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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国民政府采取了诸多的举措，试图进一步强化其政治合法性。徽州民间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旗帜的感召下被动员起来，发挥着凝聚、教化、慈善、公益、安防等多重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为支援抗战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使得徽州地区获得了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徽州 参与认同 社会稳定
抗战时期的徽州是孤悬在江南地区的一块较大且完整的国统区。江南地区相继沦陷后，屯溪更是成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皖、浙、苏、沪国民党军、政、宣、教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学生以及为逃避战火的难民大批迁至徽州，人口一度达到20余万。国共两党在此坚持共同抗日，各项抗日救亡运动在此火热展开，徽州成为当时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重庆）伸向华东前沿的桥头堡，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在整个抗战期间，不仅内部处于稳定状态，而且还有力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徽州地区为何能在四面受敌的情形下保持着社会的良好运作，成为东部地区一块抗击敌人的堡垒。本文试图借鉴政治学的视角，对抗战时期的徽州民众参与认同与社会稳定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期之能解答这样的历史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
这种意愿便是对政治的参与和认同，是一种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政治情感。在一个国家中，政治权力的统治除了需要制度、法律外，同时还需要民众广泛的心理和情感支持。那么什么样的政治体系能获得基层社会民众的认同，进而可以广泛动员全社会各阶层参与政治呢？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一个政权如果能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等方面采取富有成效的举措，它将会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具有良好的合法性。
可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对于一个政权的存续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制度才能产生权威性，人们才会对其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不断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当大多数人对政治决策抱有理解和赞同的意向时，那么政治稳定就有了心理基础，从而有助于促进政治稳定。
抗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当国民党以民族抗战领导中心的形象出现于全国时，其十年间不断受到挑战的权力合法性获得了社会力量的广泛认同。”
民族主义一直被国民党作为强化忠诚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国民政府借助民族主义旗帜，一次又一次把社会各阶层动员起来，纳入战时体制内，并要求民间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认同，从而为其政权获取合法性资源提供了主要渠道。
南京国民政府初建之时，是一个合法性严重不足的政府，为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始终在努力寻求其政府的合法性。
抗战爆发后，徽州地方政府借助民族主义大旗，采取了诸多的举措，试图进一步强化其政治合法性，具体有：
（1）通过各种纪念大会，让民众感受仪式活动的氛围，激发民众的认同意识，引导民众接受其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例如屯溪各界在皖南大戏院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大会，各机关团体代表以及学生军大约一万人到会，这也是各类纪念活动中到会人数较多的纪念大会。纪念大会首先由主席报告，他指出“我们今天来纪念国耻，必须要人人知耻，切切实实的觉悟，轰轰烈烈的奋斗，努力雪耻。”接着社会各界发表演说。屯溪镇各商店一律下半旗，沉痛纪念“五九”。
我们再来看看屯溪的“双七节”纪念大会，大会先是由皖南行署戴主任领导行礼，并报告开会的意义，继而由卓书记长、程执委、丁团长以及孙总干事相继演讲，词句悲壮。大会向蒋介石及顾司令长官致敬，并致电慰问前方杀敌将士，晚间举行火炬大游行，万人空巷，盛况空前。队伍在第一公园集合并环绕全市，至黎阳邵氏宗祠解散，千万个火炬把屯溪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一时间整个山城的民众都兴奋了、怒吼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雄壮的口号和宏亮的歌声响彻云霄。
屯溪各界纪念“八一三”周年大会也是如此，除了大游行外，还有动委会皖南办事处、政治工作队与富华剧团表演的话剧，其中“应征”是一幕征兵宣传剧，剧本稍显抽象化，但通过演员的努力和认真表演，效果颇好，当剧中的伤兵说及敌人的种种残暴时，观众中的一部分妇女被感动得哭了，角落里一个老太太哽咽着说：“我也要叫我的儿子去当兵。”
国民政府还利用民族扫墓节之际，举行公祭悼念殉国将士，参加的团体、保甲长以及民众达千余人，仪式隆重，盛况空前。仪式上先由主祭人报告公祭意义，继由各机关团体代表分别演说，语多沉痛悲壮。
此外，国民政府还将“孙中山”符号化，并通过仪式活动渗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从而实现对民众意识形态的灌输。皖南行署于1941年8月18日上午在大礼堂举行总理纪念周，全署职员及特务队官兵约二百人参加，由曾处长主持，领导行礼如仪，即席报告，指出“皖南为京沪外围，形势重要，今后吾人对于组织民众，统制交通，加紧生产以及管制粮食处工作，务须加倍努力，以配合军事进展，获取最后胜利之目的”。
各县也纷纷效仿，举行总理纪念周。如休宁党政军学各机关团体职员、官兵及保甲长、民众等数百人在县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县党部戴书记长报告一周来国内外战事及党政军工作情形。
（2）加强政治教育，培养民众对其统治的认同。皖南行署针对各中学学生过去多偏重课本之研究，对于社会生活、政治演进及经济外交等动态颇为忽视，为避免教育与政治脱节，决定各个学校每星期应举行时事座谈会一次，并由行署制定执行办法，以资加强学生政治教育以及养成研讨时事之兴趣，兹将办法摘录如下：
一、各校应每周举行时事座谈会一次，其日期与实践由各校自行订定；
二、每次座谈会，全校员生应一律参加，如人数过多，得由学校按照实际情形及学生教育程度分组举行；
三、各校时事座谈会研讨题材之范围如下：（一）总裁时事言论；（二）各项政论及重要政令；（三）国内时事；（四）国际时事及敌寇状况；（五）青年生活及教育问题；
四、每次座谈会讨论之题材，由各校校长、教导主任、训导主任或教导会集中决定，先期公布，或印发学生，俾作充分准备；
五、每次座谈会由各校校长、教导主任或训导主任轮流担任主席；
六、每次座谈会如限于时间，一次不能获得结论时，下次仍可继续讨论；
七、各校举行考试时，可将座谈会讨论材料列入各科考试范围，以资引起学生兴趣；
八、时事座谈会讨论题材所需之报纸及参考书籍，应由学校统筹供给；
九、每次座谈会由主席指定参加学生二人记录，会后整理公布，以供全校学生阅览，并报行署核备。
由上可见，国民政府为了培养未来忠于自己统治的国民，采取措施引导学生培养关心政治和时事的浓厚兴趣，不断提高所谓的政治觉悟。除了组织座谈会外，有关方面还举办活动专门测试学生对党义的掌握情况。例如屯溪直属区党部为增强各校学生对三民主义认识与信仰，发起并筹办屯溪区各中小学学生三民主义测验，分中学、小学两组，中学参加名额以每校三十人，小学参加名额以每校二十人为限，其人选由各校自行选定，并制定测验办法，排定各校举办日期。
（3）国民政府极力树立领导者和政权的权威，使其成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直属屯溪区党部召集各宣传机关暨有关团体商讨如何宣传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经商定，决定如下：（一）将该书定为各分部小组及各机关讨论题材；（二）定为国民月会讲解材料，每次由主席或指派人员分章讲解；（三）各机关团体学校应于每次总理纪念周时，由主席或指派人员分章讲解；（四）择定适当街道中心委员向市民分章讲解；（五）在屯市合记大舞台每夜开演前，派员向观众分章讲解；（六）在每周学术讲座及民众讲座未开讲之前，派员向听众分章讲解；（七）举办演说竞赛及论文竞赛；（八）各刊物杂志应尽量宣扬；（九）举行购买赠阅；（十）各校学生暑假应深入乡村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十一）各书店应以最迅速之方法向后方大量采购转售，所有上项办法，并经分别推定担任主持机关，即日开始实施，广泛宣传。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为了树立蒋介石的领导权威，铺天盖地地进行宣传推介，并且发动其所属各种报刊极力鼓吹领袖的魅力。以《徽州日报》为例，该报曾报道称：“《中国之命运》一书自出版后，全国风行，各地青年均深渴望，无一不欲先睹为快，闻屯市中国服务社购运二千五百本，兹首批运到百册，即抢购一尽。”
该报还曾刊文《战区青年应有的认识和努力》，文中称：“我们英明的领袖——蒋委员长，我们要绝对拥护他，因为他的大仁大勇抗战的决心与毅力，实在给我们以无上的激发，有了贤能有力的政府，又有了神圣英武的领袖，我们抗战建国的工作，才能逐日展开，在今天，大家只有抛弃成见，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力前进。”
通过这样的竭尽鼓吹之能，不断为蒋介石及其统治宣传造势，蒋介石及其政府获得了民众的较大的认可和支持。除此之外，当地政府还设立书报流通站和文化驿站，实行书报刊及新闻检查制度，避免敌伪书刊传入，影响抗战；同时为民众供应书报刊物，主要是党义理论、总裁言论、对敌伪宣传等方面的书刊。
另一方面，则进一步钳制思想，对涉及政治的集会及演说等活动严加管制甚至取缔，颁布实施《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并要求社会各界务必遵守，主要内容如下：
一、凡以讨论时事及其他含有政治性之目的，在任何地点公开集会及演说，适用本办法。二、前条之集会及演说，须得当地警察机关之许可。三、召集人及演讲人姓名、职业、住址、开会目的及其他地点，日期，预计参加人数，与其职业别，及演讲要目，应详报当地警察机关。四、集会及演讲时，应由当地警察机关派员监视，召集人及演讲人应接受其指导与纠正。五、违反本办法者，当地警察机关，得停止或解散之。
不仅如此，凡是影响到国民党和政权的政治权威的，一律加以管制甚至取缔。党旗、国旗作为代表政党和国家的政治符号，具有凝聚人心和塑造认同的功用，也是政党和政府进行权力运作与正当化自身统治的工具。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利用国家机器将这些政治符号推广到全国，通过悬挂旗帜，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洗脑”，进而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不依照规定，任意悬挂党旗、国旗暨总理遗像、总裁肖像、主席肖像等现象，甚至出现将总裁与主席肖像作为样品随意陈列，国民政府认为此举“实在是有失于对国家、国父及领袖元首的尊重和崇敬”，并下令严行取缔。
（4）国民政府为获取民众更多的认同，还做出其他的努力。抗战时期的粮食供给一直是国民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徽属各县县政府为保障粮食供给，满足民众的生活需要，四处奔走，为民请求救济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我们可举例来加以说明。祁门县长廖瑞萍就职以来，对于本县粮食问题，奔走号呼，不遗余力，但始终未获得有效解决，于是便求助于皖南行署，兹将其致电皖南行署黄主任的电文原稿摘录如下：
本县食粮，丰岁仅支三月，向赖江西鄱阳余干万年乐平等县供给，上年亢旱歉收，赖复遏制，文电纷驰，始奉三战区粮管处令由赣先济二万市担，乃以赣省管理限制，手续繁苛，无法购置，嗣奉电恢复自由流通，饬平价基金，领证购运，谁正就鄱余等县采办，不能着乎，数月以来，费尽周折，终成尽饼。今则全县人员，转瞬茶市登场，须增茶工数万，倘再无米救济，不但有关抗战换取外汇之资源，势将废弃于地，必至老弱转乎沟壑，陷全县于不可收拾之境，职责所在，回天无力，苦心焦思，伏乞赐予电请顾长官俯念本县情形特殊，体恤十万生灵饥溺之苦，准在已划之鄱余万乐等县，匀购食米二万大包，以维民命，迫切电求，乞示只运。
从电文的内容来看，祁门县长的请求可谓情真意切，最终不仅打动了上峰，也赢得了民众的认可，最终“破费周折，购到一千余石”，祁门粮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味因表示：“此批食米之购到，口干舌燥，费尽大力，愿为全县十万生灵，仍将再赴赣省，继续求粮。”
再如休宁县长俞蔚然为休西饥民请赈。休西山多田少，因1940年歉收，致民食发生恐慌，县长俞蔚然听闻缺粮惨状，发起请赈运动，分电各界呼吁，兹将电文摘录如下：
皖南党政军各机关、地方士绅父老、皖报社、徽州报社钧鉴，蔚然来休邑，流光易逝，瞬息一年，治化未宏，深滋内疚，上月奉令会剿休西残匪，赖父老之戮力同心，保甲长勤勉听命，故不旬日而匪党敛迹，奸徒落网，此皆地方人爱护桑梓之行动表现。今者，休西匪患已平，而较匪化尤为严重之米荒问题，则未解决，回忆西行数日，不啻历人世痛苦之境，沿途所经，乡村民众，类皆家无升斗，面带菜色，炊烟中断，食杂粮以充饥，今则杂粮皆尽，而奄奄一息，匍匐待毙，哀鸿遍野，触目惊心，凄惨景象，有非笔墨所能描述，夫休西六乡一镇，山多田少，民间食粮仅维持半载，不足之数，全赖江西屯溪两处供给，年来赣米不通，而屯溪又因米源困难，无法分拨，于是休西民众生命遂告断绝，且屈计距新粮登场，尚有两月，苟不设法救济。蔚然蒿目时艰，衷怀怵惕，为之而食难下咽，固知各界不乏悲天悯人之慈善家，其所以爱护乡邦关怀民众者，实千百倍于蔚然，用敢大声疾呼，发起请赈运动，为在饥饿线上挣扎之三万八千休西民众请命。
除了四处请求救济外，也有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慷慨解囊，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如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唐式遵因公来屯溪，沿途访问民间疾苦，见到很多民众无米为饮，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抵达屯溪后，得知屯溪正在募款平䊮，当即慨捐一万元。
明清时期，茶业为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徽州境内不少人都是业茶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云集。抗战时期，因内外销路停滞，种茶无利可图，不少茶树被茶农砍去，但从事茶叶生产者仍有数十万人，其中妇女约占百分之三十，因此茶叶的盛衰关系到整个皖南经济的繁荣，对于抗战力量之支持，尤为重要。
一些茶商为了获利，想方设法压榨茶农，为了保障茶农的利益，各县政府请农业院和合作社开办了许多的茶号，并规定毛茶五十块钱一担，所以茶价就高了起来。
有了利益保障的茶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油然而生，国民政府据此进一步扩大宣传，以期激发茶农以及茶工的抗敌情绪，从而为抗战做出更大的贡献。例如婺源葛巷村制茶厂号均告开制，男女茶工麇集工作，县政府利用此契机，派各级学校抗敌宣传队，利用课余定时前往所在地厂号做各种抗敌宣传，以期增强抗敌情绪，发挥民间强大潜力。
此外，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国民政府还曾多次电令各地驻军协助农民收割。
例如秋收农忙之际，皖南行署要求保安团队助民收割，“以致纵横之阡陌间，时有武装同志往来收割，为状甚为忙碌”。
因限于篇幅，兹不一一介绍。
正是因为上述种种举措和努力，使得国民政府暂时赢得了民众较高的政治认同。但认同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情感、意识形态或情绪，它还是一种行动选择。
民间力量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做出各种牺牲来支持抗战。抗战时期，役政粮政是各县最为困难的工作，同时亦是最繁重的工作，因此在行政院颁布的县长考成原则中，役粮两政最被重视。
下面我们便以役政粮政为例，来看看民众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役政。民众对国民政府有了认同的基础，国民政府便开始对其进行广泛动员，“国民报国的一条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乃是服兵役，而且只有服兵役”，“服兵役才能使我们踏着先烈们光荣的血迹前进，才能把我们的热血尽量地挥洒在垂危的祖国面前，空喊口号，固不足语救亡，就是在后方作着其他各种有关的努力、事业和工作，也只是简单地有助于抗战。最直接、最有效的报国的方法，乃是而且也只有走上服兵役这一条光荣的大路”。
休宁团管区为了执行国民政府的征兵指令，在《徽州日报》设置“兵役园地”专栏来进行兵役宣传。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民众纷纷选择入伍。例如婺源县五区太白乡一保居民朱铭钧、朱桂珍二人，目睹日军暴行，前往第五区区署，踊跃报名应征入营，婺源县高县长亲题“壮士第一”匾额颁给其家属，以资鼓励，并号召本县壮丁“乘此报国良机，投军杀敌，毋让太白朱氏专美于前云”。
还有送子甚至父子一同投入军营的，如歙县四区复兴乡六十四保第六甲第一户户长方善材，其子方水茂23岁，方善材亲自送其子到区，转解某师训练，他的事迹经由区署呈报县府传令嘉奖。
再如黄山小学教员汪静甫，年40岁，亲自送其17岁的儿子黄培庭，投入某军教导队受训，自己也辞去小学教务，应征入伍。后经了解，汪静甫家中尚有妻子和幼子，生活其实比较艰难的，热心人士得知这一情况后，呼吁“当局及热心民众予以资助，俾汪氏父子能安心杀敌”。
在投军的群体中还有商人、甲长等人，不过最为踊跃当属青年学生，如“歙西唐模敬宗小学学生许秋平，因平日披阅书报，愤倭奴之侵略，顿兴杀敌之志，于日前自动请求入营，地方人士许承尧等嘉许其志，并预祝杀贼成功，为民族争光，特赠法币三十元，以壮行色，许于领受之下，并提出若干，捐于地方公益事业云”。
再如绩溪县龙井乡中门保中签壮丁胡达生和余川保壮丁汪志嘉初级中学肄业，自动应召入伍。
在抗战初期，徽州各县民众踊跃投军，仅歙县一县1938年投军人数就达5000多人。
1937—1945年间，婺源县共有13695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参战，走上抗日战场；
休宁县则实征壮丁9252人。
据时人回忆，“抗战爆发的前几年，徽州广大民众鉴于大敌当前，卫国有责，因此不仅不反对，还热烈起来应征入伍，并动员适龄壮丁入伍。”最后他还认为，“抗战爆发的前几年，徽州广大民众对战争的支援，完全出于主动自觉，情绪热烈，但到后来，看见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老是只守不攻，而蒋介石政府又一再把群众组织起来的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等群众抗日团体改组为他的官办机构，排斥了所有的社会民主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广大人民群众看穿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真面目，因而对支援前线战争也就由热烈而冷淡，由冷淡而抗拒了”。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粮政。自古以来，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不得不仰给于四方。抗战爆发后，由于周边地区相继沦陷，粮食匮乏问题更加凸显，给地方民生以及军糈供应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徽属各县国民政府采取了“开源”和“节流”等诸多举措，如推行一亩田运动、扩大春耕与冬耕运动等，来解决面临的粮食问题。为了保证前线军糈与后方民食，徽州民众深明大义，忍苦从公，每年征实征购，均能按时完成。我们可从安徽省各县县级公粮配征数额上窥见一斑，限于篇幅，仅就徽州以及周边地区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徽州以及周边各县公粮配征数额表
资料来源：安徽档案馆编：《安徽概览（民国时期）》，安徽档案馆1986年印。
可见，歙县和休宁地区的公粮配征数额连续三年里都超过周边地区，甚至在整个安徽也仅次于立煌、六安、舒城，但这几个地方在抗战时期是安徽省政府辖地，因此公粮配征数额居全省之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歙县和休宁一直以来就是缺粮的县份，却每年向国民政府缴纳这么多的公粮，由此可见，徽州地区在支持抗战方面，确实做出不小的贡献。
除此之外，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受战争影响，皖北各地税收大多停顿。因此皖南各地未沦陷区的税收便成为安徽省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而歙县原系徽州府所在地，是古徽州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传统社会一直是徽州地区商品集散地。即使在抗战期间屯溪取代了歙县的地位，成为政治、经济中心，但泾县、南陵、旌德、太平、绩溪等地商人仍来歙县批发货物。而屯溪为皖南商业重镇，不仅是徽属各县之中心，还是皖南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可以说，徽州境内的工商业保证了当地国民政府税收的稳定来源。此外，徽州社会各界还通过其他方式积极支援抗战。如因战时需要，政府1941年发行公债，皖南分配数额为五十余万元，其中屯溪为十万元，劝募会召集屯溪各商公会召开临时谈话会，会上，茶业公会当即表示“将中茶欠茶商1940年的价款首先扣缴备款”；屯溪商会要求所属各公会按照预领办法，分为两期，缴1940、1941年两年度应储数各十八万元。
战时的徽州地区成为东南地区的小后方，境内大军云集，先后驻扎徽州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有薛岳的部队、第19集团军和第23集团军等部队。为支援徽州驻军部队，地方各界联合部队有关部门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和军民合作站等组织，筹集物资支援前线。商会、同业公会等组织发给驻军购买证，给他们很多优惠政策，驻军的副食品价格均低于市场价格。
抗战时期，徽州社会成为江南唯一的国统区，周边的江、浙、赣地区基本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虽然外循环中断，但仍有不少徽州旅外同乡组织为家乡的安宁与稳定积极奔走，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旅外同乡组织得知家乡粮食短缺，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缺粮问题，黟县旅沪同乡联合垫款二万元，由旅沪同乡卢象三、汪幼亭等人致函黟屏山舒紫封等人，恳请其设法购米，运往黟县，舒紫封接函后，会同城区复兴店经理汪毓祥组成“黟旅外同乡食粮运济办事处”，即日便委托热心人士前往各产米县份，分头购运，以济民食。
除此之外，为预防家乡米食不济，黟县旅外同乡乘小麦登场之时，分头收购小麦，储积备荒。
黟县旅沪同乡关怀桑梓之热心举动，得到徽州各方社会人士的高度赞赏，有的甚至据此要求本县旅外同乡也能给予家乡资助。例如绩溪公民周诚涛、胡铁民、李国麟、邵光等人，为民食问题，向绩溪旅外同乡呼援，他们指出“黟县旅外同乡，曾做最大努力，购米救济家乡，同仁窃心慕不置云”，“兹青黄不接，民食急需之秋”，“家徒四壁，难图一饱者，大有人在”，“万难默默，谨向我旅外同乡竭诚呼援，盖愿本乎民胞物与之怀，速起援之”。
最后，在家乡同乡的呼吁下，绩溪旅外同乡也是积极设法救济。
以上分析表明，徽州民众在支援抗战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正是这些力量在社会政治、经济不稳定时，积极配合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措施，从而使得中央、地方、民间力量三者形成一股合力，促使徽州地区获得了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根据朱力的观点，衡量社会秩序稳定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要素：（1）社会的管理集团的核心作用是否能够发挥；（2）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否具有凝聚力；（3）各种利益群体的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4）社会成员是否具有安全的感觉。反之，达不到上述的基本标准，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的局势。
基于上述衡量标准，我们对徽州社会秩序状况来做一分析：首先，徽州各县地方主管官署在执行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法令和制度时，基本上能得到民间力量的广泛支持，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做详细的分析。地方主管官署在抗战初期是有号召力的、有权威的。其次，在民族主义旗帜的号召下，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徽属各县主管官署利用各种媒介宣传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被大多数民众所认同，并以实际行动来回应政府的号召。再次，徽州各县地方主管官署严格执行物价管制措施，对于遏制物价高涨势头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积极解决粮荒问题，减轻了民众因物价飞涨或缺粮而出现的恐慌情绪，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安全感。当时由江南来到徽州的外乡人，曾这样谈及对徽州的印象：
这次笔者因事由江南的前哨来徽，一路上见到后方的建设与民气，都足以令人兴奋与欣慰，尤其大徽州的民众，虽在空袭之中，各人还是不离开各人的岗位，不忘记他们的生产，各自在自己的本位上努力他们的工作，这种伟大精神，不独足以鼓励前方的士气，加紧杀敌，缩短抗战的行程，就是连敌人闻之也要气馁！笔者此次因为假期急迫，不能多做勾留，所以对于大徽州不及作深切的访问，因之也没有较深的人事，但只就个人观察所及的一般情形，敢武断地说一句，足以代表一切了。
可见，在抗战的初期阶段，徽州社会的运行是良性的，它正处于一种稳定的态势。我们还可通过下面的资料进一步验证上述观点。首先我们来看看时人对徽州社会的印象，在一些文史资料中，记载了徽州商人因躲避战乱，纷纷逃回家乡的情形。如《建德文史资料》中，便有记载：“建德梅城的程广隆布店为安徽歙县人程质文所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城规模较大、颇具名气的商号之一，职员多数是徽州人。1942年5月，日军侵占梅城，程广隆布店及其职员都迁至安徽歙县南郊。”
“泰源布店在日军占领梅城时，除留少数店员在梅城看守外，老板及大多数店员都逃回徽州老家，另谋生路。”
“补天石参燕号是梅城有名的商店，1942年6月，店主全家逃离梅城，迁往老家安徽歙县。”
除了徽州商人，一些外地商人也带着资金来到徽州。如当时从金华、兰溪迁来歙县县城开业的有恒太祥、源泰昌、祝裕隆、锦华布店，再加上从上海迁来的布号，整个城区的布店由原来的7家增至13家。杭州、萧山的商人也相继来歙县开设良济、万国药房等。
张根福在研究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时，也曾谈到浙江省杭州、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桐庐、建德、淳安、遂安等市县的工商人士在战时迁到皖南的屯溪、休宁、歙县等山区，主要看中这块地区比较安定。
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徽州许多城镇的商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整个抗战时期，歙县境内的商号数量比战前增加很多，仅以歙县境内的岩寺镇为例，抗战爆发前有商号85家，但到抗战后期岩寺镇已有157家商号。这些增加的商号大多是由外地迁入歙县的商人创办的。
通过上述研究可见，随着抗战的爆发，民族危机加重，徽州民众在民族主义旗帜的感召下被动员起来，他们发挥着凝聚、教化、慈善、公益、安防等多重社会稳定作用，在为支援抗战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使得徽州地区获得了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但风平浪静的背后却隐藏着暴风骤雨，在利益的驱动下，国家与社会之间不仅仅只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机制，当国家的权力以不适当的方式介入并对民间力量造成较大的侵害时，双方之间也存在着比较激烈的矛盾，有时甚至无法弥合的状态。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徽州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作者简介]徐松如，上海师范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