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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闲美:明清江南生活的艺术化

陈宝良(西南大学教授)

我们知道,艺术是生活的升华,既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基于城市化与商业化的背景,以及当地士民日常生活的富庶,艺术与生活更是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整个江南的生活正处于一个变化时期,也就是生活渐渐趋于艺术化。

什么是艺术化的生活,或者说生活的艺术化呢?简单地说,就是从原先由礼制或等级所规范的生活,转而变成超越礼制这种等级规范,尤其是将礼的观念进行一种转变,使礼不再是对日常生活的约束,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那么,如何看待明清江南生活的艺术化?这体现在方方面面,既有社会阶层的变动,也有社会生活层面的变化。

以社会阶层的变动为例,这并不仅仅限于“四民”等级秩序的崩坏,以及士人与商人之间的相混,而是在江南的各个社会阶层中,生活都有一种趋于艺术化的倾向。当然,江南生活的艺术化,是由士大夫带动,徽州商人从中推波助澜,进而影响到普通的庶民百姓。

以社会生活层面的变化为例,明清的江南已经形成一股收藏之风。基于生活的富足,江南士民转而开始收藏古董、书画、书籍。除了收藏古玩之外,还喜欢收藏“时玩”,使时玩成为很受追捧之物,最终导致销售价格的上涨,甚至价格并不低于珍贵的古董。那么,什么是“时玩”?以明朝为例,就是当朝人的制作之物。举例来说,有明朝宣德年间制作的铜制香炉,苏州唐伯虎、仇英等人的书画作品,以及供春、时大彬等人制作的紫砂壶。

明清江南民间生活的艺术化,同样反映在居住生活上。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江南园林的兴盛。园林既是一种休闲生活的场所,又是一种山水景观。换句话说,就是将自然的山水景观移到城市里,甚至移到家庭里,进而形成一种城市山林。至于造园艺术,更是精益求精,甚至讲究艺术的品位。如崇尚假山,开凿水池,畜养金鱼。在假山所需的石料上,最为追捧太湖石。随之而来的,就是造园艺术的逐渐成熟,出现了像计成所著《园冶》这样一部关于造园艺术的专门书籍,甚至出现了像张南垣这样有名的造园工匠。

即使是家中的摆设与布置,也开始趋于艺术化。在士大夫的案头,慢慢出现一些“清供”,这都是当时人们的追捧之物,以示自己生活的清雅。苏州人文震亨《长物志》一书的出现,显然就是为了迎合这一生活艺术化的潮流。举例来说,室内案头有盆景,盆中所栽,有老梅,再以太湖石点缀,有些甚至以枸杞制作盆景。插花艺术也开始普及。既讲究插花之瓶,如公安派文人袁宏道专门写了一本《瓶史》,介绍各种插花之瓶;又追求插花的审美,譬如插花讲究折枝,忌讳多枝的捆扎,也就是追求一种简单的美。至于家中所挂的条幅、书画作品,其中的悬挂都有一定的美学方面的讲究。譬如古人之堂,也就是今人所谓的客厅,讲究挂一些大幅的作品,至于较小的书斋,则适合挂一些小幅的书画作品,也就是所谓的“小品”。书画作品的悬挂,均与建筑物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最值得关注的是,同样是园林室内的插花,北京与江南在生活情趣上已经大异其趣。如北京人瓶中所插之花,必定是牡丹花,以示京城的富贵之气;而在江南人家,瓶中所插之花,则多是水仙花,以示一种清雅。

在苏州这个时尚之都中,出现了两个专有名词,一个叫“苏样”,另一个叫“苏意”。苏样是什么?就是苏州人通过模仿古代的器物形制、古式古样做出来的样式。那么苏意又是什么?它是一种反映苏州人写意的生活样式。从明朝人的记载可知,所谓的苏意,从服饰生活来看,就是穿紧身裤、低跟鞋,体现出一种“轻薄”;从日常生活来说,就是一壶茶,一炉烟,高谈终日,以示一种写意人生。当然,喝的一定是明前茶,所用茶壶必须是宜兴的紫砂壶,烧香的炉子则更是讲究,必是宣德年制的铜炉,而香同样必须是名香甚至奇香。

大致说来,从明代到清代中期,南京、扬州、苏州、杭州,都可以称为时尚之都,其中尤以苏州、杭州并称为最。这显然是从宋代以来就已经形成的江南城市格局。宋代出现的谚语,如“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就是典型的证据。明代出现“苏意”“苏样”这样的名词,足以凸显苏州在江南甚至全国的地位。当然,明代的杭州,也出现了“杭州风”这样的专有名词,说明杭州这座城市的时尚地位,并不亚于苏州。

我们知道,自晚清以来,也就是上海开埠之后,上海逐渐取代了苏杭,成为最新的时尚之都。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转变。江南整个生活的艺术化趋向,乃至时尚的趋向,也同样存在着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换句话说,同样位于江南地区的上海,如何取代苏州、杭州,进而成为清末以来的时尚城市,这一转变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个有待于更多的人加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有待于明清史以外的近代史的学者来探讨。 dCRRUlEjentusDg7R2XRtftsmAe31VRbiAwhzMFF6bMGCIuLj17rvlnTkVHzFf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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