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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童年经历有着不同的解读，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有时候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有些人虽然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但是却不把这视为痛苦经历，而是把它们看作自己的财富，于是会努力克服困难，以成就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的人认为：“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样的困难，改变命运，这样我们的孩子就可以被命运善待。”面对同样的境遇，另一种人认为：“生活太不公平了，其他人总是有好运，被上天眷顾。既然命运如此待我，我为何还要善意回应世界和他人？”同样，一些父母会想：“我小时候吃过太多苦，我都过来了，为什么我的孩子们不能？”还有一些人则会想：“我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那我现在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被原谅。”
上述关于生命意义的解读都是非常典型的，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关于生命意义的认知，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不会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个体心理学摒弃了决定论。经验并不是成功或失败之母。事实上，个人经验，即所谓的创伤，对于个人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决定意义的是个体赋予经验的意义。所以，经历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这完全依赖于自我决定。如果把自己的某种特定经历作为未来生活的依据或基础，那么很可能会一直受到某种错误的诱导。因为，意义并不产生于情境本身，而产生于个体赋予情境的意义。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失败源自童年时期没有形成正确的认知，他们会因为某些糟糕的童年经历而秉持着影响一生的错误信念。这其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有先天身体缺陷的、早年患病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从小经历坎坷和挫折，遭受命运的不公，那么要求他们去建立以利他和奉献为核心的生命意义，实在是太难了。除非有对他们的经历感同身受的人，给予他们关心和爱，让他们体会到来自他人的爱，他们才有可能学会去关爱他人。但事实上，很多先天有糟糕经历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因为跟周围人的比较变得消极、气馁，甚至自暴自弃，更有甚者，还会因为身边人的怜爱、同情和关注而倍感压力、自卑感骤增。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又会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对外界漠不关心，失去自我价值感，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人，应该被全世界抛弃。
我认为我是第一个研究先天身体缺陷或内分泌异常对儿童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人，这类儿童是第一种会对生命意义形成错误认知的儿童。现在这个科学分支已经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但其发展轨迹与我的设想并不相符。从一开始我就专注于探索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而并非去论证这样的先天身体缺陷导致了儿童成年后的失败。我希望人们认清一点：先天身体缺陷并不会导致人们形成错误的生活方式。没有案例表明内分泌异常会给不同的儿童造成某一种完全相同的影响。很多身体有缺陷的儿童能够超越身体带给自己的困难，战胜自己，最终重建自我价值。从这个层面来说，个体心理学并不倡导优生优育。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中不乏身体缺陷者，但是他们通过克服身体障碍，让自己成为卓越的人。他们中有很多人一生都遭受着病痛的折磨，甚至英年早逝，但是却在短暂的人生中留下了伟大的人类瑰宝。我们会发现，很多关于人类进步的新成果或新贡献都源自身体缺陷者，他们需要跟命运的不公作战，承受来自身体的磨难和外界的压力，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但是磨难锻炼了他们的意志，使得他们奋勇向前。所以，我们很难只通过外表而不是内在就评判心灵的好坏。但是，上述的例子如凤毛麟角。从古至今，大部分有先天身体缺陷的孩子都没能做出一番成就、创造出辉煌的人生。因为他们并没有获得正确的帮助和引导，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磨难对于自己的意义，在成长中会变得越发自卑、越发自我。正因如此，我们会发现，有相当多的失败者都有因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童年经历。
第二种容易对生命意义形成错误认知的孩子是被溺爱的儿童。这类儿童因为父母的溺爱，往往产生对现实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大的，自己是核心，自己的想法就是法律，别人需要无条件服从。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提供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条件，让他们感受到了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一切的快感，因而他们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对世界的错误认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比如当别人不把他们作为注意力的中心，不对他们给予优待，又或者别人不那么顾及他们的感受时，他们会体验到特别强烈的失落感和落差：他们会觉得世界欺骗了自己、背叛了自己。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有索取，没有付出，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所以除了要求和索取，他们并不懂得任何其他的处事方式和问题解决方法。对被溺爱的孩子来说，周围的人事事都随他的愿，屈从于他，把他视为掌中宝，这导致他失去了独立自主性，不懂得凡事要靠自己。他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从没有学着去珍惜、经营与他人的合作。当问题出现，他有且只有一种方法——寄希望于他人。他会幻想着如果能让别人觉得自己是独特的，那么自己就又能像小时候一样获得宠爱，这样他就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任何一切。而且他以为，只有这样，自己的处境才会改变，找回幼年的光彩。
这类儿童成年后很容易成为社会中最危险的毒瘤。他们很善于伪装自己，表现出假装的善意，甚至为了获得想要的权力或机会，他们可以尽显谄媚之色。我们知道与人合作是生存之道，可是他们不懂合作，可以说抗拒合作。在这类人中，还会出现一批反社会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本该被重视，一旦他们感受不到周围人的热情和拥趸，他们会觉得被背叛了，觉得整个社会都是自己的敌人，所有人都跟自己有仇，并试图向社会泄愤、施暴来为自己伸张正义。毫无疑问，这种处事方式会遭到社会的抵制，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这种社会的“敌意”又会被他进一步解读为自己被虐待、被不公正对待的新证据。这也就是对于反社会的人惩罚往往无效的原因。惩罚对他们来说毫无效果，反而会进一步巩固他们顽固的错误认知：所有人都与我为敌。不管被溺爱的儿童长大后成了居心叵测的人，还是反社会的人，不管是假装的善意，还是公然施暴，他们在本质上都犯了相同的错误。这类人往往是根据情境切换使用这两种方法来处事。无论采用哪一种行为，他们的本质目标是相同的。他们的行为背后都怀揣着相同的错误认知：所谓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成为王者，证明自己是至高无上的，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只要怀揣这种错误认知，他们的行为就永远是错误的。
第三种容易对生命意义形成错误认知的孩子是被忽视的儿童。这类儿童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与合作，他们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没有爱与合作的冰冷的世界。所以，他们遇到困难时，往往会过分高估事情的难度，过分低估自己应对困难的能力，更不会寄希望于他人的善意帮助。他们觉得世界是冰冷的，并在现实中反复验证这种设想。很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在正常人看来，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首先要学会帮助别人，而这在他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他们不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别人的爱。他们不相信任何人，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在一个人的成长中，给他无条件的爱胜过一切，没有什么经历能够媲美无条件的爱对一个人的影响。孩子出生后，母亲的第一要事就是让孩子信任自己，让孩子体验到生命中有值得信任的人是怎样的感受；在此基础上，母亲还要扩大孩子安全感的强度和广度，帮助孩子建立起对周围的人和事的信任，直到孩子在生存环境中建立起充足的安全感。如果母亲没能帮助孩子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信任，比如母亲自己占据了孩子的社会兴趣，让孩子只对她有兴趣、有爱，只听她的话，那么孩子在以后的成长中便很难发展起社会兴趣及对同伴的兴趣。每个人都有对他人产生兴趣的能力，但是如果这种外在兴趣没有被训练或引导，那么就很难被培养起来。
我们假设有一部分孩子是完全被忽视、被讨厌、被厌弃的儿童，如果这类儿童存在，那么他们基本上是缺乏合作意识的，喜欢独来独往，没有跟人沟通的能力，无法融入人群，忽视任何可以帮助自己与人发生联系的事物。而我们知道，孤立的个体只有一个结局：消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可以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一个孩子只要能够活过婴儿期，就一定接受了他人的关心和照顾。如果他完全被忽视，从未被关爱，一定不会活过婴儿期。因此，我们对于完全被忽视的群体不做讨论（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我们只研究那些与正常情况相比较为缺爱的人群，以及那些在某些方面被忽视的人群。总之，我们将被忽视的儿童定义为生命中从未出现过值得无条件信任的人的孩子。很多失败者在童年时是孤儿或者私生子，而当我们对这类孩子进行分类时，我们必须将其归为被忽视的儿童——这是对社会文明的极大讽刺。
上述身体先天缺陷的、被溺爱的、被忽视的这三类儿童长大后最容易对生命意义形成错误的解读。这些孩子未来必须借助他人的帮助才能纠正错误的认知模式，以形成更加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如果我们曾关注过这些孩子，对他们真正感兴趣并立志帮助他们，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一言一行中都映射着其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人的生命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一言一行中，在梦中也有所呈现。而且，梦和联想的映射作用更加显著：一个人的人格在梦中和清醒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梦中，人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不那么尖锐，比清醒时更加放松，人格受到的防御和障碍更少，因而生命价值观在梦中可以更真实地呈现出来。