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你试过关机重启吗？”

这句话被世界各地的IT小哥疲倦地重复着，但可能不曾引起其他人如此强烈的恐慌。首先，那时是凌晨一点，二十四岁的我正在夏威夷最高的一座山峰上——海拔近14 000英尺（约4 267米），坐在一个寒冷的控制室里，一边顽强地与睡意和缺氧搏斗，一边努力抢救一台坏掉的设备，想为我的博士论文做最后的挣扎，以挽回来之不易的几小时观测时间。

其次，那台故障的设备是昴星团望远镜（Subaru Telescope），一个630吨重的大怪兽，位于我头顶上方足足有十四层楼高的圆顶内，与我仅隔着一层天花板。它是美日天文界合作的结晶，拥有直径超过27英尺（约8.2米）的主镜（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镜片主镜），还有一套地球上最精密的光学仪器和图像处理工具，每晚的运行费用高达4.7万美元。在向系里的教授们提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研究提案后，我总算申请到一个宝贵的夜晚。今晚正是我这一整年里分配到的唯一的夜晚，这台望远镜将任由我摆布，指向50亿光年外的些许星系。

这么金贵的仪器，我怎么敢随便关机重启？

那天晚上，观测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突然，控制室里的一台电脑发出不祥的警报，令我和望远镜操作员（山上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个活人）瞬间僵住不动。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面色凝重地告诉我，支撑镜面的一个机械支架可能失灵了，转而又安慰道：“没关系，我觉得镜子应该还没掉下来。”

“你觉得？”

“没错，否则我们听到的会是‘砰’的一声巨响。”这推理完美得无懈可击，却无法令我那颗悬着的心安定下来。

我们显然是幸运的，当机械支架失效时，望远镜正好处于一个极其微妙的角度，没有立即发生灾难性的事故。目前，支架依旧顽强地支撑着副镜，它虽比主镜小多了，但也有4英尺（约1.2米）宽，400磅（约181千克）重，悬挂在73英尺（约22米）高的空中，将主镜收集和反射的光线引导到我正在使用的相机上。不幸的是，如果我们继续移动望远镜，就有可能将副镜甩落——这算是轻的了，运气够差的话，掉下来的副镜可能会砸中主镜，两者共赴黄泉。

我们忐忑不安地给昴星团望远镜的白班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们是一群机械工程师，专门在观测人员熟睡的白天，维护山上的13架望远镜。我们联系到的日本工程师乐观地说，这个情况今天早些时候也发生过，不过望远镜的机械支撑应该没毛病，电脑发出的可能只是虚假警报，重启望远镜或许可以解决问题。这时候，如果我们友善地提醒对方，这是一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望远镜，而不是家里的路由器，不知会不会有点唐突。

我不知道400磅重的玻璃砸向我头上的水泥地板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但我很清楚我一点也不想听到那个声音，也不想顶着“那个杀死昴星团的博士生”的绰号，被同行取笑一辈子。这些年，我从别人那里听了很多“我弄坏了望远镜”之类的故事，总觉得那是跟我毫不沾边的事，忘了有一天我也可能成为故事的主人公。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有一位合作研究者曾无知地将两根不应该相遇的电线接在一起，烧坏了望远镜上一台贵得离谱的数码相机。他还没来得及回去向导师自首，这个噩耗就传到了他老人家的耳朵里。另一位天文学家，而且是一名资深的观测者，不小心撞坏了望远镜的工作端。那晚她因睡眠不足，忘了将圆顶室内的移动平台收回来，结果就跟望远镜撞上了。有时，意外说来就来，甚至不是人为的。某一天夜里，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绿岸小镇，一个巨大的300英尺（约91米）的射电望远镜才刚抬起头就轰然倒塌，像一个被踩扁的易拉罐，一下子瘪软在地。我不记得是什么导致了这起臭名昭著的绿岸事故，但我很确定“机械支撑”这东西有着洗不清的嫌疑。对我来说，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立马收工止损，开车回到观测站的宿舍睡觉，第二天早上让白班人员里外彻查一遍。

但这是我与这台望远镜仅有的一个夜晚，不管我今晚经历的是机械故障，不请自来的云彩，还是虚惊一场——真相是什么，到了明天都不重要了。天文学家需要提前好几个月申请，才能如愿用上望远镜。一旦错过这个夜晚，明天另一名天文学家将带着截然不同的研究计划过来，接手这台望远镜。到头来，我只能带着半途而废的观测，抱憾而归。回去以后，我还要重新递交一份新提案，期盼着再次得到望远镜管理委员会的批准（让他们点头比登天还难），接着再等上一整年，直到地球绕太阳一圈，同样的星系重新出现在那一小块天区，我才有机会再试一次，而且要提前烧高香，祈祷那天晚上不要有云，设备不要罢工。

我太需要这些星系了。我想要观测的星系在几十亿年前曾出现过一种被称为伽马射线暴（Gamma-ray Burst, GRB）的奇异现象。天文学家的猜测是，它们来自迅速旋转的垂死大质量恒星，它的核心塌缩成黑洞，从内向外将它吞噬殆尽，并喷射出强烈的光束。那些光子横跨整个宇宙，最终抵达地球，成为我们看到的维持数秒的伽马射线。当然，宇宙中每时每刻都有恒星死去，只有少数恒星会这样壮烈地绽放余晖，没人知道为什么。我的博士论文主要建立在一个假想上，这些恒星在死亡时发生如此剧烈的爆炸，关键就隐藏在它们母星系的化学组成之中（因为正是同样的气体云和尘埃孕育了这些恒星）。昴星团是世界上少数具有这种观测能力的望远镜之一。电话那头的工程师说了，这也许是虚惊一场，如果我取消了今晚的观测，就相当于放弃研究那些星系的唯一机会，与我苦苦寻觅的关键线索失之交臂。

但是，摔碎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玻璃，对我的研究同样毫无助益。

我看了一眼操作员，她也回头看着我，两人面面相觑。我是现场唯一的天文学家，今晚我说了算。凭我二十四年的人生阅历、三年的博士学识、租车还得缴年轻驾驶员风险金的资历，今晚我注定要独挑大梁。我看了看打印出来的精心拟订的观测计划，心知昴星团每闲置一分钟，我的计划就会落后一分钟，又看了看电脑屏幕上模糊的夜空影像，它们来自一台全年无休的小型导星摄像头，是它让我们看见了望远镜此时指向的天区，让观测者不会迷失在无边的星海中。

我毅然关闭电源，重启望远镜。

观星是一种简单原始的人类活动，几乎每个人都曾抬头仰望星空。无论是在繁忙的城市街头，昂首注视被光照污染的夜空，还是在地球上某个偏远的犄角旮旯，浑然忘我地凝视着划过天边的流星，或者只是安静地站在浩瀚的苍穹之下，用心灵去感应地球大气层外的广袤宇宙，神秘美丽的星空总是叫人心驰神往。你很难找到一个不曾欣赏过星空照片的人，世上最好的望远镜拍下了无数动人心魄的太空景象，蕴藏着宇宙的无穷奥秘：群星璀璨的全天画卷、如风车般盘旋的旋涡星系、如彩虹般绚烂的气体云……

照片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比如它们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拍它们，怎么拍到的，谁又从中窥见了宇宙的奥秘。天文研究听上去是一份既浪漫又天真的工作，从事它的人如独角兽般稀有：地球上有75亿人，只有不到5万人是专业的天文学家。大多数普通人从未当面见过专业的天文学家，更不用说去了解天文学家的工作细节了。当人们思考天文学家是干什么的（其实几乎不会有人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往往会联想到自己的观星经历，然后将它放大到一种走火入魔的程度：一个夜行的怪胎，隐匿在黑暗的角落里，透过一面巨大的镜子窥视星空，身上也许披着一件白大褂，能够倒背如流地说出各种天体的名称和位置，隐忍地蛰伏在寒风凛冽的山头，耐心等待下一个重大发现的到来。电影中的少数天文学家也成为供他们参考的对象，像《超时空接触》中的朱迪·福斯特，一边戴着耳机，一边聆听外星人的信号；又或是《天地大冲撞》中的伊利亚·伍德，通过一台强大到明显不现实的家用望远镜，观测到一颗足以摧毁地球的彗星。几乎在每一部电影中，观测只是正戏之前的前奏，夜空永远是晴朗的，望远镜永远是好的，拥有主角光环的天文学家只要瞪大眼睛瞧个一两分钟，就能攥着几小段完美无缺的数据，飞奔去拯救世界。

当我宣布要以天文学为事业时，对天文学的认识其实也不过如此。我和无数专业或业余的太空发烧友拥有相似的童年，在新英格兰工业小镇的后院里仰望星空，阅读父母书架上摆放着的卡尔·萨根的书，还有一些美丽的星空图，就是那种经常被用来做科普节目背景或科学杂志封面的经典图片。后来，即使我以大一新生的身份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先声夺人地宣布自己将专攻物理，以此跨出我迈向天文事业的第一步，我对天文学家每天要干些什么仍然只有模糊的概念。之所以想要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是因为我想探索宇宙，了解星空的奥秘。除了这些笼统的描述，我从未深思过“天体物理学家”具体要做些什么，而是徜徉在各种白日梦里，或接触外星人，或揭开黑洞的神秘面纱，或发现新的恒星（到目前为止，我只实现了其中一个白日梦）。

但是，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的一个决定将会影响这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的安危；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摇摇晃晃地爬上一台望远镜的支架，打着科学的名号往镜面上粘泡沫塑料，寻思着我的雇主是否给我购买了实航试验保险，说服自己和一只跟我的头一样大的狼蛛同床共枕；也从未想过，有些天文学家会为了科研飞上平流层，长途跋涉到地球尽头的南极，勇敢地面对危险的北极熊和偷猎者，甚至为了追逐一缕珍贵的星光而丢掉性命。

我同样没想过，我将进入的领域其实和世间万物一样瞬息万变。那些我读到或想象的天文学家——裹着羊毛衫，守在寒冷的山顶，站在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望远镜后面，眯着眼看目镜，头顶上斗转星移——已经是一个濒临灭绝却在不断进步的“物种”。步入天文学家的行列后，我发现自己越发深陷宇宙之美。此外，我还意外地发现，这条道路亦将指引我探索自己的星球，在迅速变化（有些东西甚至在逐渐消失）的天文学领域，倾听那些稀有珍贵、不可思议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