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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嘉诚（5岁半）作品
1999年4月20日凌晨，银川“110”指挥中心接到一个电话，说在银川化肥厂附近有个出租车司机被杀了。当四位民警赶到出事地点时，预先埋设好的炸药突然爆炸，三位民警当场身亡，有一位没死，却被歹徒连捅22刀……
破案之后人们才知道，这几个罪犯本来想抢运钞车，因为没有武器，便设下了这个圈套夺枪。
这个案子当时十分轰动，但是人们大都关注它的表面，比如，罪犯的残忍、民警的生命……而我家先生发现了案件背后的东西，他说背后要比表面更令人震惊……
主犯杨杰小时候其实非常优秀，也很有天赋，爱唱歌，爱写诗，会拉小提琴，还是个二级鼓手。在他第一次进监狱时还得过全国劳改系统罪犯小提琴比赛一等奖。人也不错，爱帮助人、有同情心，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孩子。
但是后来，不仅杨杰，就连他的大弟也成了杀人恶魔，兄弟两人被判处死刑，他们的小弟杨辉和他们的父亲因为包庇罪也被判刑。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这三个孩子变成这个样子的？
答案是：错误的家教方式。
对于这一点，他们的父亲却始终不能醒悟，他说：“人们都说是我把三个儿子教成了这样，冤死我了，我在儿子身上花的心血只有我自己知道！”
问他是怎样教育儿子的，他说：“为了把杨杰教育成一个听话的孩子，有次我一边洗脚一边跟他说话，他顶了一句，我就把半盆洗脚水连同脚盆一起扣在他的头上。我觉得游泳太危险，禁止他游，他又不听，我就在他往水边走时偷偷跟在后面，然后扑到跟前把他的头按在水里使劲淹他。”
杨辉说：“小时候只要我爸不在，哥儿几个快乐得就跟过年一样又唱又跳。尤其是大哥，从地上跳到沙发上，再从沙发上跳到床上。只要我爸一回来，哥儿几个全都吓得没了声音。听见‘爸回来了’就像听见‘狼来了’似的。”
有一年过年包饺子，杨辉擀饺子皮。他擀着擀着，突发奇想把两张饺子皮摞起来擀，想这样可能会擀得更快，结果也被痛打一顿。
到了上学的年龄，挨打更是成了家常便饭，字写不好了打，分考不高了也打，打来打去，打得他一点创造性都没有了。本来，他对学习就像擀饺子皮一样爱试验，后来不敢了。脑子越来越笨，比如解题，老师说最好用两种以上的方法去解，可他怎么也想不出另一种方法。
上幼儿园时，有一次父亲指着挂历上的一个字问他：“这是个啥字？”杨辉说这个字老师没教过，但我认识，这个字叫“年”。父亲没有赞扬，竟给了他一记耳光。
至今杨辉仍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打他。老师没教，他却会念，按理应该得到表扬才是，为什么就挨打了呢？
我想他的父亲以后想给儿子一个解释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伤心过度，他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能不能活着出狱还是问题。而杨辉，他的儿子，却这样说：“我恨死我爸了！要是他死了，我想我会无所谓的，连一滴眼泪也不会掉……”
杨辉回忆，有一年冬天，父亲酒后回家，当时已经快半夜了，他一进门就骂人，砸东西，掀翻桌子。三个儿子跟他们的母亲缩在被窝里吓得发抖，大气不敢出一下。然后，父亲来到了床边。母亲担心丈夫要打孩子，就扑上前去，用身子挡在丈夫与孩子之间。父母打了起来，孩子放声大哭。
最后的结果是妈妈和三个儿子一起被赶出家门……杨辉到现在仍然害怕看见星星，他说就是到了夏天，也觉得星星像是被冰冻住了似的。
所以，后来杨杰尽管成了一个没有人性的恶魔，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汇集了人类所有的恶习，但唯独不会喝酒。他恨死酒了，到死都滴酒不沾。
人常说“棍棒之下出孝子”，在这位父亲那里，却成了出“逆子”。
这样的打骂等于给孩子心中制造了一座能量极大的火山，只等着有一天喷发。就拿杨杰来说，还不到能够抗争的年龄就跃跃欲试地开始了他的反叛。
15岁那年，在一次父亲打母亲时，杨杰冲上去对着父亲大打出手，父亲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愣了愣，等他明白怎么回事时，便怒不可遏。他这一生可能设想过许多事情的发展，唯独没有想到亲生儿子会打他。他喊道：“老天爷，你竟敢打你老子？你再打一下看看？”他似乎不相信这是真的，好像要重新验证似的把脑袋伸到儿子的面前，叫儿子打。结果，杨杰又是一拳。这一拳把老爹打糊涂了，也气糊涂了。他嚷着他不活了，用头撞墙，要喝毒药……
有位国外的儿童教育专家从十八个方面讲了孩子的生活环境给他们造成的对应性影响，她说，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之中，他就学会了谴责；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之中，他就学会了争斗；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就学会了忧虑；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怜悯之中，他就学会了自责；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讽刺之中，他就学会了害羞；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嫉妒之中，他就学会了嫉妒；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耻辱之中，他就学会了负罪感。
上面是从负面影响说的，下面说的是正面影响。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之中，他就学会了自信；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忍耐之中，他就学会了耐心；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表扬之中，他就学会了感激；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接受之中，他就学会了爱；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认可之中，他就学会了自爱；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承认之中，他就学会了要有一个目标；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分享之中，他就学会了慷慨；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诚实和正直之中，他就学会了什么是真理和公正；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安全之中，他就学会了相信自己和周围的人；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友爱之中，他就学会了这世界是生活的好地方；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真诚之中，他就会头脑平静地生活。
我认为还应加上一条：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暴力之中、地狱之中，他就会成为魔鬼。所有的家长都应该问问自己：我的孩子到底生活在什么之中呢？
心理学家指出，杀人犯大多都是在暴力的、缺乏爱的环境里培育与成长起来的。人们可以从这样的环境里分离出上万条恶因，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爱的缺失。
大卫·梭罗断言，爱是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饥渴。医生与精神病学家早就认识到爱与缺爱都将对身心疾病形成重大影响。蒙太古说，把一个杀人犯、一个不可救药的刑事犯、一个行为不良的青少年、一个精神变态者或一个冷血的家伙弄到我这儿来，在几乎每一种情况里，我都能让你看到童年没有得到适当的爱所造成的悲剧。
美国监狱提供的一份详细分析报告中指出，85%的刑事犯是因其对于爱和个人尊严的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导致犯罪的。爱是人的一种本能，它是盲目的；但是，爱的缺失会产生惊人的摧毁力，招来诸多苦恼，甚至引发战争。
可以说，当通向爱的渠道受到阻隔而处于干涸状态时，反作用力就会像沉睡的火山那样喷发并演变成暴力。暴力，是爱受到挫折的结果。父母若不能给自己的孩子充分的爱，或迟或早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历史学家罗伯特·怀特在他的著作《精神变态者之神》中，对希特勒的性格形成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分析。希特勒的父亲是个嗜酒如命而又性格暴躁的人，他常常在酗酒之后当着孩子的面痛打自己的妻子，希特勒也常常免不了受皮肉之苦。童年的希特勒最主要的情感体验是焦虑、紧张与残暴。他似乎生活在永无尽头的噩梦恐惧之中，形成了既不信任也不同情，直至仇视人类的个性。本来，他对父亲打母亲的行为非常痛恨，可是当他长到15岁时，竟然鬼使神差地对母亲使用暴力。这一点与杨杰有些相似，两人都是在15岁的年龄开始爆发，只不过杨杰的对象是父亲，希特勒的对象是母亲。再后来，希特勒便在世界范围内大打出手了，他这种不健全的人格使全世界付出了千百万条生命的代价。所以有人便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是谁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说，二战的起缘很大程度上来自希特勒的内在秉性，而他的秉性又深受他父亲秉性的影响。
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这样来问：是谁制造了“4·20”大案？是那些直接参与的罪犯呢，还是他们的父母？
再比如，另一个名叫张文龙的罪犯，他的父亲也像杨杰的父亲一样因为包庇儿子被判入狱，他也认为儿子变成这样没有做父亲的责任，因为他尽过力了。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他并不是没有教育儿子，第一个例子是，小时候张文龙有一次夜不归宿，被他提起来摔到墙上摔昏；第二个例子是，儿子大一点时到歌厅唱歌，被他打得半个月不能起床。在他的观念当中，教育就是打、就是骂，而不是说服，更不是沟通。结果，他的儿子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逃学，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游荡，与女孩同居、打架、偷盗，差不多偷遍了镇上所有的商店。还抹上口红，戴上耳环、胸罩，以“小姐”身份到歌厅坐台。他是这桩大案里年龄最小、心肠最毒的一个，抢炸药的主意就是他出的，临刑时还不到20岁。
还有那个名叫王丽的女孩，她说：“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与我爸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我知道我爸是为我好，想让我做个好孩子、好学生。可是他的方法让我太难接受了，非打即骂不说，为了监控是不是在外面干了坏事，常常偷看我的日记。有一次，他发现我在看一本小说，他很愤怒，一气之下，不但撕了小说，还撕了作业。”
她说，她多少次都想对父亲大喊，求他把女儿往好里想。她说自己初中之前一直是个好学生，因为父亲的粗暴，干脆破罐子破摔。后来有一次，父亲打她打得太厉害了，妹妹怕她被打死，向“110”求助，她便趁机逃出家门。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当家人得知她的消息时，她已进了监狱。
王丽说，最让她感到难受的是审判那天，她的母亲、妹妹拍打囚车车窗又哭又喊的样子，她说那情景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还有陆文林，有一次父亲把他吊在房梁上差点把他打死。
这里面，只有郭永涛的父亲在儿子尸体运回去之后总算有所醒悟，他说：“我儿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全都怨我，怨我这个当父亲的没有好脾气，光知道打，打得孩子事事躲我，不跟我说心里话。”
有一年春节郭永涛回家，他的父亲劝他到煤矿上班，郭永涛不同意，父亲操起一根棍子狠狠打了儿子一顿，这一打，郭永涛再也没回来。
这简直是在逃亡，是不是？灵魂的逃亡！棍棒之下，这些孩子除了逃亡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杨杰临刑前，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要他跟父亲见最后一面，他坚决不见，他说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父亲，已经好多年不跟他说话了。
难道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吗？并非如此。他是太想让儿子成才了，但做法错误，才把儿子逼成了这样，逼成了仇人。当他看清大儿子杨杰不再回头时，绝望之下，又把心思全部用在二儿子杨军身上。那时候杨军还很优秀，勤快、节俭、体贴家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儿子他也没能保住。
有一次，因为买抽水马桶的阀门，他让杨军买四川出的某个牌子，杨军听卖货人说这个牌子不如另外一个牌子好，就买了另一种。父亲不满意，他认为儿子没有听他的话，就开始大声辱骂。杨军一气之下，就搬到了厂里去住。
之后，他又把希望寄托到最后一个儿子——小儿子杨辉身上，那时杨辉正上中学，他发誓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大学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杨辉做早饭，每顿都有荷包蛋。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作为一个父亲，这样做算是很了不起了，但是，他那种望子成龙的眼神压得杨辉喘不过气来，结果学习越来越糟，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