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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大刚
摘要： 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最精粹、隽永的精神产品。犹太民族有《塔纳赫》，古印度有《奥义书》和《薄伽梵歌》，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几何原本》《形而上学》等，阿拉伯世界有《古兰经》。这些经典拯救了经典创造者，也征服了经典接受者的世界。孔子删订阐释的“六经”以及因之而形成的“十三经”，则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古老典籍。它传递和接续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铸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文化基因和文明走向，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源头和魂魄所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所举诸核心观念多半出自经典，因此文化自信当从经学复兴入手，学术繁荣也当从经典研习发轫。
关键词： 经典 文化 西方经典 中华经典 当代价值
经典是指具有根源性、典范性、权威性和经久不衰价值的文献。它们或者是经过历史淘汰优胜出来被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的文献，或者是某个民族、某个学术领域最精粹、最精髓的作品，或者是一个时期中内容最具代表性、形式也最完美的成果。经典尤其专属于那些具有重大原创性、历史奠基性和文化再生性的著作。
经过历史的长期演绎和熔铸，经典文献演变成后世历史的根、文化的源和民族的魂，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文明再造的精神食粮和心灵家园。认识经典的存在价值，研习和传承好文化经典，是一个民族实现文化传承、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重要途径。宣传和阐释好本民族经典，也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流对话的文化实力和特有资本，更是这个民族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宝贵财富和亮丽名片。
每个优秀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经久不衰的文化经典，是这些经典奠定了这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也是这些经典教会了这个民族如何思考问题、认知世界和处理事务，经典就是这个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的缩影。
就目前而言，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经典无疑就是《圣经》。其中“旧约”是犹太教主要经籍《塔纳赫》，从传说中的公元前13世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写起，前后历经约1000年方始完成，文献包括历史、传奇、律法、诗歌、论述、书函等形式；加之后起的“新约”及其相关释文，便构成系统的基督教宗教文献体系。其内容包括犹太教及基督教的起源、发展以及教义、启示等，也记载了古代中东乃至南欧一带的民族、社会、政治、军事等多方面情况和风土人情，既是基督教教义、信仰、准则以及教会组织和礼仪规矩的基础，也是西方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美术、建筑、音乐等创作的源泉。
古印度则有“三大圣典”，即《薄伽梵歌》《吠陀经》与《奥义书》。《吠陀经》（又译为韦达经、韦陀经、围陀经等，是知识和启示的意思），是婆罗门教和现代印度教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经典，是印度数百年中所涌现的众多印度教哲学流派的思想源泉。印度教徒认为它们表达了恒定不变的自我，依其业行可以在肉体之间转移思想。《奥义书》（原指“坐近来”，义含师徒对坐密授）由《吠陀经》演化而来，被称为秘密书、哲学书，内容丰富，思想幽玄，有108部之多，中译有《五十奥义书》。它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汇集了韦檀多时代（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许多派别的思想，反映着当时的种姓阶级制度以及教育文化、民间风俗等种种社会生活，同时，还着重探讨了人生与宇宙的关系，如轮回解脱、梵我关系、修习禅定的方法等，在印度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中占有无可比拟的崇高位置。佛教思想也源于《奥义书》，佛陀正是应用了自己的大智慧将《奥义书》哲理升华得更加精妙。《薄伽梵歌》为古今印度社会中家喻户晓的梵文宗教诗，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400年之间，对印度思想界有莫大影响，而且是近世印度思想家的精神支柱。
古希腊也有很多经典，最著名的是《荷马史诗》，由两部长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组成，其主题是特洛伊战争，描述了古希腊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时代的社会史、风俗史，具有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的价值，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肯定了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古希腊经典还有数学经典《几何原本》，哲学经典《形而上学》《理想国》等。
阿拉伯民族的经典是《古兰经》，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文化典籍，构成阿拉伯世界的永久性法典、最高信仰和最高准则，是伊斯兰教各学科和各派别学说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古兰经》以诗歌形式写就，在阿拉伯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反映了7世纪初发生于阿拉伯半岛并对后来阿拉伯民族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一场伟大社会变革，是研究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以及当时半岛社会情况极其重要的文献。伊斯兰教的传播打破了狭隘的部落民族界限，促进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阿拉伯世界通过宗教将松散的部落联合起来，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征战、商业、政治、移民等）使各个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播、交流。经过几个世纪发展，阿拉伯文化后来居上，在数学、文学、天文学、哲学、医学、物理学、化学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果，涌现出数以百计的文化大师。
由此可见，经典记录了特定民族的历史，规范了各个地区的文化，统一了各自信众的思维，凝聚了各自的族群，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经典就是所属民族的文明范式和行动指南。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献丰富，经典也十分厚重。相传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重要文献。
春秋末年，孔子集历史文献之大成，修订完成《诗》《书》《礼》《乐》《易》《春秋》，而后形成中华民族永世不绝、亘古不衰的“六经”。先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形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的儒家学派。再是孔子弟子游艺四方，友教诸侯，为王者师，使“六经”得到广泛传播，民众智慧大为开启。
西汉景帝末年，又由文翁在蜀郡开设学宫，实施“七经”教化，以经术通明者为官吏
，而后开启“以文化人”“以文选吏”的新时代。继而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复设太学，置弟子员，而后经学成为全民教化之主流，成为觉世牖民、移风易俗、影响政治，进而奠定中华民族习性、规范中国文化特征的强大精神力量。时至今日，我们提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事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特别是进行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这些在历史上长期流传的文化经典，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品味和积极吸取的宝贵资源。
“经”，按其本义，是织布车上的纵线（或编联竹简的丝绳）；“典”，像竹编简册撂在案头上。经典具有“经过整理而后形成的完备系统的要籍”之意。儒家经典，在孔子之前只有四部（《诗》《书》《礼》《乐》四经），孔子时才整理出“六经”（“四经”加上《易》《春秋》）。后来经典逐渐有所增减或阐释，形成“七经”（《诗》《书》《礼》《易》《春秋》，加《论语》《孝经》）、“九经”（《诗》《书》《易》《礼记》《春秋左传》，加《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和“十三经”（“九经”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其中《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也称“四书”。“十三经”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突出代表，几乎是中华文明的价值灵魂和根本渊源。
如果说，西方有《圣经》，中亚有《古兰经》，南亚有《奥义书》等经典作为最高精神准则的话，那么，“六经”或“十三经”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进行文明塑造和文化交流的典籍。
经典在历史上之所以能起到这些作用，与经典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分不开。
其一，经典是记事之“史”，是研究中华上古“历史”的主要依据。孔子尝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说明孔子重视依事立教、实事求是。“六经”并非只是圣心独运的空言垂教，而是依据“旧法世传之史”
整理而成的“以史为教”的经典。《春秋》中虽有孔子寄托的“王道”（或“王心”），但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也”
，故老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
我们要讲明尧、舜、夏、商、周以及上古历史，明确古代学术思想的渊源，主要靠的就是“经典”，后儒所谓“六经皆史”，即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先秦以来儒者的共知共识。经典以史为教，以先王经验为说，故前此之历史赖之以存，后此之智慧由是而开。
柳诒徵曰：“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
其二，经典是载“道”之“经”，是天地规律的完整体现。经典虽皆“旧史”，但也是先民关于天地万物和人伦社会的经验总结，其中蕴含有“先王之道”“成败之迹”，特别是经过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和“笔削《春秋》”“阐扬《易传》”后，其中的“仁义”思想和“德义”精神得到充分凸显，“经”就成了载“道”之书，也成了问“道”之津。
汉儒翼奉说：“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示）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
经典是圣人认识“道”的记录，包括天地之位、日月之行、阴阳之变、四时之运、五行之德等自然之道，也包括行政区划、君臣职守、声律历算和古今成败等王者之治。“六经”就是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总汇。《汉书·儒林传序》也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经典成了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实现个性修养、社会治理的重要教材。
其三，经典是言“知”之方，是经验智慧的全面总结。“六经”总体所载无非“道”，但是各书所言又有分殊，每一经又有自己侧重的知识重心。《史记·滑稽列传序》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庄子》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概言之，《诗》乃抒情文学，故长于真情实感；《书》乃历史记录，故长于明事纪功；《礼》乃行为规范，故长于制度文明；《乐》乃音乐作品，故长于和乐盛美；《易》讲天地阴阳，故长于运数变化；《春秋》讲是非名分，故长于社会治理。相同的观点，在《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等文献中有反复说明。“六经”包罗至广，内涵丰富，各司其职，各从一个侧面讲明一个方面的道理，共同完成塑造“仁义”之士、博雅君子的任务。
其四，“经典”是施“教”之籍，是传授知识技能的教科书。《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理论依据除了历史知识、实践经验外，还有来自天道自然等外在规律的启迪。但是，人性之美虽然天成，而自知其性却由教生，故儒家特别注重经典教育。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故“以《诗》《书》《礼》《乐》教”，于是树之风声，以立民极，垂为万世师表。后儒沿波，教泽广布，经典的教育功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也由此得到重塑和发扬。
《礼记·经解》述经典之教的效果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经典的内容各有专主，功能各别，教化也各有效验。“温柔敦厚”的性格是《诗》教的结果，博古通今是《书》教的结果，豁达包容是《乐》教的结果，沉静精邃是《易》教的结果，恭俭庄敬是《礼》教的结果，叙事准确是《春秋》教的结果。学习“六经”可以变换气质、移风易俗，善一人以善一家，善一家以善一族，善一族以善乡邦；再由乡邦以达于国，由国以达之天下。求诸师，求诸经，明于性以知乎天，明于经以适乎道！这就是中国儒家觉世牖民的教化途径。
其五，“经典”是教“化”之典，是仁政德治的集中体现。孔子主“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性本善”，荀子主“人性恶”，无论起点如何，都主张推行社会教化，实现移风易俗，而其途径则无非“礼乐政刑”或经典教育。无论是出于“学道易使”（孔子）、“闲邪存诚”（《易经》）的考虑，或是出于恢复“四端”以致“良知”的诱导（孟子），或是出于“化性起伪”的礼乐防设（荀子），儒家各派都不否认“六经”教化的作用，荀子所谓“始乎读经，终乎读礼”，最后成为圣人的教育模式，乃为儒家各派所共同遵守。汉人说理重视“五行”，因为“五行”为事物之本、万化之源；汉人言治重视“五常”，因为“五常”为人性之本、教化之基。“六经”也正好是对“五行”之理和“五常”之教的揭示与赞助。
《汉书·艺文志序》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乐经》有民神同乐的效果，体现了“仁”的精神；《诗经》提倡准确表达感情，体现了“义”的原则；《礼经》讲明行为规范，体现了“礼”制文明；《书经》的博古通今，体现了“知”的精神；《春秋》善于评断事理，体现了“信”的精神。经典是与“五行”（“五常”）原则互相匹配的，从知识到人格，从形下到形上，进而实现了儒家经典教化的最高境界——通神达道，止于至善。
聪明的统治者就是要发现和发挥经典的这些功能，善加利用，广泛推广，诱导百姓，从而实现文明发展、天下大治，驯致雍熙和睦的化境。
《隋书·经籍志序》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
这里讲的虽然是所有文献，而其灵魂和主干无疑是经典文献。
经典从原来作为历史的记录，进而成为圣人教化、治理天下的神秘武器，成为通达天地原理、阴阳变化规律、人伦纲纪的教材，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善待他人的准则。学习经典，就可以获得自我的完善、事业的成功；利用经典，是实现天下治理、维护文明社会的重要途径。
经典具有大道之源、知识之府、化民成俗、流传万世的普遍价值。从历史的眼光出发，我们会发现，不仅孔子以前2500年的历史主要通过经典得到传承和记述，其后的历史也是在经典的影响下运行的。
秦汉的大统一得益于《春秋》中的“大一统”思想，“书同文，车同轨”来自《中庸》的启示，两汉“经学”、历代“史学”得益于对先秦儒家经典的研习和模仿，历代礼仪等制度建设受启于《礼经》典范，中华诗国得益于《诗经》的教化，宋明理学得益于“四书”的讲明，中华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得益于《孝经》的垂范，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三才、时中、常变、经权等观念得益于《周易》《尚书》的启迪，似此之类，不一而足。从思想学术层面讲，中国是一个“重视经学”的族群；从社会治理层面讲，中国是一个崇尚“文治”（“以经术文饰吏事”）的国度。
我们无论是研究文字、语言、历史、哲学，还是要讲明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等，都离不开经典。这样看来，文化经典不仅仅是一家一派的经典，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经典；经典不仅属于古代，而且属于现在和未来！真正的经典是不会随着时移世易而失去价值的。我们之于经典，只有觉悟和不觉悟、明白和不明白、实行和不实行之分别，没有过时和不过时、需要和不需要、遵守和不遵守的问题。
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开启了中华经典西译交流的历史。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并刊印，成为中国经典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此后，中国的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的研究、介绍，先后有拉丁文和法文译本，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流传。此对欧洲近代的学术文化发展，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
尽管历史进入了文化多元化的新时期，但经典仍然是各个民族与国家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最根本的依据。社会的进步应该带来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应该促进文明的提升，物质的丰富应该优化道德与伦理。因此，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具体谋划和定义了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可行途径，其中“主要内容”明确划定了“核心思想观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还具体提炼了各方面的优秀内容，其设定都是古今辉映、各族共需、与史相连、与经相通的。
如在“核心思想观念”部分，《意见》指出中华先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等过程中，形成了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提倡“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在“中华传统美德”中，《意见》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振兴中华、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理念，号召“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华人文精神”中，《意见》揭示的精神财富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俭约自守、中和泰和，强调“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
细考《意见》所举诸核心价值观念，大都出自经典文献。如“修齐治平”出自《大学》；
“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出自《周易》；
“脚踏实地”虽是俗语，但宋儒李过注《周易》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即“所谓脚踏实地也”
，可见其也是《周易》义之一；“实事求是”出自《汉书》；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出自《左传》；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天人合一”正式见于张载《正蒙》，但张氏明确说即是“《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
。至于“讲仁爱”明见于《论语》“仁者爱人”；
“重民本”出自《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守诚信”本于《论语》《礼记》；
“崇正义”取自《论语》；
“尚和合”出于《周易》《国语》；
“求大同”正见于《礼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梁启超对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观点的提炼；
“精忠报国”（又作“尽忠报国”）见于《周书·颜之仪传》与《宋史·岳飞传》；
“崇德”（又作“据德”）出于《国语》《论语》；
“向善”（又作“继善”）见于《周易》；
“见贤思齐”见于《论语》；
“孝悌忠信”见于《孟子》；
“礼义廉耻”见于《管子》；
“自强不息”见于《周易》；
“敬业乐群”见于《礼记·学记》；
“扶危济困”意蕴见于《尚书》《论语》；
“见义勇为”见于《论语》；
“孝老爱亲”见于《孝经》《孟子》。
此外，“求同存异”见于《左传》《晏子春秋》的“和同”之辨；
“和而不同”见于《论语》；
“文以载道”是韩愈等人提出的创作理念；“以文化人”化用《周易》“人文化成”；
“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是用以形容王维、苏轼等人的艺术造诣的；“俭约自守”意蕴取于《周易》；
“中和泰和”亦出自《周易》。
可见，《意见》提出的30余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及其基本内涵，都是从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以及史学、文学、子学等古文献中提炼出来的，其中除个别（“道法自然”等）见诸子史文献外，其余绝大多数出于儒家经典，其中又以出自《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文献最多。这无异于告诉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精髓，其实就在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之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从传承和弘扬经典之学入手。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证明，“经”是经久不易之书，“典”是神圣规范的大册。经典具有根源性、典范性和权威性，是经过历史淘汰优选出来的最有价值的特殊文献。它们曾对人类产生定型的、深远的、启迪性的影响。
作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中华民族，其所拥有的系统全面的古老经典（儒、释、道、医学经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培植了中华历史之根、华夏思想之源、民族信仰之魂。经典著作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源头和魂魄所在。经典是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承载，是特定文明的文化范式，具有源头活水、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的作用，体现了信仰体系、价值标准、知识体系和行为守则。
我们提倡文化自信，这些经典中的记忆是首先应该被唤醒的；我们提倡文化交流，中华经典的积极意义和普遍价值更应该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宣传。比如，如果讲好中华经典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就可以与国际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很好接轨；讲好“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有助于消除国家间的对立、文明冲突和民族歧视；讲好“诗书礼乐”，就可以为构建文明社会、和谐世界提供范本；讲好何为“小康”社会，何为“大同”理想，就会为实现世界大同、人类和平贡献力量；讲好“孝悌忠信”“爱老敬亲”，就会改善老龄化社会中的代际矛盾，并为漠视生命等现象提供警示。
对外交往中，经典可以成为我们经贸合作、对外援助、文明对话的价值标识，有助于我们改善观念，重树形象，文明外交。阅读经典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自觉自信的过程；宣传经典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学习好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思过半矣；宣传好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就四海攸通了；传承好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就尽在其中了。
是故，文化自信当从经学复兴开始，文化交流当从经典传播启航。
参考文献
1.金景芳：《经学与史学》，《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
3.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李学勤：《谈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姜广辉、钟华：《经与经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6.舒大刚、廖名春、李景林、丁鼎、詹海云：《经典：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孔学堂》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霞绍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