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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所研讨的，包括主题“道·器”，以及各与会者的论题，我觉得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前沿价值。诚如唐力行老师提到的，江南的社会史对于整个“长三角”地区，对于中国而言，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是，我也注意到，近些年学界内外的“江南”，似乎更多地演变成了一个比较受通俗话语欢迎的“类商业”问题和“亚文化”体系，这点倒是我一直希望和呼吁要尽力从研究者的主观上刈除的。也即，“江南”并非相对其他概念低一层级的，其本质上具备了寰宇和跨越多种学科的全局属性。甚至在很多时候，就中国史而言，“江南”不仅不是伪善、诡滥的“乡愿”的代名词，而是一类主流且正向的共同体意识。那么，对研究者来讲，我们首要关注的应是“江南”的准确定名。具体到这次会议上说，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江南的社会史”的切入？
我不能算是从社会史的宏观角度从事这个议题研究的学人，纵然在元代后期的研究中，我早年至今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浙江诸暨地区的重要画家王冕，但“王冕的江南史”，在宋末至明前的材料于本土已大量湮灭的情况下，确是很难再做特别重大的所谓考据式的微观揭示了。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达，包括知识生产的持续勃兴，近世以来江南史研究，个人以为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隔膜，即以明代为分水岭，明代以降的江南史为一个持续演进的良性循环系统。其中，若干年来，唐力行先生还带领着门生们，通过对苏州等地评弹的研究，将之推进到了“现代”及其专门场域、地域这样一个崭新且微观的历史高度，令原先人们心目中的“亚文化”登堂入室，书写为时代正史，这让我感佩不已。不过，唐、宋的江南史，在斯波义信、李伯重等经济史诸先生后，当前却颇难实现此类质变式的发展。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历史材料、罕传文献的精微开掘仍无法实现彻底的突破。
当然，随着物质文化史研究取径逐步受到重视，有些旁观者就此认为，宋以来图像资料的补充或能提供助力。但即便身处艺术史中浸淫多年的我们这些研究者，也清醒地意识到，图例本身存在的种种特殊情况，绝非一般研习者可轻易处置或解决的，而“图像证史”本身早已沦为一组伪命题。
艺术史研究中的江南，纵使如传承有序的书幅图绘和丝竹音声，事实上可供直接目验、耳闻而得以精准考索者，往往极难逾越五百载的鸿沟。换言之，回到宏观层面分析，基础研究材料的相对匮乏，导致江南史只能蓬勃于明、清以来的地域史、专科史研究板块，更遥远的时代和信息，成了亟待突破的难题与瓶颈，而艺术史的迂回路线绝非灵药，此节仍需当前学界高度重视。试想，现代人心目中的盛、中唐畜兽画名家韩滉（韩休子），即传为《五牛图》的作者，其在江南“节度”“观察”的工作，就艺术史的手段论，目前完全未见有任何深入研究之条件。唐代如此，再早以前的江南，艺术史恐怕只能默认作为“点缀”了。
两宋，尤是南宋，当也是江南艺术持辩的“热点”。这时的气候与地理虽已有了重大的历史改变，但尚存山形、水系可供实地物理探寻爱好者们发现线索与遗迹。然而，如此的江南史、东南史，依赖书画作品的简单比附，只能算是一类莫名的揣度和插科打诨式的炫技。换言之，彼时如名画家马逵、马远一族笔下的水势波动与当今的水脉情态断断不可混淆，诚如新闻所说，西子湖底早经淘换，并铺置了大量自来水管网，以利时时过滤、更新……不过，专业研究者的工作在于揭示与创新，其间，重在不可表面化、浅薄化地处理论题，要在不可故事化、鄙俗化地草率行文。一如前述，必须明确那种“微观史学”的工作方法，对于江南史、艺术史等学科，又都是不错的谜团破解时的趁手工具。但潜藏在各色史实皮相之下，精神性、思想性的答案和观点的提取与阐发，实乃目前学界亟待加强的核心，不能恃着好恶而任意令论题或图式化，或工具化。
总的看来，“江南”的定义尽管有地理上的局限，但精神史的价值却是超越地域的，这首先表现在两宋以降的近世，即元、明、清几代的“江南”，不单为中国发挥了核心且关键的经济效能，更因之成为事实上中古以来学术的渊薮。而古典中后期江南文化圈的学脉，明末清初已有黄宗羲等大家着墨，撰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这些同样当在艺术学领域得到承继，并展开艺学、品鉴、赞助上有的放矢的梳理与研讨，由此也才可在真正意义上构筑起一个宏观、微观、中观并举的“江南史”，继而再次凸显其重大的社会史价值。
江南贡献了众多文士、艺者，也可以说，此地融汇、内化并输出过大量知识与智慧，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至今仍具关键的历史前瞻作用。而放在整个国族的尺度上，江南还提供了一套相对稳定却也不断被检验、修正的治理模式，其中有家户、宗族、村社、街镇、市井、邦国等等各层面业经反复运用的立体逻辑。所以，如此的江南已不仅仅是涵盖地缘的那样一个区块，更值得高度关注的，系其在宽泛意义上，对历史的推动，特别是从最有价值的社会文化这个角度，又存在着怎样的精微串衍情形？
也即，从另一个角度探寻如此重要的“江南”，还将有一个内聚和辐射的辩证层次需要学人下功夫思考。江南在不断搜整、会合大批文士、艺者的前提下，形成新的内在规律，或所谓地域生化的法则，含英咀华且推陈出新，奠立了其于华夏文明内独特的创造机制和思想地位。继之，再辐射向周边地区与邻国，譬如同属中华文化圈的日本、越南、朝鲜半岛，以及缅甸、泰国的一部分。
日本与江南的关联是比较典型且被人熟知的例证。可以明确，自汉时起，其同样受江南直接的影响。尽管早期中国北方的通路仍在长期影响着东瀛西部——经辽东、朝鲜入对马、九州，不过三国、两晋阶段已有确凿史料反映了江南通过海道对日本输出过包括工艺和审美在内的关键文明因子。中、日周边海洋贸易的稳步开拓，致令在两宋阶段全面推升了发达的宋—丽（以高丽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宋—日往来，从整体格局上塑就了东北和江南共同协力下的东洋方向的中华文化输出，以至影响迄今。
也因此，江南文化圈逐步定型，并继续吸纳周边地域养分，包括沿长江迤西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处——典型情态如竹木、盐铁的采买均汇集在江南地区而循运河向北转送。而再往南，借道闽越、两广并通过水系网络、海陆穿梭，延伸向越南、泰国等南洋暨东南亚、南亚。可以说，以西湖、太湖、秦淮为枢纽的文士中心，加上以新安、鄱阳、洞庭为关键的艺者聚落，构成了东北亚、东南亚中华文化圈内不断追奉和描摹的重要母题。
当然，其间更关键的潜在动力乃是江南的市民文化、风俗文化，又对寰球的社会风潮，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宫廷艺术的繁盛，可谓有过巨大的影响。这次国内历史学界和美术界共同召开“江南社会史”会议，其实已触及到了“江南风貌”对于世界，重点就是同作为全球古典晚期的“老欧洲”——欧洲大陆的核心区及近东环地中海贸易带，所发生过的诸多密切而深刻的关联。
大约在中国的元、明、清时期，通过丝绸之路的西域和南海通道，江南的影响已达至欧洲中心，那些“巴洛克”后的“洛可可”等艺术风格，实际上就是得益于江南社会的灵感应运而生。其内，图形、图像上，有著名的在异域瓷器和园林中不断被西人仿效的东方“柳亭图”（中式八角玲珑宝塔或攒尖顶亭子等楼阁建筑，与柳树、人物、小桥流水的组合），加之蚕丝面料、茶叶饮品，还有一批批装饰珠玉、金银的漆木工艺品等等。更遑论沿着昌江（景德镇主要水道，饶河支流）南流西转而东去，入江南腹地后，会同福建、广东南洋船队一道出海的，伴随茶叶贸易东送、南运，更向西、向北输入欧洲大陆的陶瓷及其制造、装饰技术。
如果说江南的道与器，对幅员辽阔的中国，和连带着受到我们影响的古典时期整个东亚中华文化圈而言，曾发挥过重大的思想形塑作用的话，那么其对于欧洲大陆核心区则曾有过明确的文化启蒙价值。这些，本质上均源自“江南”这个主题，它们当触动学界和大众，认知“江南”的另一个特别的却常遭忽视的层面，即“江南”并非局囿在此地，以长江下游南北、两湖（西湖、太湖）周边作为不变的终点，我们更需思索寰宇的“江南”，以及那类独特的精神原乡般、异时空一体的，属于它的纷繁复刻和再现的“江南”。
那么，第三个角度就是，通过“江南”我们是否可以看见中国与世界的那种共同的纽带和联结呢？于我，的确认为，江南是我们国家提供给世界的一个共同的纽带，它在广袤地域上切实地推进过人群间的跨越式协作与发展——在全球的不同处所，“江南”将人的命运奇妙地牵带在了一起。
俄罗斯的近东一带，以及格鲁吉亚与之接壤的一带，还有土耳其等国，都演变出受江南影响而传播落地的饮茶文化，那边也被认为是世界茶树种植的最高纬度所在。而东瀛自不必说，京都宇治川周遭的蒸青绿茶于继承唐、宋以来的江南种茶、制茶术基础上，又有了一个新的现代迈进。凡此种种，都在催促我们新一代学人，不能止步，“江南”的问题不仅是历史学的、艺术学的，还是跨学科、跨地域的文明交流、承传与碰撞、共荣的大事件。研究异域的史料将丰富本国的体系，而本国的强盛还可推动他国文化、技术的精进，这恐怕才是当今学人最期待一睹的将来！
于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讨论今天我们还在持续展开的江南社会史相关议题，我想或许会是一个相对全面而丰富的考虑范围吧。也借此由衷祝愿业已举办14届的“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江南史的研究队伍愈加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