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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根深蒂固的部门法分立格局，不仅塑造了立法层面部门法分立的法典化趋势，而且为学术研究和学科分类提供了经久不衰的分析框架。然而，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部门法夹缝中不断涌现出的风险立法，却呈现出“一个领域一个立法”的单行法外观和公私法规范杂糅的拼盘式构造。这样的立法结构迥异于公私法二分框架下的部门法分立格局。也许是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法学界习惯于将那些立足于特定风险领域的拼盘式单行立法，视为部门法分立格局在特定行业或空间领域的延伸，在法律解释适用过程中也习惯于将拼盘式单行立法做切割处理——以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逻辑各自展开。这样的“结构论”认识和学术研究范式，人为割裂了风险规制的整体主义视角和公私合作的规制工具体系，无助于协调运用各部门法上的风险规制工具共同管控风险。
伴随着风险规制领域不同部门法交叉问题的频发
、公私复合型立法文件的增多
、公私法接轨机制的应用
以及部门法交叉学科的兴起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构建的以部门法为基本单元、以部门法分立格局为总体结构的法律体系逐渐遭遇结构性挑战，学理上区分不同部门法的理论范式对当下实证法的解释力也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尤其是“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以及“公私法相互工具化”的发展趋势，正在逐步撼动部门法分立格局的理论根基。这可能预示着，大陆法系沿用两百余年的部门法分立格局以及部门法划分的理论范式，也许已经发展到了需要重新思考与全面评估的历史关头。在此背景下，理论上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是：公私法二分框架下的部门法分立格局及其理论范式在当今中国正面临何种挑战？法律结构上是否需要做出调整？若是，该如何调整？
结合既有研究来看，面对大陆法系根深蒂固的部门法分立格局以及部门法划分的理论范式，无人会否认其对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以至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借鉴西方立法经验时，对部门法分立格局近乎全盘接受，并以此为模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部门法是否健全甚至已被视为评估中国法律体系是否完善的核心指标。 [12] 然而，在基础性的部门法体系尚不完善之时，立法者又区分环境、健康、食品、交通、医疗、互联网等领域量身定制以特定行业为基础的单行立法，它们不仅呈现出“一个领域一个立法”的单行法外观，而且内部呈现出公私法规范堆叠的“拼盘式”立法构造。此种立法结构迥异于公私法二分框架下的传统部门法体系，这对部门法分立格局带来了诸多挑战，譬如：
第一，在立法结构的设计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制建设既然以大陆法系的公私法二元结构以及部门法分立格局作为效法模板，但为何在既定目标尚未达成之时，立法者又另起炉灶，区分不同行业或领域分门别类地制定一系列拼盘式单行立法？社会乃法律扎根生长之土壤，立法结构的变化终究旨在回应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当今社会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使得立法者转向新的立法结构？后文将从社会结构与法律结构互动关系的视角揭示当今中国法律体系的塑造原理。
第二，在法解释适用层面，能否继续套用部门法分立格局及其理论范式来解读当今中国风险规制领域普遍涌现的拼盘式单行立法？换言之，能否将行业单行立法中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切割归入既定的部门法分立格局及其解释适用轨道？例如《电力法》《矿产资源法》中的“责令承担民事责任”可否直接被视为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应被视为公法上的责任还是私法上的责任？
解释适用中应被纳入合同法还是侵权法的适用轨道？
以及由此衍生的职业打假人应被视为消费者还是“私人执法者”？
类似问题在当今中国风险规制领域的单行立法中日益增多，本书将法律结构层面的这一认识论问题简称为“法律结构论”。
第三，在法学学科的划分上，区分不同行业或空间领域的拼盘式单行立法究竟应被视为传统部门法的特别法，还是独立的新法域？譬如，针对具体行业或风险领域的管制性立法，在学科属性和观察视角上应被视为“部门行政法”，还是相对独立的市场规制法？以及国内学者近年来热议的“行业法”“领域法”能否独立于传统部门法体系而存在？
学术研究经验表明，不同的学科定性和体系划分深刻影响学界和实务界分析法律问题的理念、态度和范式，尤其是在专业分工日趋精细化的今天，观察视角、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的转换有时候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类似问题在《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电力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医疗法》《消防法》等拼盘式单行立法的解释适用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为了使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更接近法治实践，后文将重点讨论拼盘式单行立法的体系归属问题。
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从根本上也是对大陆法系部门法分立格局及其理论范式的反思。本书将立足于环境、健康、安全等风险规制领域，尝试从多角度对大陆法系的公私法二元结构以及部门法分立格局进行系统性反思，在此基础上尝试从风险规制的功能主义视角重构中国风险立法的“三足鼎立”格局。
[1] 被各国效仿的“风险预防原则”首次出现于德国1971年的环保纲领，1974年首次进入立法。参见Jale Tosun, Risk Regulation in Europe: Assess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 Springer, 2013, p. 39。
[2] Jale Tosun, Risk Regulation in Europe: Assess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 Springer, 2013, p. 1.
[3] Cass R. Sunstein,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151 U. Pa. L. Rev. 1003, 1004 （2003）.
[4] See Jale Tosun, Risk Regulation in Europe: Assess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 Springer, 2013, p. 39.
[5] See Daniel Kessler & Steven D. Levitt, “Using Sentence Enhancement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eterrence and Incapacitation”, 42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343, 343—363 （1999）.
[6] 美国首例市民诉讼条款在1970年的《洁净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中通过，参见42 U.S.C. §7604 （1995 & Supp. 2001）. S. Rep. No. 1196, 91st Cong., 36—37 （1970）。有关市民诉讼的发展，请参见Jeffrey G. Miller, “Private Enforcement of Federal Pollution Control Laws, Parts I—III”, 13 Envtl. L. Rep. 10309 （1983）; 14 Envtl. L. Rep. 10063 （1984）; 14 Envtl. L. Rep. 10407 （1984）。
[7] See David Rosenberg, “The Causal Connection in Mass Exposure Cases: A ‘Public Law’Vision of the Tort System”, 97 Harv. L. Rev. 849 （1984）.
[8] See Peter Huber, “Safety and the Second Best: The Hazards of Public Risk Management in the Courts”, 85 Colum. L. Rev . 277, 284 （1985）.
[9] See Karol Boudreaux & Bruce Yandle, “Public Bads and Public Nuisance: Common Law Remedies for Environmental Decline”, 14 Fordham Envtl. L.J. 55 （2002）.
[10] See Wheeler v. Evans, “Punitive Damages as a Solution to Drunken Driving”, 52 Mo. L. Rev. 949 （1987）; Anne M. Brennan, “Punitive Damage in Drunk-Driving Cases: A Call for a Strict Standard and Legislative Action”, 19 Suffolk U. L. Rev. 607 （1985）.
[11] 《德国民法典》第134条的公私法接轨功能，参见苏永钦：《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的法律行为》，载《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的公私法接轨功能，参见Ulrich Magnus,Klaus Bitterich, “Tort and Regulatory Law in Germany”, Willem H. van Boom,Meinhard Lukas，Christa Kissling （eds.）, Tort and Regulatory Law , Springer, 2007, pp. 115—119。
[12] See Jingwen Zhu （ed.）， China's Rule of Law Index: Report on Chinese Legal Development , William S. Hein & Wells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2018, p.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