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利·安格尔·梅丽：塑造法律人类学 ^[1]

马克·古德尔 著
戴溪瀛 译

由衷感谢《法律多元与非正式法律期刊》的编辑们邀请我就萨利·安格尔·梅丽（Sally Engle Merry）对法律人类学所做贡献发表一点拙见。与传统的悼文或讣告相比，我更希望能带领大家进入实质性的讨论，和大家一起回顾萨利的职业生涯及其研究成果对法律人类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2]

在我看来，萨利对法律人类学的贡献可分为三类：学科建设、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在介绍萨利如何通过这三类贡献塑造法律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时，我将强调其中的几个关键概念。在我看来，这几个关键概念能够最好地说明萨利何以名垂青史。

在学科建设方面，萨利为法律人类学在学科内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萨利初入该领域时，恰逢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law and society movement）步入快速扩张阶段。当时的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开展简单的社会法律研究（sociolegal research），他们希望将法律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过程加以研究，进而改变对法律本身的理解。

在法律与社会运动中，萨利成为使用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开展社会法律研究的中流砥柱。萨利与同时期其他几位人类学家一道，共同致力于推动法律人类学在法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强势学科中建立起稳固的地位，而正是这些学科构成了法律与社会运动的中心。多项高水平的成就，标志着她作为美国法律与社会协会法律人类学学科倡导者所取得的成功：1993年至1995年，萨利成功当选美国法律与社会协会主席；2002年，其著作《殖民夏威夷：法律的文化力量》获得该协会社会法律史图书奖；2007年，萨利获得协会最负盛名的奖项——哈里·J. 凯文奖（Harry J. Kalven Jr. Prize），该荣誉专门授予受到学界最高敬意的学者（美国法律与社会协会对其的官方描述是“奖励那些为推动法律和社会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实证研究”）。

萨利之所以在法律和社会研究领域表现卓越，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她与其他少数几位学者共同提高了法律人类学的知名度，并加强了该学科的合法性。此时，法律人类学正与医学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后殖民主义人类学，以及对人类学历史与方法论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等人类学其他子学科，努力维持着良性互动与竞争的关系。

最终，萨利结束了她在法律和社会运动中的漫长旅程，并带着同样的热情与精力回归到了她所热爱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当中。此后，她致力于振兴政治和法律人类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并将该协会的通讯杂志打造成为一本备受学界推崇的人类学期刊——《政治和法律人类学评论》。在担任政治和法律人类学协会主席、《政治和法律人类学评论》联合编辑及其他几个重要职务期间，萨利努力推动法律人类学成为一门关注权力、霸权、抵抗和正义等问题的前沿学科。萨利在学科建设上的天赋，部分在于她看到了将政治和法律作为法律人类学基础逻辑所具有的认识论和实践优势，这一视角或可帮助人类学再现法律和社会运动中的跨学科开放性。 ^[3]

与此同时，萨利在学科建设方面也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2005年入职纽约大学前，萨利职业生涯的头三十年都在其母校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教授本科生。这也造就了一种在美国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独特的教育体系之外令人费解的状态：尽管萨利作为享誉全球的法律人类学家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但在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却没有招收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然而，她仍然受到了众多国内外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申请做她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项目合作者，请她帮忙写推荐信、参加会议讨论，将她视为自己学术道路上的“指明灯”。应该说，在入职纽约大学以前，她虽然没有培养过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却成为了学生心目中一名“无国界”的导师，即使在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后，她也继续保持着这样的状态。

千禧年来临之际，萨利作为法律人类学国际性学术领袖的地位得以正式确立。她在德国哈雷市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成立的法律多元化项目小组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项目小组由弗朗茨（Franz）和基贝特·冯·本达−贝克曼（Keebet von Benda-Beckmann）共同领导，并迅速成长为全球法律人类学研究重镇。研究所举办的会议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与会者和客座研究人员参加，为身处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学者建立了一个跨越文化、语言和国界的学术网络和无与伦比的研究环境。作为法律多元项目小组顾问委员会成员，萨利投身其中并获得了研究所领导、同事和学生们的尊重。在萨利的积极倡导下，该项目小组最终在2012年荣升为该所独立设置的法律人类学系。

就理论贡献来看，萨利撰写了大量被引次数高的著作，从而塑造了法律人类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她在这些出版物中以极其清晰和深刻的视角，审视了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尽管萨利的学术成果不胜枚举，但我认为其中三个突出贡献，可以全方位地概括她对法律人类学的学术影响。 首先，萨利初入学术界时专注于研究美国东北部城市（尤其是马萨诸塞州）市民的法律身份和法律实践。她的第一个田野点，使得她得以参加一个重要的区域性研究网络，该研究网络的学者受到了“批判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学术运动的启发，旨在推进社会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

该研究网络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成立，汇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学者，研究超越学科界限和法律实践的意识形态、法律过程和法律意识等前沿问题。萨利以及许多后来被称为“法律意识研究”（Legal Consciousness Studies）的学者均在其中，此后他们都成为法律和社会运动及其所属学科的领军人物。 20世纪80年代，萨利不断推进对法律以及法律实践的理论认识，同时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和剑桥等地的法院和调解项目中，开展民族志研究。萨利并没有遵循传统模式——把研究重点放在规则、程序或纠纷解决机制上，而是做出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她探索了当地大多数劳工阶层如何看待法律及其意义，并以此考察他们的社会关系。

在这项具有法律人类学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当中，萨利提出了“法律权利的悖论”：美国的劳工阶层认为自己有权利用法律来解决个人问题，然而，当他们使用这项权利时，却失去了对其个人生活和纠纷的控制权。正如她所说：“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运用法律来主张自己在邻里及家庭关系中的法律权利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国家机构的依赖……当面对法律介入以及掌握着实施法律权力的司法者时，他们也会变得无能为力……因此，工人阶级到法院打官司，反而加深了司法者对他们的控制。” ^[4]

此后，受到在马萨诸塞州和夏威夷开展的家庭暴力研究的启发，萨利开始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反家庭暴力跨国运动产生浓厚兴趣。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年，人权激进主义的广泛扩散催生了这一运动。1999年至2003年，萨利开展了一项旨在监测《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全球体系的大型研究项目。由于该项目采用了独特的方法论（见下文），萨利观察到国际人权规范的内涵和意义并非铁板一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的过程——国际人权规范不断地在全球体系的不同层级间转换，从而改变了规范本身。 ^[5]

更重要的是，在萨利关于全球人权体系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本土化”概念中心地位的确立，标志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她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后，发生的一次重大的理论转变。彼时，基于对1993年美国政府因殖民主义和文化破坏罪，被原住民主权运动送上夏威夷“人民法庭”的相对有限的研究，萨利指出这个原住民主权运动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本土化的”法律，即通过夏威夷的本土文化类型，重新诠释国际人权规范的内涵。 ^[6]

然而，在对不同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法律移植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萨利摆脱了这种早期的、具有理想色彩的“本土化”概念。2000年以后，她重新阐述了“本土化”的定义，以描述由跨国人权活动家和人权企业家（human rights entrepreneurs）控制的战略性谈判过程。理论上的转变深刻反映出人权全球化本身所蕴含的更为广泛的变化，“本土化”已经失去了赋权的潜力，相反，在争取司法和文化自治的运动中日益成为一个模糊的机制。

正是这个全新的“本土化”概念，对此后人类学学科内外关于人权实践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人类学以外的多个学科中，清楚地看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横向力量——从法理学家到联合国政策制定者，“本土化”概念被学者和官员们广泛运用。可以说，“本土化”概念本身也被“移植”了，法律人类学跟随这一概念，走进了人权研究者和活动家的网络中。

作为对全球人权体系研究的重要延伸，萨利还关注法律移植以外的其他重要议题。除了促进人权的规范层面，萨利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与指标有关的高度技术化的议题中：如何测量特定类别的人权现状？这些类别背后的统计数据是如何产生的？具体由谁来统计？是否有可能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复杂性，简化成为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的量化指标？

这些议题推动萨利开展了其学术生涯中最后一个重大研究项目，并做出了又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量化评估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治理技术，在全球日益占据主导地位。2009年至2015年，萨利针对这一现象，指导了一项她称之为“指标文化”（indicator culture）的创新性研究。在思考统计数据如何通过量化评估重新解释人权现状、性别暴力和人口贩卖的复杂性时，萨利提出了又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概念——化约（Commensuration）。 ^[7]

正如萨利所展示的，作为一种真理的意识形态，化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于政府决策、预算，甚至公众眼中的合法性都是不可或缺的。依赖于一个简化过程（a process of aggregation）——例如运用“严重和中度”测量针对妇女的暴力，对复杂社会现象的量化评估，越来越脱离其所要反映的客观实际。当某个指标声称可以在国家层面量化评估诸如针对妇女的“严重和中度暴力”时，实际上已无法反映地方层面的真实情况，希望通过指标了解妇女面临的暴力情况变得毫无意义。然而，作为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循证治理”的基础，通过化约实现简化，实际上是一个评估指标“在众多相互竞争的指标中……获得政策制定者青睐的关键……事实证明，最为简单和具备一致性的指标往往在竞争中赢得上风。” ^[8]

最后，萨利对法律人类学方法论的贡献也同样深远。40年来，她辛勤致力于将民族志作为研究法律过程和法律意识的重要方式。重要的是，尽管萨利把民族志研究作为她众多项目的基础，她仍不断探索民族志的可能性，极大地拓展了法律人类学的“工具包”。

例如，通过研究法律在夏威夷殖民中的作用，她开发出一种被称之为“历史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学家将目光投射回过去，从而捕捉出隐藏在现有历史记录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冲突。同时，她还使用了一种所谓“档案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从历史记录中梳理出“深嵌在制度边缘和空隙中的关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9]

通过研究《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全球体系，萨利进一步拓展了民族志研究的适用范围。萨利没有采用单一地点或国家来作田野调查，而是运用了一种她称之为“去疆域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与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提出的“多点民族志”概念略有不同，萨利指出，去疆域化民族志“更接近于（人权实践概念）……（这个概念）存在于不同的空间，同时又不植根于其中任何一个空间的状态”。 ^[10] 正如她进一步解释的那样，正因为人权体系自身“既不连贯，也不能被全面的了解”，因此，去疆域化民族志也意味着要将“民族志方法与（更广泛的人权）体系碎片相结合”。 ^[11]

萨利在其关于人权指标的最后一个研究项目中，再次探索了去疆域化民族志的巨大潜力。“指标民族志”不仅是对人权体系的碎片，更是对“指标文化”风靡全球背后的意识形态开展的深入研究。在这种文化中，“量化的诱惑”通过技术官僚实践、文件和制度需求的异质性混合，迷惑了全人类。通过“指标民族志”，萨利或许已将她毕生追求的研究和教学事业做到了极致。

萨利与疾病进行了英勇而持久的斗争，尽管最终不得不屈服于病魔，但她仍然畅想着继续为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2018年12月，在柏林哈纳克之家（Harnack-Haus）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她告诉我她正计划启动一个终极项目，可能会回到夏威夷继续研究法律和殖民主义问题。每每想到这个未能实现的项目，总叫人百感交集，但萨利留下的学术成就已然汗牛充栋——她为法律人类学学科建设、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这些无与伦比的遗产必将亘古长存。

[1] 本文原文为英文，原载于《法律多元与非正式法律期刊》，2021年第53卷第1期，第4—10页。Mark Goodale（2021）,“Sally Engle Merry: Shaping the Anthropology of Law.” The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 ,（53）1: 4−10. 译者已获得马克·古德尔教授中文翻译授权。

[2] 萨利因病辞世后，多个机构表达了哀思，其中包括《政治和法律人类学评论》（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polarjournal. org/2020/09/14/remembering-sally-engle-merry/；美国法律与社会协会（the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lawandsociety.site-ym.com/news/525617/Please-Express-Your-Condolences-for-Former-LSA-President-Sally-Merry.htm。此外，由我撰写的讣告将在年底前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译者注：该讣告已于2021年9月发表于《美国人类学家》第123卷第9期）。

[3] 事实上，多年以后，萨利正是沿着同样的思路为我的研究提出了宝贵建议。在完成了一项针对玻利维亚的长期田野调查以后，我掌握了超过十年的研究数据，并告诉萨利我至少可以写出两本书，一本关注该国2006—2016年的法律变革，一本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萨利毫不犹豫地劝我：“这么做是不对的，如果你写两本书，你会把法律和政治分开讨论，但我确信它们在玻利维亚是紧密相连的。”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由此产生的研究将玻利维亚“变革进程”的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视为一个紧密联系、错综复杂的整体。Mark Goodale, A Revolution in Fragments: Traversing Scales of Justice,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Boliv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4] Sally Engle Merry,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181−182. 该书于1990年出版，并与另外两本书共同组成了由约翰·M. 康利（John M. Conley）和威廉·M. 奥巴尔（William M. O’Barr）编辑的“芝加哥法律与社会系列丛书”。该系列丛书关注“语言和法律话语”问题，除康利和奥巴尔合作的《规则与关系：法律话语的民族志》外，该系列的第三本书是由语言学家苏珊·伯克−塞利逊（Susan Berk-Seligson）完成的一项针对法庭口译员的精彩研究，书名是《双语法庭：司法程序中的法庭口译员》。

译者注：关于萨利论述的译文，本文参考的是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郭星华、王晓蓓、王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245页。

[5] Sally Engle Merry（2006a）,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Violence: Translating International Law into Local Jus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Sally Engle Merry,“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Local Activism: Mapping the Middl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8, no. 1, pp. 38−51.

[6] Sally Engle Merry（1996）,“Legal Vernacularization and Ka Ho’okolokolonui Kanaka Maoli, The People's International Tribunal, Hawai’i 1993,”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vol. 19, no. 1, pp. 67−82; Sally Engle Merry（1997）,“Legal Pluralism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e: The Ka Ho’okolokolonui Kanaka Maoli Tribunal, Hawai’i, 1993,”in Richard A. Wilson（ed.）, Human Rights, Culture and Context: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1997, pp. 28−48.

[7] Sally Engle Merry（2016）, The Seductions of Quantification: Measuring Human Rights, Gender Violence, and Sex Traffic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e also Sally Engle Merry and Summer Wood（2015）,“Quantification and the Paradox of Measurement: Translating Children’s Rights in Tanzania,” Current Anthropology （56）2: 205−229.

[8] The Seductions of Quantification, p. 20.

[9] Sally Engle Merry（2002）,“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s,”in June Starr and Mark Goodale（eds.）, Practicing Ethnography in Law: New Dialogues, Enduring Metho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128−142, 137.

[10]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Violence, p. 29.

[11]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Violence, p. 29. M7srScIAv6NfgSPz2oAKxmgI0hw0iAWb7Pkf65ZKOwPqDYpH4jMajUf0tkWA52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