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萨诸塞州 陶顿

1986年

这一年，我将会迎来一个不算新鲜的好消息。我早已习惯了将“我要成为一名天文学家！”视为人生的北极星，以乐观的心态向着它砥砺深耕，因此当那个消息到来时，我一点也没有觉得意外。

我从记事起就痴迷于太空，对它的迷恋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初，那是哈雷彗星上一次飞临地球的时候。当时，我们一家人还住在马萨诸塞州的陶顿郊区，一个蓝领阶层的新英格兰南部城市，有着工业化的根基，一旦出了城区，再过几个高速出口，就是森林、池塘及长满蔓越莓的沼泽地，四周漆黑一片，是观星的好去处。

我父母都不是科班出身的科学家。在我出生之前，他们读的是教育学专业，专攻特殊教育方向。我妈妈一开始是一名语言治疗师，后来回到学校继续深造，拿到了图书馆科学硕士学位，从此在陶顿教育体系内的图书馆管理岗位上一路升迁。我爸爸虽然也是教育学出身，却做了多年的卡车司机个体户，同时自学成为计算机专家。我出生的那一年，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信息技术专员。

尽管如此，他们两人骨子里都是科学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总是渴望尽可能多地了解它，任何可能勾起他们兴趣的领域都不放过。我爸爸曾在美国东北大学选修过一门天文学课，激发了他对天文学的求知欲，并感染了我妈妈。

我父母一旦对一件事感兴趣，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是他们终生的习惯。当这个兴趣是天文学时，我爸爸东拼西凑，买了一台家用望远镜星特朗C8，带8英寸（约20厘米）主镜，橘色镜筒，还自己动手做了一张专门“供奉”它的台子，加了几块隔板当架子，摆放目镜、其他设备和一本《诺登星图》（ Norton’s Star Atlas ）。1980年，卡尔·萨根的宇宙科普纪录片开播。受片子的影响，两人的热情空前高涨，在图书馆工作的妈妈囤积了好多萨根的书。到了1984年，也就是我出生那一年，天文学已经成为我们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跟园艺、木工、观鸟及古典乐一样。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是我父母为我们兄妹两人创造的潜在爱好，供我们自己去探索。

不过，真正让我对天文学产生兴趣的是大我近十岁的哥哥，他叫本。我一直很相信一点，当兄妹两人年龄相差如此悬殊时，妹妹很自然地会把哥哥当英雄崇拜。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本是我衡量一切事物的标杆，而且他对我有着用不完的耐心，从来不会生我的气或把我当小拖油瓶看待。本会拉小提琴，我也要学小提琴；本参加了一个学生科学展项目，我也要拿出能找到的玩具或其他家中用品，倒腾一些奇怪的“科学实验”；我甚至还想戴牙套，因为本戴了牙套（但是我一坐上牙医诊所的椅子就立马改变主意了）。

1986年2月，我18个月大，本11岁。学校老师给本布置了研究哈雷彗星的功课，这类功课一般要全家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因此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搬着8英寸的望远镜还有自制的台子，艰难地移步到院子里，只为一睹这颗一生只打一次照面的彗星（下次飞近地球要等到2061年了）。据我父母说，他们本想带我出来看一眼就回屋，怕我会和那些容易感到不安的小孩一样怕黑，吵着要回屋里去。相反地，我完全被迷住了，透过望远镜痴痴地望着星空（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一个还不到两岁的孩子居然知道怎么用目镜看星星，但我爸妈发誓我就是这么厉害），只要本还在观测，我就不肯回屋。

从那以后，我对天文学一往情深，不像对牙套那样始乱终弃。我很小就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文学方面的书籍。哈雷彗星过去几年后，我知道了星团、黑洞和光速，这要感谢杰弗里·威廉姆斯 的书，写的是一个小男孩的太空历险记，他有一个叫“星球侠”的机器人玩具，会变身成一艘神奇的太空船，带着他遨游太空。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五岁那年，我在书上读到光速很快。秉持着实践出真知的精神，我在房间里不停地按电灯的开关。开关一向上拨，房间立刻就亮了，少不经事的我就此深信，光子真的跑得好快呀，“嗖”的一下就到了我房间里（这在当时的我心中就是光速了）。

后来，我读了所有能读到的天文学书，看了电视上的怪才先生和比尔 ，还看了当时上映的每部有关科学家和太空的电影。我记得我特别喜欢《龙卷风》这部电影，因为它让我看到了科学工作者的真正面貌，鼓舞了我幼小的心灵。银幕上研究龙卷风的气象专家正在从事激动人心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有趣的经历。主角是一个在泥潭里摸爬滚打的女人，一辈子痴迷于科学，最后以一个完美的吻，为电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长大以后，我看了许多不得不在事业与男人之间做抉择的女性电影，这才知道了事业爱情难两全的残酷真相）。

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支持我对太空的热爱，但是想要从事天文学研究，不是在街坊里打听两下就会找到机会。我们连一个正牌的科学家也不认识，更不用说天文学家了。虽然我们家族里满是善良、聪明、热情的人，但没有人读过博士，也没有人知道成为天文学家有什么要求。我的四位祖父母小时候都是勤奋好学的孩子，可惜为了养家糊口，很小就辍学到当地工厂打工了。尤其是外婆，辍学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失学第一天就痛哭流涕。后来，她有幸重返校园，和我外公一起读完高中。此后，她一边养育五个孩子，一边考取了护士证书。外公则在镇上一家很大的铸银厂上班。我父母和一些叔叔阿姨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都尽其所能地接受更多教育，读的是一些比较实用并且好找工作的专业，比如工程学、精算学、教育学……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被无穷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包围着，但是没有人能给我画一张路线图，指引我踏上那充满幻想且看似遥不可及的天文学之路。

很小的时候，我确实有幸与一位专业的天文学家交谈过一次。惠顿学院离我家只有20分钟的车程，那是一所规模不大但很好的文理学院。7岁那年，父母带我去那里参加屋顶天文台的“公众观星夜”活动。一到现场，我马上就告诉负责活动的教授，我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他俯下身子，直视我的眼睛，说：“多学数学。”我认真地看着他，回答道：“好的。”从此，数学成了我重点学习的科目。我先是跳了一个年级的数学，接着又跳了一个年级。后来，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奔波在复杂的公交路线上，忙碌地穿梭于两个学校之间，一会儿去高中上高一几何，一会儿去我就读的初中上其他初一课程。

1994年7月，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Shoemaker-Levy 9, SL9）将撞上木星的消息传出后，天文界一片沸腾。随着撞击之日的临近，天文界内外都在猜测，木星被彗星撞击后会怎么样。我们会看到撞击的痕迹吗？崭新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立马被转去观测这颗彗星，但谁也不知道我们会看到什么。

木慧相撞后，很快就有消息称，景象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彗星的撞击在木星云层下方留下了一道深褐色的伤痕。我记得电视上曾反复播放一段视频：在巴尔的摩市的空间望远镜研究所（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 STScI）里，一群天文学家围着几台电脑显示器，看着屏幕上的天文奇观，欢呼雀跃。在这群人当中，一名戴着眼镜的年轻女子坐在前排正中央，她叫海蒂·哈梅尔（Heidi Hammel）。当一帧帧壮观的木星图像传回来时，她和同伴们高兴地庆祝着。我和爸爸很快就搬出家里的天文望远镜，架设在院子里，亲眼看到了木星上的撞击伤痕，然而真正留在我脑海里无法磨灭的，是那些兴奋的天文学家的身影。他们和我一样热爱着天文学，以观测天象为终身事业，从彼此的喜悦中汲取能量，这也许就是未来的我。

这个特殊的时刻令我印象尤其深刻。虽然拥有一个充满活力且支持我的家庭，喜欢沉浸在科学的世界里，但是我经常会感到孤独、沮丧。我是学校里唯一一个喜欢天文学和小提琴，而不是儿童节目、芭蕾舞或足球的孩子，而且还总在数学这门科目上跳级，在学校之间“流窜”。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怪小孩，喜欢用随身听听古典乐，看鱿鱼的纪录片，不爱看流行的电视节目或电影；喜欢穿破旧的工装裤、印有数学笑话的上衣，不爱穿流行时装。这种孤立感令我很苦恼，我想交朋友，想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一起冒险，一起涂指甲油，一起穿坡跟鞋（20世纪90年代流行这样的鞋子），但这些还不足以令我放弃做真正的自己。我想结交的是和我一样热爱太空、数学及古典乐的人。我想成为世界闻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第一个登上火星的女人、下一个卡尔·萨根，还想约会、与心爱的人接吻、和他分享所有关于太空冒险的想象。我不相信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命题，这世上一定有和我志同道合的人。

后来，我参加了一个“极客” 云集的夏令营，终于看到了曙光。七年级时，我的SAT成绩 很高，因此获得了参加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天才少年中心暑期夏令营的资格。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同类，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弄潮儿”，而不是个“弃儿”，因为我会拉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还会做三角函数。九年级结束的那个夏天，我在天才少年营里上了一门天文学的课，从此眼界大开。以前我是班上唯一一个热爱天文学的孩子，现在整个班上都是这样的孩子。我的“同类”就在那里，等着我去靠近。正是那些夏天的夏令营，加上科技展、音乐课及花在AP考试 上的大量学习时间，让我最终走向了极客心中的圣地。

当我得知自己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时，许多亲戚正好聚在我家中，刚从波士顿听完我和表弟内森的音乐会：我们获得了在州音乐节上表演的资格，我是小提琴手，他是萨克斯手。按照家族的习俗，为了给我们捧场，整个家族倾巢而出，大约有20人“入侵”了音乐厅，现场欣赏我们的演奏；演奏结束后，他们转移到我家，吃比萨，办庆功宴。就在这一阵忙乱中，我换掉了音乐会的礼服，赤脚踩在私家车道上，伸手去拿信箱里的信。我之前申请过麻省理工学院的EA提前录取批次 ，得到的结果是“延迟考虑”，而且连申请也撤回了，因此当信箱里出现一封他们寄来的鼓鼓的信时，它并没有在我心中兴起任何波澜。我就住在马萨诸塞州，偶尔收到家门口大学寄来的宣传册，也不稀奇。

我把信件抱进厨房，所有人围着我，有几个长辈满脸惊讶地盯着信封看，催我赶紧拆开。一个文件夹滑了出来，上面印着“祝贺2006届新生”几个大字时，我整个人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家里一下子炸开了锅。父母和哥哥都很高兴，表哥表姐、叔叔阿姨也都大声欢呼着。与此同时，我的外公——我们家公认的核心和“定海神针”——向后靠在椅背上，提了提腰带（如果他打牌时做这个动作，你就知道他拿到了一手好牌），脸上慢慢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一直坚信我这一辈的几个孩子都是能够改变世界的天才，只有他对我手中的信封毫不惊讶。我难得有几次能清晰地看到人生轨迹的改变，而这就是其中之一，不仅现在回忆起来如此，当时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我的人生也许将因此改变。

见我宣布要学习物理学，成为一名专业的天文学家，家人的态度可以用“精分”来形容，嘴上大喊着支持，心里却慌得不得了。“太棒了！去学吧！不过，你以后能做什么呢？”关于学习物理这样抽象的专业到底实不实用，他们私底下已经窃窃私语了很多次。像工程学或生物学这样的专业，至少有一个明确的学业终点和就业选项，但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清楚一个物理学家的职业发展方向是什么，更不用说天体物理学家了。最后还是本说到了重点，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他说，只要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学位证书，那么我还是有希望靠这张文凭找到一份工作的。

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好好读书，努力把文凭搞到手，顺便再去弄清楚，天文学家到底是干什么的。 2j6Bt2O64FGFQnBsUIOsAjmDTJi2cEfPpcJGPnexgVpE6yRib9f2u7C2AB694KQ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