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罗马人的宗教政策

宗教之所以能在罗马人当中站稳脚跟，既不是出于恐惧，也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如同任何一个社会那样，罗马也需要一种宗教。先王们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的关心，丝毫不亚于立法和修筑城墙。

我发现，罗马立法者与其他民族的立法者不同，罗马立法者为国家而创建宗教，其他民族则为宗教而建立国家。塔提乌斯和努玛让诸神服务于政治，他们创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被认为极为明智，以至于先王们被驱逐之后，宗教竟然是人民在疯狂地追求自由时唯一不敢摆脱的枷锁。

罗马的立法者们创立宗教时，并不想改变人们的习俗，也不是为了订立道德原则，他们丝毫不想为那些刚刚进入社会，因而对自己的社会义务尚无认识的人制造麻烦；他们只有一个总体看法，那就是让天不怕地不怕的老百姓对诸神有所畏惧，借此把老百姓引向幻想。

凡是努玛未曾做过的事，他的继任者们一件也不敢做。人民如今远非从前那样凶残和粗暴，他们能够接受更为严格的纪律。把宗教礼仪所缺的道德原则和规矩增添进去，原本并非难事，可是，罗马的立法者们十分明智，他们意识到这种改革所蕴含的巨大的风险，因为若是在宗教礼仪中增添道德原则和规矩，那就等于承认宗教有缺陷，默认宗教已经衰老了；结果肯定是事与愿违；本意是增强宗教的威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罗马人凭借自己的智慧，采用另一种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制定新的法律。人间的机制可以变化，神界的机制应该像诸神那样永远不变。

罗马元老院于是任命佩里乌斯为大法官，负责审读努玛死后四百年在一个石匣里发现的这位国王的著作。这位大法官在审读报告中指出，努玛的著作中所规定的宗教礼仪与现今实施的宗教礼仪差异甚大，若是实施努玛制定的宗教礼仪，普通百姓可能心生疑虑，怀疑当今所宗奉的这种宗教的创立者并非早年的立法者，而是女神埃吉里娅。元老院于是通过决议，把努玛的著作付之一炬。

元老们还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措施，进一步做出规定：未经元老院许可，不得阅读女神埃吉里娅的书籍；只有在重大时刻需要抚慰人民时，方才准许阅读这些书籍。即便如此，也不准对这些书籍做任何诠释，况且这些书籍始终都处于封存状态。由于采取这些明智的措施，狂热分子和反叛分子被解除了武装。

未经官员许可，预言家们不得就公共事务发表任何意见，这样一来，他们的预言才能被置于元老院意志的绝对支配之下。大祭司们的著作对此做出了规定，在西塞罗的著作中可以读到这些著作的片断。

波利比乌斯把迷信也视为罗马人胜过其他民族的优越性之一。他说，对智者来说是可笑的事，对愚者来说却是必要的。罗马人民动辄怒气冲天，有必要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来束缚他们。

预言家和占卜师们都是信奉异教的怪异人物，可是，我们如果想到，在一种深得民心的宗教中，任何事情都不显得荒诞怪异，那么，这些预言家和占卜师也就丝毫不滑稽可笑。罗马人的轻信可以弥补一切，在他们看来，与人的理性越是相悖的事情越具有神性。一个简单的真理不可能强烈地触动他们，他们需要赞美的对象和神性的朕兆，而这些只有在神奇的事物和可笑的事物中才能找到。

国家能否得到拯救竟然取决于母鸡的胃口和牺牲品内脏的位置，这确实荒唐透顶；不过，把这些宗教礼仪引进来的人，对于这些宗教礼仪的长处和短处一清二楚。他们只不过是以正当理由为名，行反对理性之实。这种宗教信仰倘若比较合乎理性，聪明人当初或许如同民众一样会上当受骗，人们原本期待的这种宗教带来的优越性也就荡然无存。所以，宗教礼仪应该既能维持一些人的迷信，又能进入另一些人的政治，占卜正是如此。元老们见多识广，既明白占卜的荒谬，也深知占卜的用处，于是，天上的决断便在占卜中通过他们的嘴传达出来。

西塞罗曾说，占卜师法比乌斯认定的一条规律表明，凡有利于共和国的事必有吉兆。他跟马塞路斯的想法相同。他认为，当初因民众的轻信而使占卜师应运而生，但那时对占卜师的使用仅限于对国家有利的事。他认为罗马人与外邦人不同，外邦人无论什么做事情都求助于占卜师，而罗马人则仅仅在事关公众利益时方才求助于占卜师。西塞罗告诉我们，击打在左侧的雷电都是吉兆，唯有公民大会召开时例外。在公民大会召开时，判断朕兆的常规不起作用了，官员们随心所欲地对朕兆的吉凶做出判断，朕兆于是就变成了他们勒在民众脖子上的缰绳。西塞罗还说，为国家做出决定，凡召开公民会议、票决法律、审判民众、选举新的官员等事项，均需询问主要公民。此前他还说，圣书中有如下表述：当朱庇特因发怒而打雷时，不应召开公民大会。他指出，官员们做出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中断公民大会提供借口。此外，对于为祭祀而被杀的牲畜来说，显示的朕兆是吉是凶无关紧要；因为，第一头作为牺牲被杀的牲畜若是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接着就杀第二头、第三头和被叫作“替死鬼”的第四头。埃米利乌斯·保鲁斯想要圆满完成祭祀，不得不接连杀了二十头牲畜，直到杀死了第二十头牲畜时，才在这头牲畜身上发现了有望取胜的朕兆，此时诸神方才息怒。由此而形成的习惯认为，祭牲时后杀的牲畜永远比先杀的价值大。恺撒不像埃米利乌斯·保鲁斯那样有耐心，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杀了几头牲畜后没有发现吉兆，当即以不屑的神情离开祭坛，径直走进元老院。

由于官员掌控着预兆，所以他们握有可靠的手段，既能让人民避免一场必定惨败的战争，也能让人民进行一场定能带来好处的战争。始终跟随军队行动的占卜师们，与其说是诸神旨意的表述者，毋宁说是统帅意志的诠释者，他们总是能够让士兵们充满自信。万一官兵们因出现了凶兆而心生恐惧，机智的统帅总会将朕兆的含义做另一番解释，把凶兆说成吉兆。西庇阿就是这样，他从战船跳上陆地时不慎跌倒，他机灵地抓起一把泥土，说道：“哦，非洲的土地，我把你抓在手中了！”跌倒本来是个凶兆，但是他却用这句话变凶为吉了。

西西里人登舟出征非洲时发生日食，官兵们惊恐万状，想要放弃此次远征，统帅见状对官兵们说道：“日食如果发生在我们登舟之前，那确实是凶兆，可是，事实是日食发生在我们登舟之后，那就只能是非洲人的凶兆了。”他以这番话把令人丧气的朕兆，变成了鼓舞士气的手段。

占卜师多次警告恺撒，不要在冬季之前渡海前往非洲，他置若罔闻，敌人因此而获得情报，如果不是因为恺撒行动敏捷，敌人就有足够时间调集兵力。

克拉苏在祭牲时无意中将刀子失落在地上，众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凶兆，他却不以为然，安抚众人道：“打起精神来！毕竟我的利剑从未掉在地上。”

鲁库拉斯即将对提格兰开战，有人跑来对他说，这一天不是吉日。他回答道：“好极了，我们用胜利来把它变成吉日。”

傲慢者塔克文想要为女神马涅娅举行一些竞技比赛，于是祈求阿波罗降谕，阿波罗含糊其词地回应说，要祭献许许多多脑袋方可。这个迷信而又残忍的君主于是杀死了好几个儿童；但是，布鲁图斯改变了这种骇人听闻的祭献，他祭献的是大蒜头和罂粟头，神谕就这样被执行了，或者说被规避了。

死结若是解不开就干脆剪断；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想要进行一场海战，于是把一些神圣的小鸡扔进海里，他说，既然它们不想吃食，那就让它们喝水。

将领若不依照预兆行事，有时会受到惩处，这是罗马的一项新政策。主政者希望借此告诉民众，事情没有办成、城市被夺走和作战失利，这些都不是国家机制不佳的后果，也不是共和国国力不强的结果，而是某位公民亵渎神明，招致诸神发怒的后果。用这种道理进行说服，进而为民众所信服并不困难，只需进行若干宗教礼仪和祭牲就可以做到。所以，每当城市受到威胁或是遭遇天灾人祸时，总是归咎于因疏于敬奉而触怒了某位神祇。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需要举行祭礼和列队游行，用火把、硫黄和盐水把整个城市净化一次。用作牺牲的牲畜在被勒死前被人牵着绕城堡走一圈，这叫绕城祭献礼。有时甚至要对所有陆军和海军都搞一次净化，说是净化后的官兵人人士气重振。

大占卜师斯凯沃拉和大神学家瓦罗说，许多真事必须不让民众知道，而让他们相信许多假事。圣奥古斯丁说，瓦罗由此发现了国家高官们的全部政治秘密。

据圣奥古斯丁的报告说，就是这个斯凯沃拉把诸神分成三类：一类是诗人认定的，一类是哲人认定的，一类是官员即主要公民认定的。

既熟读罗马史又多少有点洞察力的人，每一步都能发现我们所说的政策的踪迹。例如，我们看到，西塞罗时刻都在独自和向众多的朋友忏悔自己的不信神，还在公众面前以异乎寻常的激情谈论弗里斯的不信教。我们看到了克劳狄乌斯蛮横无理地亵渎善良女神的隐秘，元老院鉴于他不信教而先后二十次做出谴责他的决议，元老院曾经狠狠地打击过他，他向元老院发表一通激情四射的演说，指责元老院鄙视古老的做法和宗教。我们看到，所有公民中最腐败的萨鲁斯特为自己的著作写了一篇序言，其严肃与庄重堪与加图相比。我若想穷尽所有的实例，决不会像他这样做。

尽管官员们自己并未落入宗教陷阱，但不能因此而以为他们根本不信宗教。拉夫·卡德沃斯先生有力地证明，不信教者当中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敬仰一种至高无上的神明，民众对他们的崇拜只是一种分享。不信教者在信仰方面比较随便，他们认为，敬奉神明本身与信奉神明显灵没有区别。比如，首先，敬奉维纳斯所体现的大自然的消极力量或曰至高无上的神性，是因为她能产生一切；敬奉太阳或最高存在物，因为他给所有植物以生命，以其热能使土地肥沃。所以，斯多葛主义者巴尔布斯在西塞罗的著作中说，“上帝以其本性照看世上一切事物，刻瑞斯以其本性照看大地，尼普顿以其本性照看大海”。如果我们拥有阿斯克勒比阿德编纂的那部名为《一切神学的和谐》的书，我们就能知道得更多。

世界的灵魂信条（le dogme de L'âme du monde）几乎被普遍接受，人们把宇宙的每个部分视为一个有生命的成员，世界灵魂就散布在每一个有生命的成员中，所以，人们好像可以不加区别地敬奉宇宙的任何部分，信仰似乎应该是任意的，恰如信条一般。

由此而萌生了主导不信教世界的宽容和宽和精神。人们绝不会彼此迫害，相互厮打，各种宗教和各种神学各得其所，战争以及宗教争执在那里闻所未闻；只要去神庙敬神，每个公民就都是自家的大祭司。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加宽容，希腊人总是把一切搞糟，人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悲惨的结局。

埃及宗教在罗马确实一贯被禁，这是因为埃及宗教缺乏宽容精神，总想唯我独尊，有我无他，把自己建立在其他宗教的碎片上；以至于罗马人一贯秉持的温柔与平和精神，反倒成了他们与埃及宗教不断进行战争的真正原因。元老院下令拆毁供奉埃及神祇的庙宇，据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说，埃米里乌斯·保鲁斯以身作则，带头发难，鼓动受到迷信惊吓的人们。

但是，塞拉皮斯和依希丝的祭司们建立这些礼仪的热情极高，远远胜过罗马人禁止这些礼仪的热情。据狄奥说，尽管奥古斯都禁止在罗马采用这些礼仪，可是，当奥古斯都不在罗马时，负责掌管罗马全城的阿格里帕却不得不重申禁令。在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的著作中可以读到，元老院不得不多次颁布决定，把埃及宗教逐出罗马。

应该指出，罗马人分不清犹太人和埃及人，恰如他们分不清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一样；埃及人的宗教和基督教长期被视为犹太教的两个分支，并与犹太教一起受到罗马人的仇恨、卑视和迫害。罗马废除埃及宗教礼仪的法令，总是把犹太教礼仪包括在内。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在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的传记中都是这样记述的。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史学家们从未把基督教信仰与其他信仰区分开来。哈德良时期的错误似乎始终未能得到纠正，这一点在这位皇帝从埃及写给执政官塞维亚努斯的信中看得很清楚：“所有崇拜塞拉皮斯的埃及人都是基督教徒，就连那些被称作主教的人也都信奉塞拉皮斯。无论是犹太人、王子、犹太教堂、撒玛利亚人、基督教教士、数学家、占卜师、洗浴者，不信仰塞拉皮斯的人一个也没有。犹太人的教士不加区别地既崇敬塞拉皮斯，也崇敬耶稣基督。对于这些人来说，塞拉皮斯就是上帝，基督徒的上帝，犹太人的上帝，所有各族人民的上帝，此外再无别的上帝。”竟然把这三种宗教混做一团，还有比这更加糊涂的观念吗？

埃及人的教士属于特殊人群，由民众供养，由此产生了诸多不便：国家的所有财富被一群人吞噬，他们永远只收入，不偿还，声色不动地把一切都弄到自己这边来。衣食无忧的埃及教士们无所事事，在闲逸中消磨时光，唯有闲逸带来的恶习能让他们走出闲逸；他们稀里糊涂、焦虑不安、殷勤谄媚；他们沾染了这些毛病之后就变得非常危险。总之，这是一群怪物，其利益与国家利益毫不相干；谁制造这个怪物，谁就在社会中播下了不和与内战的种子。罗马不是这样，罗马人把教士这个职务变为民事职务，占卜师和大祭司都是官员，担任这些职务的官员都是元老院的成员，因此，他们没有不同于元老院的利益。他们非但不会利用迷信欺诈共和国，反而有效地借助迷信支持共和国。西塞罗说：“在我们的城市里，以前的国王和后来接替国王的官员都具有双重身份，都借助宗教权威执掌国家权力。”

双头执政者执掌着圣事，十五掌礼官照看宗教仪式，保管女预言家的书籍，也就是过去十大执政官和双头执政官所做的那些事。每当元老院命令他们向神谕传达者进行咨询时，他们都遵照执行，然后提出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同时也是负责执行女预言家在书籍中所提出的要求的官员，他们还要组织世俗竞技比赛，借此让所有宗教仪式都经由官员之手来完成。

罗马的诸王负有一种圣职，某些宗教仪式只能由他们来主持完成。几位塔克文被赶下台后，有人担心人民会发现宗教发生了某些变化，于是设立一种官职，叫做祭典王，这位官员在祭祀中担当过去由国王担当的角色，他的妻子则被称作祭典王后。这是罗马所保留的王政时期的唯一遗存。

罗马人的一个长处是他们的立法者是最睿智的君主，世俗历史从未谈及这一点。这位伟大的君主在他在位期间，竭尽全力实现正义和公正。他不仅让他的臣民感受到他宽松的政策，也让他的邻国感受到这一点。他建立了祭司团，团员都是祭司，没有他们的参与，媾和与开战都不可能。这些祭司团员在与某个民族媾和时使用的若干誓言格式一直流传至今。一位祭司团员在罗马与阿尔巴媾和时的讲话，保存在李维的著作中：“如果罗马人民通过公开讨论或是借由欺骗手段，率先违背誓言，请朱庇特击打他们，就像击打在他掌控下的猪一样。”言毕，他立即用石头把那头猪击倒。

开战之前，派出一位祭司团员到给共和国造成损害的那个国家去表示不满。他给他们留下一段时间相互商量，以便找出重建良好关系的办法；如果对方对于调整彼此关系不热心，这位祭祀团员就立即掉头，离开这个不地道的国家，告辞之前要向对方援引两位天神和两位地狱之神；直到此时，元老院只是下令做它认为正确和虔诚的事。所以，凡是发生战争，从来都不是仓卒之间发生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才开战的。

罗马人的宗教政策在他们获得胜利之时发展得更好。倘若当初迷信被听取，胜利者的诸神早已被送到战败者那里，战败者的庙宇早已被推倒；通过建立新的宗教信仰，战败者早已被置于比原先更加悲惨的被奴役地位。不过，罗马人的实际作为要好得多，他们主动信奉外邦的神明，并把外邦的神明接纳到自己内部来，借助这人与人之间最强大的联系，罗马与各族人民联接在一起，在外邦人眼里，罗马是宗教神坛的坛主，而不是世界的主人。

不过，为了不增加神的数量，罗马人以希腊人为榜样，巧妙地把外邦的神与他们自己的神融为一体。如果他们在征服战争中发现某个神与罗马人所崇敬的神有某个相似之处，他们就崇敬他，同时用一位罗马神的名字来称呼他；与此同时，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罗马人还赋予这位神以罗马市民权。所以，当他们发现，某位著名的英雄将某个妖魔从国土上清除出去，或是征服了某个野蛮民族时，他们立即赋予此人以赫丘利的美名。塔西佗说：“我们一直打到了大西洋，在那里找到了赫丘利之柱，或许赫丘利确实到过那里，或许是我们把一切与他的光荣相称的东西，一股脑儿都记在他的名下了。”

据瓦罗统计，驯服这些妖怪的人有四十四位，而据西塞罗统计只有六位，此外还有二十二位缪斯、五个太阳、四个火神、五个墨丘利、四个阿波罗、三个朱庇特。

尤塞比乌斯走得更远，据他统计，有多少民众就有多少朱庇特。

严格地说，除了共和国之神，罗马人没有别的神，他们不大在意他们在神话中造成的混乱和混淆。人民的轻信始终超越可笑和怪诞，一切因此而得到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