到过有人给你留言。我说，是吗，都说什么了啊。妻子说，有以前的仇家，开始一直追着骂，话都巨脏，光看着都嫌恶心，接着又说有点想你了，温情脉脉的，我一句没回过，你说人咋能这么分裂呢，也有问价要买装备的，还有跟你讲着悄悄话的，隔个一年半载，没头没尾地发来一两句。我说，说些什么？妻子说，记不太清，古诗词居多吧可能，有一句李煜的，这个我有印象，离恨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小时候背过，还有个半句话，我年轻时的朋友啊，欲言又止，不知具体啥意思，起初我以为是系统自动发的，后来发现不是，我查过，好像是个佛，可能还是小号，级别不太高。我说，那很正常，追我的佛可太多了。她说，是，我都差一点儿。丈夫在旁边，又是嘿嘿一笑。
丈夫开车送我去机场，堵在高架桥的入口处，斜坡上到一半，挪动几步便又踩紧刹车，我们半仰着靠在座椅上，如被江水里冒出来的一只巨手擎住，不得光明与喘息。车窗外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到处只是谎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来这里都是这样：半阴不晴的天气，混沌不明的潮湿，涣散失重的街道，接近于北方冬季的傍晚，虚弱的亮光还在，随时准备褪去，也还没到点亮日光灯的时间，室内室外只是一片沉默的晦暗，走在黄昏里，也像走在黄泉路上，左脚绊住右脚，影子拖在腰间，跌跌撞撞，心脏亮着最后的一点光，像血的源泉，一簇一簇环绕上升，渐行渐暗，人在隐去，人在消逝，要去往何处呢，海洋吗，地洞吗，太虚幻境吗。
妻子对我说，来上海三年了，一个朋友也没有，前两年吧，天天就盼着过春节，能回家去看看，像个老年人。丈夫说，那能怪谁，你又不出门。妻子说，有人跟我说，生个孩子吧，有孩子一切就都好了，他不要，其实我也不太想，很害怕，不知道在怕些什么。我说，你们俩不也过得挺好的。她说，好与不好，自己心里有数，你也结婚了，对吧，反正就是这样，你没准儿能明白。丈夫说，我不明白啊。我说，我争取明白。她说，跟你们男的说话太费劲了，你要是有认识的女性朋友，也在上海的，下次介绍给我认识啊，兴许能谈得来。我说，好，我记着。她说，又快到春节了，今年我们不回去了。
十月底时，我前往上海，住在同一家酒店里，办理手续时，惊讶地发现前台的那个女孩还在，个子好像长高了一点，不过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一脸的不耐烦，皱着眉头摆弄电脑，指挥我看向摄像头，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右，右，多余的话，一句也不讲。我很想问问她，上次的那瓶可乐有没有喝到，以及不是说要四处转一转，为什么没走呢。我躺在酒店的床上，看着我那两位朋友发来的怀孕写真，产期将近，他们都胖了不少，妻子在笑，龇着一口白牙，丈夫的双手轻轻托住妻子的腹部，喜悦地眯着眼睛，假装聆听，甜蜜如同新人。就是这样，伸出你的手，别有顾虑，敞开你的心，别再犹豫。
邱桐发来信息，问我到上海没有。我说，到了，正在工作。邱桐问，要忙到什么时候。我说，那说不好。邱桐说，实在不行，我去找你也方便。我说，别了，你的孩子太小，等我忙完这两天，一定过来见你。邱桐说，那我等你啊，别他妈忽悠我，跟上次似的。我说，上次？她说，对，你说给我介绍一个在上海的朋友，等了大半年，也没下文。我说，抱歉，她不在这里了。
邱桐这种心情之迫切，我实在很难理解，也想不出来任何必要的理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联系也极少，我对她的现状几乎一无所知，不是不去想，而是觉得平行的人们都在远行，长路消逝，相隔辽远，剩下的不过是漫漶的风景，野草沉眠，野草生长，野草一望无际。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我打车去邱桐住的小区，定在六点钟见面，我提前很长时间出发，因为想着要给孩子买一件礼物。附近有座高档商场，我逛了一个多小时，从一楼走到五楼，也没选出来。衣服没办法挑，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玩具又都长成一个样子，神态相似，熊猫呈痴呆状，长颈鹿也不见得有多聪明，还有一些，我根本认不出来是什么物种。有时我觉得成年人与孩子的区别也在于此，孩子仅通过一两个明显的特征来辨别事物，成年人则不行，接收到的信息过于芜杂，瞻前顾后，徒生无数的犹疑与猜测。比如柜台底下的一个玩偶，鼻子像猫，耳朵像熊，眼睛像老鼠，打扮得像人，梳着刘海儿，但好像又都不对，我问服务员，这是什么东西啊。服务员说，谢灵通。我说，有名有姓的，是小狮子吗，谢逊的后代？她说，别问了，我也说不明白。
我在门口等了邱桐二十来分钟，抽了三根烟，天色渐晚，人们走入走出，脚步忙乱，我很吃力地辨认着哪一个是她，按照预想，她应该比从前婉约一些，优雅得体一些，毕竟身为人母，也是一个上升之人，但这都不是什么确切的词语。我想到她时，第一印象仍是多年之前，她住在我租的那间屋子里，待了整整十天，摇身一变，成为家里的女主人，挽起头发，每日精心收拾，买菜做饭，我们一起打游戏，散步，在海边久坐，互相说着话，什么都没发生，也不需要发生。她讲述她爱着的那个人，要多差就有多差，同时，也是要多好就有多好，我给她讲音乐，文学，女孩，幻想，总之，我的全部事物的影子。那些天像是我生命里一个短暂的假期，消散退隐之后，反而变得无限悠长、清晰，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都很少有过这样的陪伴。如今的大部分时间，我不过是在跟自己说话而已。
夜晚转凉，灰雾游浮，事物之间仿佛隔着一层布满污渍的玻璃窗，怎么也擦不干净。邱桐从窗外走来，裹着一件棕色长衣，双手抄在口袋里，踢着低帮皮靴，象征性地向我奔跑几步，又放缓速度，仰脸望着我笑，轻轻摇了摇头，好像在说，果然如此，一切不出我所料。我把手里的烟跺灭，只动嘴型，不发声音，这是以前我们上课时经常玩的游戏，没办法大声讲话，那就让对方花点心思猜一猜。但此时不是，我很想对她说点什么，又不想被她听到。
邱桐问我，你会拆装儿童座椅吗？我说，没弄过。她说，我的车就俩座儿，不太方便，想着带你去一家日本料理，东西新鲜，味道也好，就是有点远。我说，别麻烦了，随便吃一口。她说，那不行，都定好位置了。我说，我主要是来看看你。说完，我递去一个鼓鼓的手袋，邱桐打开来看，里面装着一顶嵌有银制纽扣的黑色复古贝雷帽，底下还有一只谢灵通。她把帽子扣在头上，跟我说，还有礼物，太客气了，谢谢啊，很好看，你还挺会买的。我说，想来想去，不知送什么合适，我想你这些年里的变化肯定很大，但头围还是比较可靠的。邱桐说，听着不像好话。我说，孩子谁在带呢？邱桐说，有个阿姨，我还想过要不要给你做一顿饭，后来觉得家里实在太乱了，怕你笑话。我说，多虑了，我啥时候笑话过你。她说，以前是没，现在可不好说。
出租车行驶在一条小路上，速度很慢，车轮碾过落叶，发出轻微的声响，偶有行人穿过其间，向车内迅速扫来一眼，又匆匆移开。邱桐与我坐在后排，简单寒暄几句，便陷入了沉默，不明原因，但她一直在笑，我有点不适，说道，给我看看你家孩子的照片。她动作麻利地打开手机相册，满满一屏幕，全是温暖的肉色，然后一边翻着，一边向我解释道，这是刚生下来的时候，太丑了，我连一眼都不想多看，跟老头儿似的，这是百天照，一套下来五千多，比结婚照还贵，也没看出个好来，谁去了都是那几套衣服，孩子像个摆设，这是我带他去逛植物园，那些树名儿我一个都叫不上来，他一直呼呼大睡，眼睛都没睁过，你说来气不。我问，长得像你还是爸爸？她说，你看呢。我说，像你多些，眉眼儿之间。她说，可别像我，我太难看了现在。我说，不啊，没什么变化，跟以前一样，英姿飒爽。她说，别光说我，你跟孔晓乐准备啥时候要一个呢？我说，没细想，有了再说吧。她说，想生就得趁早，我都有点晚了，总觉得带不动。我没回应。她又说，不要也行，其实还是两个人好，自在一点。
开到一半，邱桐把谢灵通掏了出来，摆弄几下，放在身前，又捋了捋头发，说道，来，你给我俩拍一张，留个纪念。我说，你跟它？她说，对，你看，我俩衣品很像，颜色一致。我说，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她说，谢灵通啊，这都不知道。我说，是个人吗，小孩儿？还是动物？她说，海獭，科学家，背着个蓝色防水包，它很博学的，无所不知，还有个实验室，总钻在里面，但有点恐高，我儿子特别喜欢它，因为很像他爸。我说，他爸恐高？她说，不是，他爸也是科学家，天天在实验室里，不怎么爱回家。我说，实验啥？她说，我也搞不清楚，都是专业术语，生物的一类也许，我总想到黎明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吧，快乐两千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诺言吧。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正经说话。她说，见了你控制不住，平时我也不这样。
我掏出手机，给邱桐与谢灵通合影，她们不断变换姿势，我从各个角度奋力拍摄。我抬高时，她们像在海底，一个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低头微笑，嘟起嘴巴，如在索吻，而世界正缓缓沉溺；我放低时，谢灵通就变得很大，踌躇满志，露出几分可笑的威严，占据了半个屏幕，像要保护着身后的邱桐；我将手机摆在胸前，没有对焦，随机按下一张，拍出几重运动的幻影，一个要离开，一个在等待，各自守盼；或者说，一个在诞生，一个在做梦，形影难分。
照片也如诺言，一句又一句，我没有仔细挑选，统统发了过去，屏幕亮起，消息一条条弹进来。她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抚摸着谢灵通，对我说，你知道吧，海獭很脆弱，全靠着这一身皮毛保暖，如果毛发被弄得乱七八糟，或者被大鱼咬出一道伤口，那么冰冷的海水就会直接浸入到皮肤里，一点一点带走体内的热量，最终冻死在近海，浪潮把这些泛白僵硬的尸体一次次冲到岸边，直挺挺的，排成几列，像是集体殉情自杀。我说，没想到，海獭很重感情啊。她说，我觉得是，你有时跟它也很像。我说，我不像。她说，那你像啥，自己说说。我想了想，说道，可能是植物，一棵叫不上来名字的树。
主楼内的教室数目有限，扩招之后，只有高三的学生在此上课，相比后建的新楼，这里环境更好，光照虽是问题，但室内结构合理，长厅肃静，温度适宜。新楼近似医院，过于洁整，没有墙线，白瓷砖反着冷光，一间间教室也像病房，到处都是信那水的味道，令人紧张莫名。自新楼向南行去，隔着一条马路，有一座近乎废弃的公园，没有围栏，任意进出。园内有死湖，夏季养荷，长势茂盛，叶片宽大，接续而生，如同填海造地，形成一片绿色的岛屿；临近秋日，立叶干枯变黄，逐一下移，埋在水底；冬季落雪，湖面封存，长久不开化，植物死损大半，来年不复生。如此数年，池底淤积，遍布着杂物，水色由绿转棕，形近油脂，风吹不动，池水密度渐增，凝点降低，再到了冬天，只在表面结上一层起皱的薄冰，若朝着湖面高声喊去，亦可使其碎裂。
有近半年的时间，我待在湖边，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岸边的石阶上，每天吃过早饭，便来到这里，傍晚时离开。身后是一株枯木，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眼前是新楼与旧楼，各自庄严矗立，铃声响起，吞吐着无数年轻的时间。我那时刚毕业，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经理给了一张红底黄字的三米条幅，派我每天穿着西装皮鞋在公园里驻守，摆上两张课桌和几份合同，再放一个大喇叭，向着走过来的人们推销产品。录音循环播放：种下一棵小树，收割一片绿荫；留下一份保险，托付一种希望。我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收摊不做了，垂头丧气，脸面不说，心里也过不去，保险管不管用不知道，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不还得回家收割你爸，再托付给你妈。工作也没辞掉，业绩肯定没有，我这个人也可算作公司的成果，所以就这样待了下来。
我是在公园里遇见的孔晓乐，连续好几次，第一天我没好意思喊她，看见她跟着两个女孩散步说笑，第二天相互对视几眼，我心头一沉，也没打招呼，装不认识，第三天她没来，我以为日后也会避开，第四天下了大雨，我没去，第五天里，她自己来到公园，在岸边陪我坐了一会儿。那年，学校旁边开了家大型连锁超市，她在里面当收银员，分早晚班。正式开工前后，她吃过午饭，总喜欢来这边走一走。我说，我平时就待在这里，你想来见我的话，随时都可以，不想的话，我换个地方也行。
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对于孔晓乐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并不好奇。在这点上，她对我也一样。孔晓乐的变化有一些，比上学时要热情，也胖了不少，腿部尤其紧实，像一截光滑的小石柱。讲话时缺乏逻辑，前言不搭后语，经常提些没什么意义的问题。比如，她问过我，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我说，垃圾是垃圾，爱就是爱。她说，等于没说。我说，那你谈谈。她说，有人爱着，那就不是垃圾，不然就是。我说，那不一定，爱不能改变根本属性，这是物理问题，但有人就是喜欢垃圾，这是精神命题。她说，我是垃圾吗？我说，这话问得没道理。她说，我总感觉自己是，我很自卑的啊。还有一次，她问我，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对一个人产生不信任的感觉？我说，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信任，为人比较警惕。她说，你不是这样的，再想一想。我说，反反复复的谎言？她说，如果经常被骗，还要选择去相信，那是神圣的爱吗？我说，不是，那是对自己的纵容与冒犯。她说，我觉得就是，你还真是不懂爱啊。我说，你懂，行了吧，但请不要告诉我了。
有一次，孔晓乐来公园时，给我带了一个苹果，说是超市的理货员送的，她不怎么爱吃，放在包里觉得还挺沉。我正好喜欢吃苹果，也没洗，在衣服上蹭几下，就开始啃，没两分钟，便吃完了。从此之后，她每次都会给我带一个过来。事实上，我对苹果很有感情，不觉得多么好吃，但有了就想吃。我看过一些电影，有人喜欢在路上抛橘子，有人在夜晚反复抛着石榴，如一枚跃动的烛火，我总想着抛几个苹果。国光，银冬，黄元帅，红富士，都行。仿佛可以暗示一点什么。有人唱过，太阳下山了，月亮出来了，老人们喝醉了，姑娘们睡着了，苹果树我梦里的苹果树，只有你知道我在异乡的路上。所以，看来还得是苹果，比较值得信赖，什么都知道，但它不说。后来每次吃完时，我都会想到，苹果核是垃圾，那么苹果也许是爱。
有天做梦，回到高中时期，孔晓乐怒气冲冲从讲台上走过来，持着教鞭，似要抽打，厉声向我问道，你他妈凭什么骗我？我说，我骗你了？她说，对，你没等我。我说，我要等你？她说，早就说好的事情。我说，对不起，可能忘了。她哭了起来，特别委屈，说道，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我说，一个晚上？她说，日以继夜。我说，这个成语很好，容我琢磨一下。她说，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说，现在等待，来得及吗？她继续号啕，也不说话，被晾在那里，没人上前安慰。上课铃声响起，我很紧张，如果老师见她这样，肯定会询问原因。而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没等她？可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啊。第二天，我把这个梦讲给孔晓乐，她听哭了，跟我说道，你就这么嫌弃我。我说，从来没有。
婚后的前两年，我们过得不错，家里托人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收入不高，比较稳定。她还在超市里上班，作为储备干部，本有两次升职的机会，都没抓住，被人抢了先，就有点失落，我劝她休息一段时间，她也没听。到了第三年，贷款买的新房下来了，她一边上班，一边忙着装修，跑前跑后，就她一个人，我很少能帮得上忙。房子装好后，因为要放味道，没有立即搬进去。有一天忽然下起大雨，单位领导没在，我赶忙借了件雨衣，连跑带颠地去新房关窗，拧开门后，我看见孔晓乐跟一个男人在客厅里。也没做什么，两个人就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规规矩矩，离得也不近，电视里放着购物节目，先是镭射砖石锅具，然后是桑蚕长丝床品四件套，优惠力度极大，价格心动，第三件是什么不知道，我想到有些工作还等着我处理，没陪他们看完，就先走了。回到单位后，我想起来，那人以前是超市的理货员，现在升为主管了，不仅长得比我高大一些，运气也不错。
我和孔晓乐没再谈起过这件事情，但我的心理有点变化，睡不踏实，半夜老醒，还跟踪过那个男人一回，守在超市职工通道对面的饭店，点一桌子啤酒，喝了一下午，直到见他下班走出来，便跟在后面。他骑着自行车，我一路小跑，累得气喘吁吁，好在住得不远，十几分钟就到家了。当天我在兜里揣着一把刀，眼看着他进了大门，一层一层往楼上走，但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我坐在路边，极其疲惫，体力透支，野狗一样地喘着粗气，歇了很长时间，可还是缓不过来，口干舌燥，头脑里嗡嗡作响，许多声音一齐涌过来。准备起身回去时，我看见他喊着口号走出单元门，精神百倍，趾高气扬，绕着小区的健步道来回走圈，右手还牵着一个小男孩。我踩不稳步伐，摇摇晃晃来到他们面前，笑着跟男孩打了个招呼，他刚看见我时，有点没反应过来，表情僵着，之后连忙领着孩子避开，我就跟在后面，寸步不离。
走了一圈半，他冒了一脑袋的汗，顺着脖子往下淌，低声跟我说道，兄弟，有啥事儿，能不能别当着孩子的面儿。我说，没事，就是过来看看你们。他说，兄弟，对不住了，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我想啥了你知道？他说，总之，我跟你道歉，你冲着我来，咱怎么都好说。我说，跟你没关系，我主要是喜欢孩子，不信你来我兜里摸一摸，装着我给他带的礼物。这时，男孩也转过身来，仰头看着我说，叔，你带的是啥，我爸不让我要外人的东西。我说，我是你爸的好朋友，不是外人。他说，你先冷静，兄弟，有些后果我们都承担不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好好解释一下。我没理他，跟男孩说，这个礼物呢，我本来要送你爸，后来又想给你，但是吧，你现在可能还用不上，那就长大一点儿再说。男孩说，叔，我都五岁半了。我说，是，那也还不够，你就先记着，叔欠你一个礼物，做梦也得想着，千万别忘。男孩说，行，我记住了，谢谢叔啊。
从这时起，我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像是缸里的金鱼，环境发生一点变化，就想要甩籽，迫不及待，无法忍受片刻。近几年里，我经常主动申请出差，一旦放下行李，马上想尽一切办法，先把自己收拾利索，有时花点小钱，有时一分不花，有时很快，多数时候很慢，半天弄不出来，极为痛苦。开始时像是为了报复，后来也不是，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染了毒瘾似的，克服不掉。我在哈尔滨睡过一个长途司机的妻子，相貌不行，也不会打扮，但性格好，整个过程一直笑呵呵的，我说什么她都不拒绝，结束之后，我给了三百块钱，她开心得乐出声来，我问她怎么这么高兴，她说，老公今晚要回来了，一个多月没见到，特别想念，她老公还说想吃炖豆角，她这就准备去买菜。我听着很羡慕。我在上海也睡过，一个飞行员的妻子，特别过瘾，身材棒极了，伺候得也周到，随意摆弄，我从后面薅住她的头发，对着镜子干，她就一直哭个不停，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好爱你啊，你知不知道。我说，你再说一遍。她说，我真的好爱你。
讲完之后，邱桐捂着嘴啜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哭，不知是害怕还是怜悯。我说，这就是我的这些年，现在也厌倦了，想要毁灭一点什么，可最终连自己也毁不掉。我跟孔晓乐还生活在一起，有天半夜，我起来撒尿，发现厨房亮着灯，我走过去，她坐在餐桌旁边，披头散发，张着大嘴喘气，面前摆了半瓶白酒，她说，我操你妈。我说，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她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说，你以为我怕你知道？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跪了下来，双手伏在地上，跟我说，求求你，不要走，原谅我好不好，怎么都行，你别走，我不想自己一个人。我低头看着她枯糙的头发，没有一丝光泽，像一捧放久了的干草，随时可以引燃。我想起许多以前的事情，既不惭愧，也不淡然，坦白来说，我毫无知觉。我跟她说，我不走，因为我也无处可去。我们回到床上，睡了一觉，抱在一起又分开，第二天醒来后，好像一切都未发生过。
临近午夜，餐厅打烊，我准备叫车回酒店，喝得头疼，明天还要起早。邱桐让我陪她再走一走，说不知道下次见面又是什么时候了。长街空旷而安静，地面湿润，好像刚下过一点雨，我想，所谓时间，正是这样一种不均衡的介质，或许是由意识来决定，尽管我们确立了秩序，制定了种种规则，仍无法控制其流淌的速率。在这样一个晚上，过去的许多年呼啸而逝，又仿佛暂停于此，立在眼前，缓缓揭示着动作与样貌。邱桐笑着跟我说，咱俩没发生过啥吧，真记不清了，一孕傻三年。我说，放心，我们没有。她叹了口气，说，我傻了整整六年啊。我说，女儿还认识你吧？她说，偶尔打个电话，也不太亲近，她都快七岁了，什么都知道的。我说，你想她吗？她说，不太想，或者说，尽量让自己不想，我没办法面对她，太多愧疚了。我说，不能怪你。邱桐说，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时常陷入恍惚，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我的生命像是一个个连缀不起来的片段，来不及做任何的准备。我说，那也不错，至少可以保持着一点期待。邱桐说，是吧，我也这么想的。然后又补充一句，也只能这么去想了。
路边有幢二层别墅，砖木结构，缓坡瓦顶，中央有门廊，刻工复杂精巧，顶端叠有玻璃穹顶，底部是一排欧式的石柱，围着黑色铁栏。举目望去，月光在乌云里沉睡，暗红的外墙落着爬山虎，多吸附在上部，下面零星几枝，应是被修剪的结果。邱桐指着说，我们在这里合张影，好不好。我说，没问题。她举起手机，调到自拍模式，屏幕里是我们的脸，以及一片墨色的绿，在夜里生长，吞噬着边际。她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我撇起嘴唇，好像她是一位永远的赢家，而我根本不在乎这场游戏的输赢。邱桐说，我其实都不太记得孔晓乐了，就只有一次。我说，什么。邱桐说，临近高考时，爬山虎又长到了房顶，从窗户外面伸过来，还记得吧，那次，学校请了个很厉害的工人师傅，穿着一身灰色的工作服，干干净净，拎着铝制长梯，就自己一个人，怀里装着一把壁纸刀，攀上爬下，忙活一整天，然后跟大家说，清理结束，过后见分晓，谁都不信，以为是骗子，但没过多久，只要在下面轻轻一扯，那些植物就一大片一大片地掉落到地上，很壮观，像被施了法术，当时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听说，那人会在一堆叶片里找到主茎，横着切断，之后就不用管了，待到养分供给不足时，叶黄枝枯，那些茎须再也没了力气，溃烂腐败，自然从墙壁的缝隙里脱落出来，这些都是孔晓乐告诉给我的。她还悄悄跟我说，那个人其实是她爸，你知道吧，我当时真的很羡慕她。我说，这事儿我都不清楚，结婚之前，她爸就没了，她也没跟我说起来过。邱桐说，我也就只记得这么一件，我的记忆力太差了，能想起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有时还会为此哭上一会儿，有人说能忘掉是很幸运的事情，我却感觉没有比这更令我难过的了。邱桐挽着我的手臂，低声讲述，我没有说话，只是陪着她朝前走去，我的记忆力尚可，前面的街口我有印象，从此转过去，十字路口再向北，走不到一公里，就是邱桐住的地方。而我离得还很远，远到要经过高桥，穿越隧道，一路走到天明。我想，在那时，她的孩子应该已经醒了，委屈地哭喊不止，以责备这一夜的离开，邱桐会一边抚摸着他的毛发，一边递去那只崭新的玩具。他停下几秒，笑起来，或者继续哭泣，表达着喜爱与厌弃的情绪。在那片刻的安宁之间，他们望向对方，陌生而惊异，就像从来没有遇见过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