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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在以往各届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实现了历史学与艺术学的跨学科交融。那么这两门学科相通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知道，历史学有其特殊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历史学是不能直接面对研究对象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我们所能面对的只是前人留下的史料。而史料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即使是亲历者记录的史料，记什么，不记什么，也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何况不少资料并非亲历而是道听途说的。历史研究需要凭借史料来重构历史。而史学主体在重构历史时，有着种种差异，比如个人阅历、知识构成、价值观、方法论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重构历史的真实程度。在重构历史的研究过程中，离不开史学主体的判断、选择、想象、推理、建构等要素。历史研究这些要素也是艺术创作中必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跟艺术学是相通的。不同时代的艺术品，会留下不同时代的印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该时代的历史；反之，懂得历史也是了解艺术真谛与价值的必备前提。更为重要的是，把艺术（再扩大一些，提升到文化层面）与历史学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社会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主旨是从社会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历史，重构历史。所以本次会议以“道·器江南”为题，在江南社会史的学术研讨中引进“道”和“器”这两个概念，在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的辩证中，探究江南文化艺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艺术学与历史学融通的尝试，即从形而下的具体的一门艺术——苏州评弹去考察形而上的道——江南社会历史。始创于明末清初的苏州评弹，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曲艺领域最为成熟的曲种之一。苏州评弹曾经诞生过数百部长篇苏州评话与苏州弹词，数千名说书艺人通过走码头，渗透到江南的市镇村落、寻常百姓家。苏州评弹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经济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的文化符号，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内涵。研究这两者之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的互动，可以揭示中国社会深层结构和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面相。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苏州评弹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长期以来，苏州评弹研究为传统史学所不屑与忽视，难以登上历史学的殿堂。在传统史学的经典之中，更是难以寻觅苏州评弹资料的踪迹。这就决定了我们要研究苏州评弹，首要的任务就是收集、整理其历史文献资料，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对苏州评弹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苏州评弹研究至少涉及艺术学、文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些学科都有着自己固有的学科特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又是不可分割的。区别在于从不同的入口进去，各有侧重而已。苏州评弹是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的：书目、书场、艺人和听众。书目是评弹之本，书目要靠艺人的技艺来演绎，听众是评弹的受体，书场是演出场所，也是艺人与听众交流的空间。他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市场体系，其中，书场、书目、艺人属艺术生产的领域，听众则属消费领域。评弹艺人走码头，游走于江南城乡。江南水乡分布着难以计数的书场，偏僻的小村落都会有茶馆书场，稍大一些的市镇往往会有数个书场。江南人听书品茗已成为日常生活。评弹书场小社会，评弹通过听众与江南大社会发生着紧密的互动。近代以来诸多社会精英将评弹视为推广实施“民众教育”的重要手段，认为苏州评弹跟荷马史诗具有同样的地位。评弹艺人走码头的网络也就成为江南文化传播的网络，日复一日地传播着苏州评弹故事中的人伦道德和价值观，影响着江南社会变迁的过程。而苏州评弹发展演变的过程，以至于现在走向衰落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跟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
从历史学的角度开展苏州评弹的学术研究，目标有三：一是重构苏州评弹的历史；二是从地方文化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中对苏州评弹的变迁做出历史的反思；三是以苏州评弹为切入点，深入考察江南社会生活，江南人的性格，江南社会的变迁。重构与反思的关系是辩证的。重构是反思的前提，反思贯穿于重构的全过程。苏州评弹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我们在研究苏州评弹的过程中，为建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区域模式，深入研究地方曲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变迁做了一些基础性的探索工作。迄今为止，我们已出版历史文献资料3部（800万字），专著与传记18部。在研究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道”与“器”之间的文化逻辑：“道”者在理：“器”者在“形”。“道”中体现着“器”，“器”中也有着道。两者杂糅，彼此促进。这样一个研究方向是值得提倡的。未来我们将寻求进一步跟中国美术学院合作，从而大大推动江南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