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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莉·法尔克·摩尔
[2]
著
熊 浩
译
这部有关求知的自传，从何时何地开始？当然，它始于童年，藏于孩子们想要弄清的诸多谜题里。我想先讲述发生在我6到10岁之间的故事。那时，我和我的父母、弟弟还有保姆（Governess）一起生活。我们住在纽约上西区宽敞的公寓，街对面就是中央公园。保姆一直陪伴着我们生活。她跟我和弟弟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通常会在“游戏室”（Playroom）和她一起吃饭。除了保姆，还有一位丰腴、亲切的斯洛伐克女厨为我家准备餐食。但她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厨房和离厨房很近的小房间里。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最先注意到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宿组合”是由不同国籍的人们构成的。厨师通常都是欧洲人，保姆是德国人。保姆负责教我们法语，（因为）保姆在阿尔萨斯上学的时候曾学习过法语。
在普通的工作日，保姆每天下午都会带我们姐弟俩去公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过公园，我们所知的其他孩子母亲，也没有和她们的孩子一起去过公园。我们认识的所有孩子都有一个住家看护，他们有着不同的称谓——保姆、管家或家庭教师。我们的保姆在周四下午和周日休息。这时候我母亲经常带我们去看望外公、外婆和小姨。但在平日里，我的母亲是一位认真严谨的艺术学生，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艺术协会里向不同的导师学习，或在某一个工作室里画画。我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他一直忙于工作。偶尔在周日，有人需要他提供上门诊治的时候，他会带我和弟弟去兜风；当我和弟弟独处时，我偶尔会借机给他一拳闹着玩。
我们在青少年时期，还和保姆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便慢慢开始了解我们的父母。那个时候我们习惯在餐厅里和父母一起用餐。
小时候，周六通常是我们的特别时光。每个周六保姆都会带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们特别喜欢印第安人村庄的模型、巨大的图腾柱以及大厅里大型的印第安独木舟，里面装满了真人大小的印第安人，他们准备将船划出大海。我们想去拜访这些村庄，也想知道它们是否依然存在。
我们也喜欢在夏日里偶尔散步，我们的保姆普夫登纳（Pfrundner）小姐会顺路前往天主教堂。她会带领我们一起进入教堂，在几分钟内匆匆地点燃蜡烛，并默默祈祷。对我们来说，那个场景是令人敬畏的。教堂黑暗的内部令人着迷。我们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就是被称为“犹太人”的群体，但没有接触任何犹太仪式。教堂里神秘的活动很是奇怪，却又异彩纷呈。
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在保姆催促我们入眠中结束的。在熄灯之前，她会给我们讲精彩的睡前故事，其中许多是德国的民间故事，有一些是以格林童话为原型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充满了神奇的事件和意想不到的冒险。
我经常会想到这些故事的细节，揣测着某一个小小的变化会产生的不同结局。如果汉塞尔（Hansel）和格莱特尔（Gretel）用鹅卵石而不是面包皮撒满了他们的来路，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所走的路径并返回。如果威廉·泰尔（William Tell）的儿子拒绝父亲向他瞄准弓箭，那么威廉·泰尔可能就不用冒险了。在听故事的时候我经常问：“如果呢？”
我们的保姆普夫登纳小姐不仅给我们讲童话故事，也会告诉我们她的生活经历。我们知道了她住在德国时，她的妹妹在一家面包店工作，但她不想做这种工作。她告诉我们她想去旅行，去看世界。她认为通过成为保姆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她来我们家之前在葡萄牙工作，她在那里工作时还学习了葡萄牙语。我们让她用葡萄牙语说些什么，并教给了我们一些自我表达的短句。她教给我们的是de-me um beijo，意思是“给我一个吻”。我真的非常敬佩她。
所以，人类学家的早期发展需要一个文化多元的家庭，一个热衷探究的头脑，对奇怪和神秘事物的迷恋，以及对图腾柱的钟情。
以上就是我们上学之前的大致情况。（之后）我们被送到了一所极其优秀的学校——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内的林肯教师学院。这是一所备受关注、富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的新兴教育机构。我母亲在大学时听说过它。学院受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哲学的启发，由洛克菲勒家族（The Rockefellers）资助。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会派学生观察我们的课程并学习新的教学方法。
我记得我们的课程有几个亮点：在四年级学到古埃及时，老师告诉我们很多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了解了骆驼和沙漠，制作了小型黏土砖和迷你金字塔，也认识了象形文字。但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用纸莎草制作纸张。我不知道学校到底是如何得到的纸莎草，也不明白老师们是如何知道制作纸莎草的流程的，但在课程中我们有一种真正了解了古老埃及文明的感觉。
五年级我们学习的主题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实体工厂、消防站、无轨电车、邮局、警察局、港口，为这座城市带来物资的卡车。我们了解了如何制作地图。
老师们还告诉我们这个城市存在的贫困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住所或他们所需的食物。我们看到了无家可归者为了庇护自己，在公园里搭的小屋；我们了解到工人们试图通过罢工而获得更高工资。这个时期正处在1934年美国大萧条，我那时10岁。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人们非常贫穷。老师对贫困人口产生的同情，当时的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们明确知道的是，这个城市里有很多人和我们的生活状况完全不同，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会采取政治行动。
当我们到了年纪，进入高中，班上组织去汽车工厂。装配线上工作的重复性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亲眼所见，所以我没有必要通过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摩登时代》才了解工人的境况。工厂的工人们一整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无法互相交谈或四处走动。这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可怕。
我对人与人的关系感到困惑，有一些就发生在家里。我10岁的时候就知道，保姆和厨师都是我父母的雇员。这对我而言很清楚，我的母亲可以指挥保姆和厨师，给她们交代任务，还可以解雇她们。当我的母亲发号施令的时候，她们总是显得有些局促，因为显然她们必须服从我母亲的话。她们的鞋子也不如母亲的漂亮。我认为她们不像我的父母那样自由或富裕，并且只会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这非常不公平。毫无疑问，对成长家庭的观察塑造了我早期对微观政治的迷恋，而我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让我想要了解更加广泛的现实世界。
在高中的某一年，我们有一位出色、温和但拥有着强烈政治立场的社会研究老师，他的名字叫亨利·芬恩（Henry Fenn）。他在中国长大，父母都是传教士，会讲中文。他激愤地指责日本入侵满洲（Manchuria），并把这个观点有力地传达给了我们。我们了解到对日本商品的抵制活动，而我也决心加入到这个活动中。之后，我拒绝穿日本制造的丝袜，并以丑陋的棉质莱尔线袜代替。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在以成年人的方式采取政治行动。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从我12岁开始，西班牙开始了内战，所以我也钦佩那些年轻的、支持左翼的美国志愿者，他们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领导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府作战。
在校外，我偶尔会去同学大卫·罗文索尔（David Lowenthal）家拜访，他爸爸是一名律师，也是华盛顿著名的说客。罗文索尔的家庭生活与我家非常不同。他的爸爸麦克斯（Max）和妈妈埃莉诺（Eleanor）总是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共进晚餐。最令人惊羡的是，即使当他们家有他爸爸工作上的熟人来做客时，他们一家人也总能一起用餐。对我来说，和这些公众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偶然的一瞥，都足以让我眼花缭乱。
这样看来，学校进一步促成了新生的政治人类学家：喜欢制造纸莎草和金字塔，对机械劳动感到恐惧，对父母与佣人关系中存在的微观政治的认识，以及在罗文索尔家的晚餐中所强化的新兴全球政治意识，并承诺去穿那些有着“深刻意义”并且丑陋的丝袜。
当我约15岁时，林肯教师学院的老师们认为我已经准备好上大学了。我积累了足够的学分可以毕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一定程度的德语。如果我真的在那个年龄上大学，我的父母希望我住在家里，这样他们就可以盯着我。他们担心在瓦萨或者本宁顿，我可能会在某个周末怀孕，更糟糕的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我曾经试图反抗，但最后还是听从他们，去了位于纽约的巴纳德学院。
在经历了林肯学院的教学方法之后，巴纳德的授课风格以及严重依赖教科书与背诵的教学令人失望。那是1939年，欧洲正在酝酿着不祥的战争，但我的生活一点都不沉闷。我在班上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可以和他们畅想未来。我父母的一些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潜在的男友，比我年长9岁的年轻律师比尔·泽克（Bill Zeck）。在了解他之后，我们开始了一段恋情，（这段恋情）一直延续到我大学及以后的岁月。
在我上大学的第三年，我做了两个重大决定。一个是申请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而不是继续在巴纳德上学。我希望通过专业教育走上政治道路，我想改变这个世界。
第二个重大决定是与比尔·泽克结婚。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因为他即将被征召入伍了。我的父母并不很赞成我结婚，尤其是我那时才18岁。然而，他们最终表示赞同，可能是认识到了战争的情况和我固执的天性。（那时）我继续住在我父母的纽约公寓里，但有时我会在我新婚丈夫驻扎的其他地方度过周末。
法学院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一些教职员工休假时在华盛顿工作，而且有一个奇怪的一年期时间表，以调和那些选课学生的时间。我隐约记得课堂上有100人，其中只有6人是女性。这些女性通常被视为一类奇怪的局外人。例如，在陈述案件（present a case）时，班级所有学生都会被称为“某先生”。如果一个女人站起来，大家都会笑出声。
在战时的兴奋劲儿和我漂泊不定的婚姻中，法学院的时光模糊地过去了。我与我的导师麦克斯·罗文索尔（Max Lowenthal）一直保持联系，当我需要找三位律师赞助我参加纽约的律师资格考试时，我便问他是否可以帮我。
在法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我开始在纽约各大律师事务所找工作。律所里很少有女性律师，我的面试也大多令人沮丧，面试中还穿插着关于性别的负面评价。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史宾斯−霍奇斯−帕克−杜亚律师事务所（Spence, Hotchkiss, Parker and Duryea），这是当时一家著名的华尔街事务所。它刚刚让一位女性律师升任合伙人，这在当时是极为不寻常的。我最喜欢的法学院教授卡尔·卢埃林（Karl Llewellyn）曾建议我申请这个律所的工作。他们雇佣了我。我在史宾斯−霍奇斯律所（Spence, Hotchkiss）干了一年，为私人客户工作，这期间我仍然住在我父母的公寓里，不时在周末去见我的军人丈夫。
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改变了我对未来的所有想法。1945年至1946年，我工作于华尔街的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对德国主要政治人物的国际审判正在纽伦堡进行，控方由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的检察官共同组成。随后法庭准备对其他“战犯”也进行审判，这些“战犯”包括纳粹医生，德国政府、军队和工业部门的领导人等等。这些审判将由占领了德国各区的各个同盟国政府分别进行，而不是由各国派人组成国际小组统一发起。
美国占领区的首席检察官是准将
德福·泰勒（Telford Taylor）。泰勒到美国招募新的律师，来替换即将回国的军队律师。他向人征询意见，其中一个就是我的老朋友麦克斯·罗文索尔，他们多年前在华盛顿的一个国会委员会工作时相识。罗文索尔提议说我可能是个好人选。正是因为麦克斯的推荐，我才能到纽伦堡工作。我跟律所请了假，所里同意了。
我到达了纽伦堡的裁判所，和德福·泰勒约见。他给我看了准备起诉的案件列表，并问我想要参与哪个案件的工作。我选择了起诉实业家的案子，理由是这可能是最有意思的案子，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是否参与希特勒的任务可能多少有些选择的余地。泰勒把我分配到I.G.法尔本公司的案件上。法尔本是一家重要的化学公司，它不仅为“最终解决方案”
提供了致命的气体，而且还在其工厂中使用俘虏作为劳力。我很高兴能被分配到这项任务上。
当时，我在纽伦堡最紧要的工作是审核和汇总与法尔本公司潜在犯罪活动有关的文件证据。能够成为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纽伦堡审判中的一员令人兴奋，尤其是当我被要求前往柏林等其他军事中心，寻找可能被他们保管的文档资料时，其中一项任务是去法兰克福的法尔本公司总部。有人告诉我，该公司的档案被存放在盐矿中以保护其免受轰炸，但在战争结束时已被带回法兰克福。当我到达那里时，我看到一些工厂式的仓库，里面存放满了纸张，全都被归置在马尼拉文件夹
里，整齐地排列在许多楼层的数百个货架上。我被介绍给一名稳重的德国人，他是法尔本公司的员工。多年来，他一直负责保管法尔本的档案，当它们从盐矿里被运回来时，他监督了档案在仓库中的整理摆放过程。他说他很乐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我。我解释了我的任务，即收集对法尔本高层的潜在起诉证据，并要求查看我认为有用的各种记录——财务记录、雇用工人的记录等。我问他文件存放顺序，以便让我的助手们到放置有用文件的区域去完成工作。
他回答说：“哦，不，女士，我没法帮你。我不知道这些文件是按什么顺序摆放的。”这似乎不太可能——他在法尔本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负责向法兰克福提供档案记录。
我决定约见负责整个法尔本工业建筑群的美国陆军少校。他接待了我，我解释了我在法兰克福所做的事情、正在寻找的信息，以及德国方面的保管人不肯帮助的事实。少校的回应是，他不赞成对目前在纽伦堡接受审判的著名政治人物的起诉，当然也不支持对实业家的起诉。此外，他听说纽伦堡的工作人员中有犹太人，他明确表示不会以任何方式帮助我。当我回到纽伦堡时，我向德福·泰勒汇报了这令人沮丧的结果。
因此，我这个成长中的人类学家窥见了法律的一些力有不逮之处，以及组织里的个人如何打着小算盘，来规避正式机构所做出的最优计划。
几个月后，在1947年，我回到了美国。我的婚姻破裂了，我需要离婚并理顺我的生活。德福·泰勒给了我一份在华盛顿办公室的与审判相关的工作，但我不想离行动中心（center of action）那么远，所以我拒绝了。
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度过了一段时间后，
我离婚了。1948年春天，我搬回了父母家。我之前离开的律师事务所欢迎我回来，但我不想把余生都花在私人执业上。我想做一些更伟大的事情，成为新的国际世界的一部分。见识过纽伦堡让人兴奋的一切——即道德困境和政治上的复杂性——私人执业的法律事务相比之下显得苍白无力。但是，我并不清楚要换什么工作，我对自己的内心很不确定。我也非常清楚我的婚姻是一个错误，我想确保未来做出的选择比之前的要好。
我的弟弟，李（Lee），当时是个医生，正在受训成为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在我涉足的圈子里被广泛讨论，我认为接受精神分析可能会帮助我厘清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必须做出的诸多选择。我向父母求助，他们非常慷慨地支付了费用。我于1948年春开始接受为期三年的精神分析。
我为自己的职业前途寻找了一个替代方案：我咨询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并与麦克斯·罗文索尔进行了面谈。我解释了工作上面临的困境，并寻求建议。我们拿定主意，一个最好的问题解决方案就在纽约。
联合国非常清楚自己身处美国的现实，但仍渴望获得国际声誉，于是设立了针对美国员工的雇佣限额制度。我的导师们询问了招聘情况并告诉我，我如果去应聘很可能成功，但至少还要等一年，才会有新的配额向美国人开放，我不妨等到那时再去应聘。
我决定在学术环境中度过这一年的等待时间，这样可以学到更多关于比较政治和法律组织的知识。我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些老师进行了交谈，并描述了我作为律师的身份背景。他们非常热情地解释说，人类学中法律方面相关的研究很少，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他们建议我注册参加他们的研究生课程。我当时并没有打算从法律转向人类学，但是我认为接触这个领域将会让我这一年的等待时间更有意义，并为我将来的国际工作做好准备。我于是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系。
在学年开始之前，我要等几个月。那段时间里，我有两段令人兴奋的冒险经历：一段是政治上的，另一段则是心灵上的。
首先是一段政治上的经历：我敬仰的导师麦克斯·罗文索尔正在写一本关于联邦调查局的书，他需要找人到图书馆为他做资料搜集。罗文索尔是一位人脉极广的华盛顿局内人。他认为，如果他写下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任职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的不当行为，这本书就能让杜鲁门（Truman）总统解雇胡佛。罗文索尔与杜鲁门相识多年，确切来说是从1935年就认识了，他很了解杜鲁门的观点。他坚信，杜鲁门一定会喜欢这本书并认为书中证据很有用。罗文索尔清楚FBI非法的不当管理的内幕，但他自己的信息多数都来源于特许的保密渠道，无法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他觉得靠公开获取的资料仍然可以完成强有力的论证。他问我，如果他提供相关事实发生的日期，我是否愿意到图书馆搜寻相应的材料。
我同意给他的项目帮忙，但我很害怕牵扯其中会导致自己成为FBI的目标。当时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
风头正劲，自由主义人士正被四处追捕。但这项工作听起来很有意思，而且我比较有空。我同意提供帮助，条件是我不被支付工作报酬，并且绝不留下任何我参与的记录。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图书馆里挖掘FBI的丑闻。
快进一下：一段时间后，当这本书完成，罗文索尔打电话给我，他听起来非常兴奋。他解释说他希望我到他那里看看书的小样，此前他已经把小样拿给杜鲁门总统征求意见。杜鲁门在书页边缘写了评论：“这太好了！”“哇！”，以及其他意思差不多的话。麦克斯很高兴，他坚信在杜鲁门的支持下，这本书在出版后会产生他所期望的实际效果，并有助于这个国家摆脱胡佛统治下的黑暗日子。
过了一阵子，这本书正式于1950年出版时，它的政治爆炸性内容被《纽约时报》注意到。《纽约时报》的记者随后询问杜鲁门对该书的看法。杜鲁门总统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本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胡佛一直担任FBI的局长，直到1972年。我从中理解了权力政治中的勾心斗角。
关于心灵冒险的经历：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项目开学前，我决定利用夏天参观海地的一个人类学研究点。我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那里听说，在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etraux）的领导下，海地正在开展一项研究。我写信给他，他邀请我去到玛比尔山谷（Marbial Valley）的驻扎基地，他正在那里做研究，并培训一些海地学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
我也知道，在我拜访梅特罗这段时间，我都可以住在伊迪斯·艾弗隆（Edith Efron）的家里，她是我大学时的朋友，住在太子港。她最近嫁了一位比她大许多的海地商人，并且刚生了一个儿子。我想游览海地，也想看看伊迪斯和宝宝。
我住在伊迪斯家时，她的一位美国朋友来她家跟她告别，他曾在海地待了一年，很快就要离开了。这位高个子、红发、戴金耳环的男人叫克雷萨普·摩尔（Cresap Moore），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辍学生，之前住在海地海滩边上的一座草屋里，他当时正在写一本小说。他很快就要回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因此来伊迪斯家道别。他主动提出在离开之前带我游览一下海地。
跳到故事的后一部分，我和克雷萨普在1951年结婚，当时我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我们的第一个女儿佩内洛普（Penelope）于1952年在纽约出生。这段婚姻持续了50年，直到2001年克雷萨普去世。
我非常享受第一年的人类学课程学习，那一年年底我没能得到心仪的联合国工作。那时25岁的我认为跨法学和人类学的复合型专业经历想必很有趣，于是注册了博士课程。
当时，美国的人类学研究，包括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很多学者的研究，大都与南、北美洲现有原住民有关。尽管我在纽伦堡的经历使我产生了对大型政治实体（Large Politics），以及这些政治实体之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兴趣，但是学校教授的民族学课程大多是关于小型社会的，如霍皮人或纳瓦霍人社会。当我得知在印加、阿兹特克这两大早已不复存在的大型文明社会中，存在着许多有关西班牙殖民地的资料后，我决定博士论文要研究印加帝国的法律体系。我清楚地知道，和实地调研不同，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将使我有更多时间承担与丈夫克雷萨普成婚后应尽的家庭责任，而不必离开家庭。
克雷萨普是研究19世纪英国政治的历史学家，由于他工作的关系，我们在英格兰生活了好几年。我们的家庭生活伴随着各自的研究工作而继续。1955年12月30日，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妮可拉（Nicola）在位于伦敦的家中出生。
幸运的是，佩妮已经上幼儿园了，而我照看妮可拉的过程中偶尔能腾出几个小时空闲时间，所以在英格兰的这段日子里，我能够继续写论文。我们住在剑桥的时候，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工作。后来我们又搬到伦敦，我继续在大英图书馆工作。
对印加的税收体系和行政管理结构的详细研究暴露出印加政府在统治本国人民和征服地人民时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一个原始形态的国家能在大面积区域内管理大量人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缺少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体系的支撑，能完成这些成就，着实令人惊叹。印加国家机制的运作模式引起了我对其中政治和法律问题的关注，而这些问题在当时人类学研究惯常使用的小规模田野调查中还未曾浮现。
在成为人类学家的学习道路上，我下一步接触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继而进行真正的田野调查。英国的学术方法与美国的截然不同，大量基础性田野调查工作是针对20世纪上半叶的殖民社会进行的。英国人对前殖民地的本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并试图从当前的实践中重建这些文化的运作方式。对传统社会制度与新兴殖民结构之间的互动，他们没有过多加以关注。
1961年到1981年，在克雷萨普和我离开英国的这段时间，我们到了加州，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任教。其实我对英国人类学的接触始于加州，我同希尔达·库伯（Hilda Kuper）和M.G.史密斯（M.G. Smith）成为了挚友，他们两位是资深的、接受英国学术训练的人类学家，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专业工作，他们的田野调查主要在非洲完成，库伯在斯威士兰，史密斯在尼日利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活跃的非洲研究中心，库伯和史密斯担任着核心角色。后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他们陆续邀请了有非洲考察经历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来加州学习中心进行学术交流。这段时期，鼓舞人心的殖民解放运动正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国家蓬勃开展。
我发现非洲学习中心的研讨是多年以来我经历过的学术交流中最智趣横生的，我很想亲眼看看非洲的实况。我阅读了很多非洲社会的人类学资料，然而从未做过田野调查，我也纠结于家庭责任能否允许我这么做。希尔达·库伯和迈克尔·史密斯说服了我，他们向我保证我可以做到。我选定地点，学习了基础的斯瓦希里语，申请了经费并获得了资助，一切准备就绪。
1968年至1969年，我带着全家——我的丈夫和两个青春期的女儿前往非洲，我计划研究查加族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习惯法。查加族是一个生活在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的大型部落，时值坦桑尼亚获得独立，新政府决定在整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政体。这实际意味着什么呢？
查加并不是一个当地小部落，他们当时至少有70万人（自那以后，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基查加语，他们和亲人、邻居共同居住。因为斯瓦希里语是政府、法院、学校和所有公共事务的官方语言，所以大多数查加人也会讲斯瓦希里语。查加族内的财富实力存在很大分化，通常取决于家庭成员是否有工作，祖父是否为殖民地政府工作或者是否做过旧时的酋长。查加人的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多数人小学毕业，上过中学的人则很少。
每个查加家庭都住在一栋自建的小房子里，没有自来水和电力。他们在房屋周围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自给自足。在海拔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种植一小片高耸的香蕉，这是他们的主食，另外还种植咖啡灌木丛作为经济作物。在这里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村庄，只有一小块一小块的邻近土地，遍布在整座山上。
乞力马扎罗的法律体系层次分明。查加族拥有自己传统的本土法律体系，一位名叫布鲁诺·古特曼（Bruno Gutmann）的博学的传教士将其记录下来。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在乞力马扎罗山上生活了几十年。在“习惯”制度之上是继受自殖民政权的法律遗产：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时期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61年独立的英国时期。和新的独立政府一样，这两个殖民时期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法律和法规。此外，还有传教士向查加族宣扬自己的规则和思想，以及上帝的权威。
我的任务是了解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自身如何阐释其意义。一开始，我花了一些时间在一个露天法庭做田野调查。法庭里摆放着一排排长凳，前部是一座高台，一个没有接受过法律专业培训的治安法官（Magistrate）以他所理解的法律来判案。我聘请了一位名叫霍金斯·内德桑霍（Hawkins Ndesanjo）的本地年轻人。他会讲一些英语，坐在我旁边向我解释案件背景，于是我得以了解案子的始末。我们的工作始于法庭，不过没多久霍金斯便邀请我去他家看看。在那里，我见到了他的家人和邻居，进一步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与烦扰（Controversies）。几年时间里，我还认识了来自其他地方的信息联络人，于是扩大了考察范围。我从事这份研究工作的时间较为灵活，每次工作持续几个月，时间跨度达20年。
其中一个研究课题是土地使用和所有权。在一个农耕社会，土地是关乎生死的。一般来说，我会先询问一个人如何获得他的土地。过了一段时间，我能搞清楚他的亲邻是如何得到土地的。基于此，我开始制作地图并编纂当地的家谱史。
我考察了当地人的家长里短。乞力马扎罗山普遍存在土地资源紧缺问题，在土地继承和分配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议。这些争议一般不会到法院打官司，而是在家族内部协商解决。例如，霍金斯的一个亲戚病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把自己的病症归咎于侄子的恶意。他认为这个侄子试图用超能力杀害他，所以他希望和侄子断绝关系。尽管根据当地习惯法，他的侄子有权利继承他的财产，但是他向亲戚宣布，禁止侄子对他的土地或其他资产主张任何权利，亲戚们站在了他这一边。
抱怨、怀疑和对巫术的焦虑乃沉疴痼疾，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个体被逐出父系家族，永远不复相见。没有人能确保自己不受其他人的怀疑和嫉妒。
霍金斯侄子的例子诠释了父系长辈如何控制其家庭成员。父系家族有自己的内部规则和特权等级，正式的法律制度在这里并不适用。我依然对该地区正式法律制度保持兴趣，但与许多其他法律和社会学者一样，我越来越关注非法律性质的命令和政治手腕，这两个元素占据了当地社会生活很大一部分。
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新社会主义政府是如何影响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呢？答案非常复杂，对此不必诧异，一个例子便足以说明。在新政权早期，尼雷尔废除了一切土地的私人所有权。突然之间土地属于所有人，而不属于特定的个人。当然，实际上在乞力马扎罗，每个人都和从前一样继续生活在那一小块土地上。但是由于人们在法律上不享有土地的所有权，理论上他们不能出售土地。尽管如此，随着各种合法化的对策手段出现，偶尔转让土地换取现金的现象持续发生。关于土地这方面的争议存在着多层次的解决办法，有可能是驱逐出家族或者传统的权威干预；也有寻求政府官员解决，援引习惯法和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所有这些方法的运作存在重叠之处。
这种双重生活（a double life），其中一部分由当地社会制度统治，另一部分则在政府法律制度治下，几乎在所有社会中都可以找到。一系列规范性命令在每一个社会和社会组织中运作。发现它们，并对其加以描述、介绍，能修正人们对正式法律制度之地位及运行方式的理解。多年来，这项工作一直是我一生求知的中心。
和我亲爱的家庭教师普夫登纳小姐一样，我已经能够环游世界了。我的兴趣点从我那位于上西区的多元文化公寓里发生的小型政治，转移到试图理解和解释在其他地方冲突如何得到解决。虽然我的工作没有涉及图腾柱，但我花了很多时间待在草屋里，研究那些主导着现实生活的制度和结构。我在纽伦堡和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正式法律的局限性是普遍的。
[1] 本文原文为英文，为摩尔教授2018年接受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奖时发表的主题演讲。Sally Falk Moore, A Life of Learning , ACLS Occasional Paper, 2018, No. 75.
[2] 萨莉·法尔克·摩尔（Sally Falk Moore），著名法律人类学家，哈佛大学法律人类学荣休教授。摩尔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任教，出版 Law as Process （1978）, Social Facts and Fabrications:“Customary”Law on Kilimanjaro 1880 − 1980 （1986）, Anthro-pology and Africa （1994）, Law and Anthropology, A Reader （2004）, and Comparing Impossibilities （2016）等重要法律人类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