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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兵 殷国涵
摘 要： 清末民国时期，国难频发。太虚将国难产生的外因归结为帝国主义入侵，又进一步归结为西方精神文化的痼疾；内因则归结为现代中国文化的缺位。基于这种认识，太虚提出他的救国方法，即建立一种既能够培养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又能够克服近代西方思想弊端的现代中国文化，再以之为基底去建设国际文化，最终影响并改变西方文化。为建立这种现代中国文化，太虚提出五条具体策略：承择中国固有历史文化、建设道德、改进政治、改进教育、改革佛教。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挖掘出了佛教思想中与现代思想具有兼容性的资源，彰显了佛教的现代价值。与此同时，佛教思想的本质特色也得到了完好保留。
关键词： 太虚 救国 爱国 现代中国文化 民国佛教
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会后，佛教界人士纷纷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做出热烈响应。其实，作为中国化最成功的外来宗教，汉传佛教长久以来一直有着爱国、爱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那段动荡岁月里，佛教界爱国之士辈出，引人注目，高僧如弘一、虚云、印光、圆瑛、倓虚、巨赞等，都曾在历史上留下爱国佳话，而太虚（1890—1947）无疑又是其中之佼佼者。
太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佛教领袖，在佛教界影响巨大，由他首倡的人间佛教运动至今在中国盛行不衰。太虚出生于清末危亡之时，成长于民国动荡之局，其时可谓天灾人祸交加，内忧外患并存，国将不国、民将不民的悲惨现实深深地激发了太虚的大悲心，他在青年时期就产生了强烈的救国意识，虽然身披缁衣，却毕生不忘以救国为己务。太虚积极开展救国的实践活动，也在著作中留下了丰富的救国思想。
按其性质，太虚的救国思想大体可以划分为政治救国思想和文化救国思想两种。1908—1914年，太虚秉持的主要是政治救国思想。1908年，18岁的太虚初次接触维新派和革命党人的著作，并开始与革命党人交往。1912年，太虚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党与社会党，并担任后者党刊《良心》的编辑。在这数年中，太虚对于政治相当热心，发表了数篇论述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但与此同时，太虚也观察到国内政治的真相是“真共和之幸福未见，伪共和之祸患相寻”
，对政治逐渐感到失望。1914年，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国际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二次革命”失败、国会及省议会解散，这令太虚对政治救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转而寻求其他可能的救国之道。就在几年之后，太虚走上了文化救国的道路，并为之奋斗终身。
太虚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文化救国的道路？根据太虚的著作，我们可以大体梳理出合乎一般逻辑的思想生发过程。
从逻辑上来说，太虚首先思考的，应当是国难发生的原因。传统佛教多将国难发生的原因最终归结为国民之宿业或道德败坏等内因，外因的存在常常被遮蔽。而太虚突破了这种传统认识，指出国难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强入侵的外因：
至于国之须救护是因于有国难，国难的发生，根本是因于国内在位在野人众的失道悖德之所致，所以护国经讲的根本护国法，亦在于明道修德。然亦有缘于国外其他各国的恶趋势所波及，或其他一二国的强暴力所妄施而构成国难的。
而列强之所以入侵，根本原因又在于近代西方列强的立国之道、立国精神：“中国的国难，由近代列强的立国精神而来。”
近代西方列强的立国之道，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太虚对其给予强烈批判，称之为“强盗精神”：
近代之立国之道，唯以己国富强为目的，而以侵略弱小国家、压榨柔善民族为手段以达到之，用其已有之富力强力，向其他国家民族为一度之侵压，以之益增其富强力，而进为扩大之再度侵压。若将国族缩小作个人观之，则此种行为，实为一极鲜明之强盗；循此轨辙一而再、再而三以前进不已，必然造成现代之帝国主义趋势。
不仅西方列强的立国之道是强盗精神，其国民的做人之道，也是鲜明的强盗精神：
近代之做人之道，唯以个人权利为目的，而以占领生产工具——劳力机器等，夺取公共剩余为手段以达到之。据其已有之资本，向他人为一度之占夺，以之益增加其资本，而为扩大之再度占夺。若除去其假文明面具而作露骨之观察，则此种行为，亦为一极鲜明之强盗。
近代西方列强的立国之道与其国民的做人之道，其实是一体之两面，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分别在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的体现。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强盗的特征就是为了掠夺不惜犯罪，太虚归纳的强盗精神与马克思的这番表述何其相似！太虚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是与当时整个世界反思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潮相应的。
近代西方列强的立国之道与其国民的做人之道，终究是植根于近代西方文化之本：
（欧洲近代文明）主张人权，而发展成自我为中心的新天地，以扩充自我的自由快乐，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与自我相对的皆为外物，谋所以利用而制服之，据此为一切发动力的根本精神，纵任自我去想种种方法，以制御用一切的外物，以满足自我的欲望，故发生科学的知识。科学发展之后，即造出机器，演成工业革命，故结果产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即一个国家或一种民族的纵我制物，求自我国民的向外发展，而制服利用其他的国民……由上观之，可知纵我制物的思想，即为造成近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明的源泉。
可见，太虚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又进一步归因于纵我制物的思想，这就上升到了钱穆所提出的“精神文化”
层面。由此，太虚顺理成章地推出结论：要救国，最治本的方法是改变西方列强的精神文化。
太虚认为国难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外因，并不意味着他否定内因的存在。在《怎样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一文中，太虚反思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指出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近代以来，中国人尽管不乏自救行动，但社会现实却每况愈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第一，作为晚清封建文化核心的宋明儒学已经腐朽至极，不能再承载中华民族的志气与精神；第二，戊戌变法时期守旧势力排斥西方文化，五四运动时期胡适等人又鼓吹全盘西化，两者都犯了走入极端的错误，都不可能成功建立起现代中国文化。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建立起了以儒佛文化和武士道为基础，吸收、融合西方科学与政治思想的现代日本文化。由中国与日本的一失一得中，太虚得出结论：现代中国文化的缺位是导致国家衰落、国难发生的内因。
既然太虚将国难的外因归结为西方精神文化的痼疾，内因归结为现代中国文化的缺位，那么救国的办法也就呼之欲出了。太虚认为，要救国，必须建立一种既能够培养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又能够克服近代西方思想弊端的现代中国文化，再以之为基底去建设国际文化，最终影响并改变西方文化。用太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唯有切实看清了现代中国的需要，择取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及现代全世界流行文化的所宜，凭借之以为基本，以创造‘复兴中国民族’和‘解救世界危机’的新文化耳”
。由此，太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文化救国的道路。
太虚想要建立的“现代中国文化”，其具体内涵为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厘清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文化”一词的含义异常复杂，一般来说：“文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文明与开化的结果，这样的文明与开化包含着鲜明强烈的观念和价值成分，因而其主要内涵在于精神层面。”
钱穆在《文化学大义》中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而且认为精神因素才是文化的本质。
但钱穆的精神文化只涉及文学和艺术，不够充分，朱寿桐则进一步将精神文化的内容细分为三类，即思想、学术文化，文学、艺术文化与设计、传媒文化。
太虚使用“文化”一词颇为频繁，从上述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到钱穆所论的三个层次上的“文化”，在太虚的文本中都出现过。但是，上一节提到，太虚将国难外因归结为西方纵我制物的思想，讨论内因时又着重批判了宋明儒学。由此可知，太虚最为重视的还是精神文化中的思想、学术文化。这与太虚的佛教徒本色是一致的，佛教的理论特色重在谈心识，谈基于心识的内缘起，因此佛教最重视思想、学术文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太虚的思想相较于传统佛教思想而言，又有一点独特之处，就是较多关注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因此，太虚想要建立的“现代中国文化”，呈现出这样一种内在结构：以精神文化为主体，其中又以思想、学术文化为核心；以社会文化为辅翼，以物质文化为外围。本文所介绍的太虚文化救国思想，其中的“文化”一词，也正是基于太虚本人的这种理解而使用的。
如何实现建立现代中国文化的目标？太虚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与五条基本策略。两条基本原则为：第一，要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选择并继承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第二，要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选择并采用欧美现代文化。由此基本原则出发，太虚又讨论了诸多具体策略，笔者归结为五条：（一）承择中国固有历史文化，（二）建设道德，（三）改进政治，（四）改进教育，（五）改革佛教。其中，第一条主要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后四条主要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而后四条又是为第一条服务的。下面我们分别简述每条策略的内容。
“承择”，即“选择性继承”之意。太虚指出，承择中国固有历史文化，首先要以三民主义为底盘：一方面，三民主义确实有其优秀之处，“三民主义以建民国进大同为旨趣，规模原甚闳远；继承国族原有文化，吸收世界近代文明，复经新意匠之权衡选择，足以有立”
；另一方面，选择性继承传统文化，终究要以立足当下为出发点，“以今融古成民族思潮”
；再一方面，这当然也是基于国民党执政的现实政治环境的考虑，尽管这一点太虚没有明谈。其次，要解放宋明儒学的痼弊。太虚认为，宋明儒学不重应用致世，无救国拯民之能；向外排斥佛道，向内门户斗争；且已腐朽至极，不足为取，必须革命。最后，要承择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对于当时仍流行的风气风俗，要择优冶炼；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而如今不存的优秀思想、观念、风气，要设法恢复。以上设想虽然在太虚本人那里未能实现，但在后来的新儒家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都一定程度上变为了现实。
太虚高度重视道德的意义，对此论述颇多。针对公共生活领域，太虚提出了“国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概念。国民道德包含四点具体内容，分别为俭朴、勤劳、诚信、为公；公民道德与国民道德大体相仿，包含博爱、为公、实业三个基本要素。太虚认为，要救国，就必须建成现代化国家；要建成现代化国家，就必须着重发展生产力和经济；要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又必须先打破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贪污、奢靡、欺诈等不良风气，培育出良好的国民共同体；而要打破社会不良风气，培养国民共同体，又有赖于国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弘扬，道德之所以重要在此。太虚还提出要建设“国民性德”，这是指深深地浸润于国俗民情之中，与国民之道德观念密切相连、难解难分的思想文化，就中国之实际而言，即指儒释道三教融合之精神。不过，时至现代，此国民性德亦须依据现代思想重铸。“国民性德”的提法，指出了思想、学术文化对道德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太虚认为，佛教中有两点内容可以作为道德之原理：第一，众缘主伴之互成；第二，唯识因果之相续。前者申明，万物普遍地依赖其他事物而存在，人类亦然。人类不应互相伤害，因为伤害他人即损害自己所赖存的条件，最终将伤害自己，所以人人都应为公去私。后者则着重说明两点：一是“唯识”，人类之意识具备强大的能动性，能对社会产生影响；二是“因果之相续”，根据佛法，因果相酬条然不乱，善有乐报恶有苦报。由这两点可以推出，要想建设成美好的未来社会，当下就需以道德之心行道德之事。总的说来，相较于传统佛教以五戒十善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太虚的道德思想创新颇多。
太虚转向文化救国立场后，由于关切时事的热情不改，著作中仍不乏论及政治的文字，但此时讨论政治已经主要是为思想、学术文化服务，具体情形又可分两种。一种是论证民主政治思想与其所构想的现代中国文化具有一致性，如太虚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可以作为承择中国固有文化的底盘，可以作为学校教育的主旨。另一种是论证佛教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如太虚所提出的：保护佛教有利于团结边疆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帮助稳定民国政治局势；佛教缘起论的宇宙观，有利于培养国民团结互助的公共意识；佛教可发挥纽带作用，促进中国与其他信仰佛教的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太虚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奉命出访东南亚、南亚佛教国家，颇有收获；在与藏蒙佛教领袖沟通、促进中央与边疆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一定成绩：这证明太虚的部分观点确有可行之处。太虚高度重视政治的作用，认为“政治为创造之总枢”
，但由于身为出家人，不方便过度参与政治，太虚晚年提出了“议政而不干治”
的理念，认为僧众可做议员而不可做官。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僧众参与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中去，积极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出谋划策，体现了对“议政而不干治”理念的良好继承。
太虚使用的“教育”一词，在狭义上主要指学校教育；在广义上，太虚认为凡是有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文化，都可被视为教育事业，其中又以道德教育最为重要。关于学校教育，太虚认为：首先，应以三民主义作为学校教育的主旨；其次，应以救国实际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具体来说，应根据实际职业需求与各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开设不同性质的学校教育，合理安排学生的培养方向和学习年限，并且注重培养学生与不同教育阶段相匹配的道德与能力；最后，应与时俱进，注重吸收西方教育学的最新成果。太虚不仅提出了学校教育的基本指导原则，还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智力、体力、心理发展水平，以及教育的名义、主义、方针、程序、学科、理想等多个要素，多次规划了全面细致的学校教育方案，颇见用心。太虚的道德教育，一方面以传统的大同思想作为理想境界，另一方面以三民主义为现实行动指导，最终目标是以大同的道德指导和约束经济、政治活动，建成以道德为中心的社会。至于如何实现这种道德教育，则寄希望于由当时国际举办的世界教育会议来推行。然而此会议并没有太大的实际影响力，最终不了了之。太虚的学校教育思想，切于当时实际，又多参照最新科学成果，论述详细，颇有价值，而道德教育思想则失之于过度理想化。
太虚认为改革佛教也是救国大计的一部分：一方面，佛教可以为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佛教对于世界文化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时，儒教崩坏，道教不显，佛教应更自觉地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但佛教要真正具备完成使命的能力，也必须先完成改革。太虚佛教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整顿僧教育与僧制，开办佛学院；第二，建立佛教组织，又分为统摄出家众与在家众的佛教协会与专门面向在家众的佛教正信会；第三，倡议佛教徒积极建设社会，提倡以干好本职工作为基础的救国之道；第四，号召佛教徒参加抗战，提出为救国而杀敌是正义的菩萨行，不违戒律。一、二两点是制度上的改革，三、四两点则是思想上的革新。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充满了大刀阔斧的气魄，对近百年来的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虚认为，如果能依照他的构想建立起现代中国文化，则不仅救国可取得胜利，世界亦将重归和平，未来人间净土与大同世界亦有望实现。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多从国家危亡、社会衰败的现实出发，又紧跟时代和学术潮流，理念清楚，逻辑明白，具体策略多有可行之处。但由于太虚的实际社会影响力有限，在他在世期间，这些构想多数没有得到落实。
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代表了中国佛教僧众在坚守传统佛教思想本位的前提下，积极融入现代性文化的有益尝试和优秀成果。在太虚的深度挖掘下，传统佛教思想中许多能够与现代西方思想产生对接的萌芽显露了出来，彰显了佛教的现代价值，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一道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概念。现代所谈的民主，“等同于公民广泛参与的竞争性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有两个要素：一是政治参与，二是政治竞争”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这种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但有与之接近的民本思想，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就是民本思想的经典体现。其实，传统佛教中也同样存在着民本思想，如《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卷三说：“王者得立，以民为国；民心不安，国将危矣。”
太虚继承了传统佛教中的民本思想，他说“真正之国家观，则唯民论也。盖民者国民，故民即国民全体”
，意即以民为国。太虚更对佛教民本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如他以佛教思想结合当时流行的三民主义及民族国家思想解释“民”与“国”，如图1所示：
图1 太虚对“民”与“国”的解释
在此图中，太虚意图开显的佛教民本思想，要点有三：第一，以民为国。政治学中“国家”所具备的三要素人民、土地、政权，都可被摄入此表中而无遗漏。“人民”可摄于“民族”中，“政权”可摄于“民权”中，“土地”可摄于“民生”之“民富”中。由此，可以“民”为纲，将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要素统摄无遗。第二，生、国同构。太虚将三民主义析分成民富、民福、民意、民行、民性，分别对应于佛教中的五蕴也即色、受、想、行、识，意在表明“国”与生命体具有同构性。这不仅充分强调了国家的有机性，也体现出太虚期望国民能如爱护自身生命一样来养护国家，期望国家能如生命体一般焕发活力。第三，民族精神为国之根本。佛教唯识学中以精神性的“识”为生命之根本，也是一切法之本性，最为重要。太虚将“民族”之“民性”与“识”相对应：一方面，暗示了他所理解的“民族”之“民性”是精神性的，由此就与当时有识之士所呼吁的思想革命相呼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族”之“民性”最受太虚重视。“此中民族，实为国根；近人所云国性，亦基乎此……近人大唱因民族以成立国家说，可谓知本。”
经过太虚的阐发，三民主义、民族国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不仅找到了沟通点，还巧妙地打成一片，佛教民本思想中的特质也彰显无遗。
现代西方的自由思想，主要是在政治意义上谈的，要点大体有二，即主张立宪政府与个人自由。这其实是一体两面，前者指出政府的权力、行为和边界要受到强有力的约束，后者则指个人所受到的来自国家或社会的强制力干预越少越好。
太虚认可自由思想，但是他认为，现实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并没有真正施行自由思想，政府走向了侵犯人类自由的帝国主义，个人极端自由者又走向了空想的无政府主义，这证明西方主张的自由思想是虚伪的。真正的自由思想则必须向佛教中寻找资源，他说：
近代史上之自由运动，为唯神、唯我、唯物之各式帝国主义所障碍而未能完成，故应以佛陀现实主义之自由原理——四真观境、八正道行、三德藏果——而完成之。
概括地说，太虚认为，不先革除人们思维中的唯神、唯我、唯物等思想痼弊，就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实现自由。只有依靠佛法指导人们解放心灵，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太虚的佛教自由思想，以缘起的人生观为指导理论，以实践十善的道德行、无我利他的菩萨行为途径，以德行圆满的佛果为终极目标。佛教缘起论认为，任一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众多条件，而此众多条件又各依赖于其他条件方能成立，由此推演开去，时空中任一事物都与自身之外的全体事物相互依赖。将此理推至人类，任一人类个体的生存，都与自身之外的全人类、全宇宙相互依赖，同安危共命运，因而利他即是利己，损他即是损己，如此即是缘起的人生观。从整体、客观视角看，所有人类个体之间是普遍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体都普遍地具如此理；从个体、主观视角看，也可说每一人类个体都是人类、宇宙的中心，因而具备极大的自由，因为在该个体自身的视角中，其自身不仅与全人类、全宇宙具有普遍的因缘联系，更处于因缘联系的枢纽位置，可凭此枢纽而把握、净化整个宇宙。若能认识到缘起的人生观，人们就会自觉地实践利他的十善的道德行，以及层次更高的以无我利他的般若智慧为主导的菩萨行。若能把道德行施行到极致，就能形成全人类自由平等的和平世界；若能把菩萨行施行到极致，就能获得解脱一切烦恼、圆满一切功德的佛果，以及与佛果伴生的清净佛土，此亦可谓究极的自由所在。太虚的佛教自由思想，在人生观与十善的道德行之层面，是现实中普通人有能力施行的，完全可以与一般所谈的自由思想接轨；至于无我利他的菩萨行以及作为终极自由所在的佛果，亦不妨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可以为一般所谈的自由思想提供一种启示。
佛教中的平等思想可谓极其深厚，“众生平等”的口号早已随着与佛教相关的民俗文化深入百姓心中。太虚在开显佛教的平等思想时，多注重与西方一神教的平等思想进行对比。作为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源泉的西方一神教，讲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太虚认为，在这种思想中，虽然人与人之间获得了一种平等，但神为万有之创造者及主宰者，神与人的界限不可逾越，于是神与人之间就构成了一种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中，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不能得到圆满的彰显。而就佛教教义来说，从本质层面看，众生皆是缘起的、空性的，此为众生普遍具有之理，因此众生平等。而缘起、空性本身，在不对其产生执著的情况下，又可方便表述为如来藏、佛性，此如来藏、佛性超越二元对立，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清净功德。因此，众生不但平等，而且其本来面目皆是功德圆满的如来藏、佛性，于是生命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肯定。尽管从现象层面来看，众生的状态存在各种差别，但此种差别是缘起的、非实体性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生命依据佛法就可以自主进化至完全自由、平等的境界。因此，佛教的平等思想，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圆满彰显生命的意义，开显出一个无限自由、平等的理性境界，令觉悟到此理的生命解脱世间的一切苦闷烦恼。总括地说，由于西方一神教建立在本体论上，本体永远比现象高级，这决定了西方一神教的平等思想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思想，也不可能真正彰显生命的价值。而佛教建立在缘起论上，否定现象背后有一实存的本体，又肯定作为现象的生命皆具足诸法实相、一切清净功德，因而为人类贡献了一种真正的、圆满彰显生命意义的平等思想。
以上内容，只是佛教思想中与现代思想具有兼容性的部分资源，经由太虚挖掘而开显出来，与成体系的现代思想当然还存在很大差别，而且笔者的梳理也远非全面。但至少我们可以说，佛教中具备相当丰富的现代思想基因，在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接轨的时候，这些佛教中的现代思想基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供对接基础和消解排异性的作用。
太虚博览古今中外名家著作，采众家之长，其文化救国思想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但字里行间始终透露着佛教的底色，正如他的自述：“（太虚）旁及东西古今文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
在其文化救国思想中，最明显地体现出佛教特色的有以下方面。
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大悲心思想，是太虚文化救国思想的动力来源与终极归宿。与教外人士的文化救国思想不同，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是从佛教根本上生发出来的。1907年，太虚在阅《大般若经》过程中开悟，这令太虚对大乘佛教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仰。1908年，太虚受维新派著作影响后，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
。可以说，其救国救民的根本心理动机，就是佛教所说的大悲心。有些学者在研究太虚的历史行动时，以世俗的而非佛教的观念来揣测太虚的行事动机，这可能会造成误解。佛教大悲心的思想要求给予众生终极安乐，而不仅仅是暂时的安乐，这就要求在解决紧迫的国难问题之后，仍须继续引导众生觉悟成佛。因此，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始终包含着佛教元素，始终或明或暗地将佛法境界作为理想标的与终极归宿。在太虚的大悲心与智慧的摄受下，其救国思想实际上成了大乘佛教的一个方便法门，而大乘佛教通过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落实到了时代深处。
以心、识为根本要素的缘起论，是太虚文化救国思想的内在依据与基本方法论。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以精神文化为主体，其中又以思想、学术文化为核心，这与佛教以心、识为理论根本的特色是相应的。诚然，认为精神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学者不乏其人，但太虚始终坚持基于缘起论来谈思想、学术文化及精神文化，来分析、回应救国要解决的各种问题，这就凸显了佛教思想的独特性，与其他教外学者对精神文化的论述形成了明显的差别，也令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在所有的文化救国思想中独树一帜。这从他所提倡的缘起的人生观、民本、自由、平等等思想中可见一斑。
慧福双修的菩萨道思想，是太虚具体救国策略的理论框架。大小乘佛教都认为佛是慧福均圆满的“两足尊”，大乘佛教追求成佛，故提倡慧福双修。其中，福业由善业或曰道德行为所感，而智慧对福业修行占有主导作用，故慧福双修的实质，是以智慧为主导的智慧、道德双修。反观太虚所提出的五条具体救国策略，从形式上说其实也不出智慧与道德双修、智慧主导道德的模式：“承择中国固有历史文化”侧重于开启民智；“建设道德”侧重于增进道德；“改进政治”“改进教育”与“改革佛教”则兼而有之。而纵观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与其终生践行的文化事业，不难看出，相较于增进道德，太虚更注重的是开启民智，这也是与佛教注重智慧的特点相应的。这些都说明，尽管太虚的救国策略吸收了近现代西方许多学术思想成果，但其理论框架依然是佛教特质的。
中国佛教特有的圆融思想，是太虚文化救国思想得以大成的重要助缘。圆融乃中国佛教思想一大特色，在天台宗、华严宗的思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圆融，谓圆满融通，无所障碍。即各事各物皆能保持其原有立场，圆满无缺，而又为完整一体，且能交互融摄，毫无矛盾、冲突。”
中国佛教的圆融思想，虽由中国祖师结合禅观经验创出，但其理境皆本自印度佛教经论，因此的属佛教思想无疑，是中国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
太虚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在他的救国思想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太虚所宣讲的人生观、道德观、自由观、平等观等理论背后，始终有“法界缘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典型中国佛教圆融思想的影子；另一方面，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大量采用、吸收了中西学说里的各种合理成分，却又将它们安排得井然有序、并行不悖、各得其所，这充分体现了太虚圆融的智慧。
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是佛教史上第一次系统讨论救国、爱国问题的思想，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面对苦闷的现实，太虚没有因佛教末法、末劫的预言放弃努力，没有因屡遭挫折心灰意冷。他始终怀着宏大的理想和饱满的热情，向着救国救民的目标不懈奋斗，充分展现了大无畏的菩萨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太虚立足于佛教根本，怀着救国救民的悲愿，以佛法中缘起的智慧为工具，剖析了现实国难之原因，提出了具体切实的救国策略，融通了佛法与世学，彰显了佛教的现代价值，而又不失佛教之本位。梳理太虚的文化救国思想，挖掘其中的闪光之处，不仅可以充实中国佛教的爱国传统，为佛教与教外思想的交流指明方向，也可以为当前时代如何做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