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的学科背景比较复杂，大学学的是中文，后来硕士读的中国美术史，博士读的是社会经济史。读博士的时候，我就思考怎么让以前学过的知识发挥效用？社会经济史和艺术史能不能打通来做？
当时做了一个题目《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研究》，我在读书的时候，发现一个书画交易的故事，通过梳理明清以来的相关文献，我发现这个故事有四个主要情节：王忬求画、黄彪作伪、汤臣索贿、严氏杀人。概括地说，明代嘉靖年间，严嵩父子喜欢书画古玩，作为严嵩下级的王忬为了巴结严氏父子，不惜重金求购《清明上河图》。由于藏家不肯割爱，王忬和中间人汤裱褙就请黄彪做了一幅假画送给严氏父子。后来汤裱褙向王忬索贿不成，告发了此事。严氏父子对王忬怀恨在心，就抓住他的一个过错，把他杀了。这个故事无论真伪，都是我们观察中国古代书画消费的绝佳的个案。这个故事涉及了书画市场中各个重要的环节：世风、需求、古董商、中间人书画价格，以及赝品，都可以通过这个个案来呈现，来讨论。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用解剖麻雀的方式，来仔细地分析了这个案例，希望读者能够鉴古知今。
在博士毕业之后，我的兴趣就转向了另外一种文化生意：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出版。艺术出版关系到艺术的传播和接受，也关系到艺术经典作品的建构，而20世纪上半叶则是建构中国艺术经典最重要的时期。我现在的关注点由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艺术类营业书目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珂罗版研究、有正书局和狄葆贤研究、黄宾虹研究（黄宾虹也是重要的艺术出版人）。
我读硕士学中国美术史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图像，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关注得不够。当时，我更关注图像自身发展的脉络，图像的源流啊，图像的形式类型之类的。但是到了博士阶段，我更多地把图像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材料，同时也思考图像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联系。
在做了一段社会经济史之后，我又想重新回到美术史。这个时候，我感觉社会经济史的思维依然如影随形，成为我无法摆脱的观察视角。比如我现在所做的黄宾虹研究，以往的研究者可能更多地关注他的艺术成就，而我更注重他艺术出版人的身份，他的人情酬酢，他的经济生活，他在当时的艺术市场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家之外的角色，如经营古董、兜售书画等等活动。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黄宾虹的访碑图》，我不仅关注他画过的那些访碑图，以及与访碑相关的纪游图，我更关心黄宾虹的访碑图背后的社交脉络、相关题材创作和他个人经历的关系，访碑活动在20世纪上半叶的崭新意义。这些看似溢出了传统艺术史所讨论的框架，但在我看来，恰恰可以延展艺术史的触角。所以，在写作这篇论文的时候，我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文化遗产概念的普及，讨论民国时期的旅游业，黄宾虹其实参与过家乡歙黄地区的旅游开发。对歙黄地区的旅游开发，他是一个很积极的倡导者，而且他也喜欢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他会有一些创作，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访碑图和纪游图创作，就可以发现艺术史与社会经济史是密不可分的。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艺事，却与大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唐史学者史睿所说：“以往书画史的论文一般难以进入历史学的权威期刊，主要是因为文化史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本就是一个小类别，而书画史又是文化史领域的小类别，学者往往认为这样的主题无关史学宏旨，属于小道。而我在研究中则发现唐代书画史与当时所有重大主题几乎都有密切关联。著名鉴藏家的书画藏品甚至可说是政治史的晴雨指针。”陈寅恪也说过：“哲学史、文化史绝非与社会无关者，此一观念必先具备。”
我博士毕业之后，一直是在艺术学院工作，从事艺术史的教学与研究，所以，我必须继续思考如何把社会经济史与艺术史结合起来做研究。我沿着这条路去做，十多年来，自觉收获还是蛮大的，因为学科交叉为我打开了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